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庄逸事：社 戏

    去年回到故乡过春节，热闹了几十年的社戏却无疾而终，终于在一片萧索中拉上了大幕。至于最后一场演出是什么，最后的谢幕词是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中庄最早是没有社戏的。只有每年在正月才能热闹一番的社火，中庄人都叫它“耍秧歌”。父亲告诉我，中庄的秧歌在解放前就已经在四邻八乡很有名。有名的秧歌把式有孙老汉的“旦”，张家把的“丑”，黄老冠的“吼”，尕先人的蛮腰“扭一扭”。这些秧歌把式大多都已老去了，但在我的记忆里，总是不能把他们和戏曲中的生旦净丑联系起来。

    这些秧歌把式给我的记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古装戏非常时兴的时候。这一群半杆子老汉一个个又粉墨登场，再次拾起了消失多年的古装戏。孙老汉的“旦”有点恐怖，他的保留节目是折子戏“杀庙”，上了戏装的孙老汉，涂得厚厚的脂粉总是遮掩不住满脸的青胡茬，沟壑纵横的皱纹在他一颦一笑时，就像粉嘟嘟的桃子突然变成了秋天风干的梨。但安孙老汉的嗓音却没的说，站在人群围成的地场子里，不用喇叭不用麦克风，隔上一条沟一道梁也能听见他的一声：“哦（我）叫叫一声大爷啊大爷……”。张家把的丑其实就是一些插科打诨的小把戏，但那时是我们最欣赏的艺术表演。黄老冠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唱大净，因为满口的门牙已经脱落，他的道白听起来就象狗叫一样，汪汪汪的，因此我们就把他叫黄老狗。尕先人是这一群半杆子老汉中最年轻的，因为他排行最小，许多侄子都比他年龄大许多，因此小一辈都称他尕先人。尕先人入赘邻庄，后来老婆跟人跑了，就又回到了中庄，住在生产队饲养院的高房上，一杆唢呐，一根烂布腰带，过着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尕先人个子不高，但跳“高爷”，耍灯笼，扭妖婆惟妙惟肖，常常能逗的观众捧腹大笑。

    中庄的社戏开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正是革命样板戏唱红大江南北，红遍全国的时候。那时中庄有三位高中毕业生：得才、随随、右瘸子。得才识简谱，写的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随随有一口好嗓子。最令人称奇的是右瘸子，他天生就是一个残疾人——近视，瘸腿，两只手上只有不规则的几根称不上手指的肉棒棒。但他拉的一手好板胡，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正常人的手底下很难拉出的那些悠扬悦耳的曲调，而在他那残缺不全的手里，挥洒自如。三个年轻人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和指导下，陆续排出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白毛女》、《沙家浜》等大型样板戏，演出的当天，小小的社址院被围的水泄不通。那天晚上演《白毛女》，人太多，结果拥挤的人推翻了舞台后面并不牢实的围墙，压伤了一个演员，弄的演出逼迫终止了好几天。父亲和几个姐姐都唱样板戏。我记得父亲唱李玉和，大姐主演《白毛女》中的喜儿，二姐、三姐则是跑龙套的。那时我年纪尚小，因为父亲唱戏的原因，我总能被放在台上看戏。记得有一次父亲演《智取威虎山》中的坐山雕和杨子荣打斗的那场戏，我一看杨子荣那刀要砍演坐山雕的父亲，急了，赶忙哭着跑上去抱住了杨子荣的腿，哭着求他不要杀父亲，结果弄的台上台下笑声一片，三姐把我拉到后台才算完事。到现在还是中庄大人们取笑的题材。

    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岁月，我很难想象那时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精气神。每天挣几分工分，每年也就分几百斤荞麦玉米小麦洋芋混杂的口粮，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吃一顿白面馒头，碗里多出几滴油水，平常都是洋芋汤汤加二面饼子，有的人家在青黄不接时往往会断顿。可一到春节，一个庄子上的人会聚在一起架秋千，打篮球，耍秧歌，热热闹闹，玩的红头火色，脸上看不出一点菜色的影子。不象现在的春节，要么一家人聚在一起看看电视，玩玩牌。要么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的酩酊大醉。吃的好，但吃不出节日的味道，玩的多，但玩不出节日的特点。快过年了，你遇见朋友，总会抱怨说，烦啊真烦，又要过年了。

