1931年，国民党到了重庆，用崇山峻岭和长江三峡搭了一个戏台，台上的人唱着功名利禄，台下的人看着炮火纷飞。那时的重庆，醉生梦死的是饥饿，歌舞升平的是生死离别。人们总是弄不明白，都说戏中的故事是假的，可是为什么死亡却是真实的。陪别人演了一场好戏，到最后伤痕累累的却是自己。“陪都啊，陪都呵”。好一座黑白的围城，破落的山水画。
时间像嘉陵江的水，总是滴滴答答地流个不停，让人厌烦，而更让人厌烦的是战争。 转眼间，好多年过去， 城南的金太太已经生了三个孩子，可是战争依然还在继续。那时金太太的脸上还没有生出密密麻麻的皱纹，沟壑似的，仿佛把一张重庆的地图刻在了脸上。一张芙蓉巴掌脸，两弯柳叶眉，半点粉黛不施也依旧顾盼生辉。彻夜轰鸣的飞机，被撕裂的房屋，军队交战的枪声，还有无声的，沉寂的，无处不在的，触目可及的白色恐怖，像阴云一样笼罩在大地上。可是，金太太一点也不在乎，除非死，否则这一切跟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对她来说，女人的战场从来都只在厨房里，柴米油盐是她最紧急的战略物资，三个孩子是她必须费心“讨好”的司令长官，而丈夫每年一次的探亲则是颁给她的军功章。
金太太一直想要一个男孩，只可惜赶前儿生了三个，清一色的都是姑娘，取名叫金桂，金秀，金枝，像花儿一样，脆的。那时兵荒马乱的，家里又穷，金太太却愣是不死心，横下心来又要了一个。终于黄天不负有心人，这次金太太得了个男娃。从此这男娃成了金老太的心头肉，从小就放在心尖上疼，生怕他受了一点点委屈。生产的当天，金老太顾不上身体的疼痛，把刚得的大胖小子抱在怀里亲了又亲。
在没有军功章的日子里，金太太就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又种地又拉扯着四个孩子。战争年代什么都缺，唯一不缺的是女人的嘴。虽然平日里自己也苦惯了，但看见比自己更苦的女人，不涮上两涮总觉得是一种天大的损失。开始村里的女人看她家里没有男人都合起伙来欺负她，成群结队地总上她门前说些风凉话。但金太太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个任人欺负的文弱女子，嘴皮子转得比刀子还快，村里的女人从没在她的手下讨到过好处，反而被她骂得青一阵红一阵的。渐渐地，没人再敢乱嚼她的舌根子，反而有些畏惧地叫她一声“金嫂”。
一个女人拉扯着四个孩子长大，女人间的唇枪舌战，时隐时现的炮火，土黄色的天空以及铺天盖地的贫穷。木头听着母亲说起外婆的这些往事，只觉得是隔着遥远的时空在看一部灰白色的电视剧，剧里的人都有着自己熟悉的名字，却都长一张自己不认识的脸——时间如此虚拟地展现着真实。
就像是嘉陵江的水总有断流的一天，战争终于在四十年代末结束了。而木头在九十年代末才刚刚出生，因为算命的师傅说五行缺木，所以木头虽然是个女孩，却有了这样一个小名。而等她开始听故事一样地听起这段往事，距战争结束已经好几十年过去了。那时，她坐在堆满金色阳光的阳台，只觉得温暖来得是如此的理所当然。木头一边用嘴吧唧着冰棍，一边听着母亲充满回忆的声音从厨房里，从锅碗瓢盆的碰撞之间缥缈地传来，像在聆听一场梦境。和平拆散了山城的旧戏台，山开始只是山，水也只是水，炮火无处上演，而母亲从来也无处寻找听众。她是母亲唯一的听众。
冰棍化了，血一样的颜色，险些滴在泛黄的老照片上。她张开嘴，用力地吸进嘴里，甜的，山楂的味道。
母亲的故事很长，她做好了一生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