    中庄的现代戏演到七十年代末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股复古思潮又在中庄兴起。解放前，解放初的秧歌又被那些曾经的秧歌把式抬了出来。孙老汉、张家把，黄老罐和我父亲，尕先人等几个人领头组建了秧歌队。中庄的秧歌队在附近不是最早的，邻近最早的秧歌队要数麻家坪的。头一年麻家坪的秧歌队刚一出马，就被我们大队的副支书甘老汉用铁锨把在麻家坪的马壕里打了个七零八落，并且大骂：谁要搞牛鬼蛇神，他就要砸烂谁的狗头。结果落下了：“麻家坪的秧歌不听话，甘支书一顿铁锨把”的顺口溜。但第二年各个庄子上的秧歌队如雨后春笋一般，以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头发展起来，听人说公社的领导给甘支书谈了话，甘支书回来逢人就说：难道世道要变了？

    中庄的秧歌一般在正月初七、八出马，正月十七、八“歇降”。一个秧歌队一般由两个“高爷”（一种纸糊的大灯笼，下边有一根长柄）十二把灯笼，一面大鼓，一只舞狮，一条彩船和若干个“面壳子”（带着面具的演员）组成。一个秧歌队一般由一个大头人，两个副头人和几个小头人组成领导机构。秧歌上马的当晚，先要祭拜当地的山神土地，在本庄进行一些祭祀活动。第二天晚上才按照老辈人留下的规矩，正式出马。秧歌出马走神路，要求极其严格，行走路线和时间都按规定去做。不然会起冲突，甚至会酿成群殴事件。听父亲讲，这种事件在解放前时常发生。秧歌队每到一个村子，提着煤油灯的大头人先要和对方接秧歌的人焚香点烛，磕头祭拜，然后秧歌对才能进入人家庄院。进入院子后先要“演大旗”，在快节奏的鼓点中，旗手，高爷手，和其他人等围者院子跑几圈，然后面对着厅房大声地唱一些赞颂之词。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几个男人会晒葫芦破嗓子的吼：“这座庄子四四方，四股子银水往进淌，金盆养鱼的好地方”。演罢大旗，基本的礼仪活动就算告以结束。这时大头人和两个副头人就可以坐在人家的厅房炕上，吆五喝六地划拳喝酒了，而小头人才要开始组织演出。演出的节目年年雷同，无外乎就是“怕老婆顶灯”、“两亲家打架”、“下四川”、“织手巾”、“戏秋千”之类的秧歌小曲和一些“杀庙”、“放饭”之类的秦腔折子戏。戏曲表演完之后，便是“打狮子”，“跑旱船”。这个时候东家会端上一大盆子表面盖着几片肥猪肉的洋芋菜，到了所谓的“锣鼓一响，洋芋菜开抢”时候。这时候耍高爷的，搭灯笼的，扭面壳子的，还有唱曲子拉板胡敲锣打鼓跑龙套的会聚在一起，一人一双筷子，风卷残云般地消灭完一盆子菜，条件好点的人家还会给每人敬两盅酒，发一枝烟。吃完菜，秧歌也耍到了最高潮：烧狮子的时候。不是每个庄上都能烧的起狮子，只有那些条件好，在外面当工人干部多的庄子才能买的起烟花。中庄的秧歌队带着自己的烟花，在解放前上过陇西师范，当过保长的我们本家四爷专门是造烟花的高手，他用自己造的土火药，加入一些废铜，烂铁沫子，再用废书纸卷一个厚厚的筒子，两边塞上红泥，半尺多长，燃放的时间长，火焰猛，色彩艳丽。我记得那时四爷每晚出发总要担两小筐自己做的烟花，演出回来也就所剩无几。中庄的烧狮子，是把烟花对着狮子猛喷，有时十几管烟花一起喷射，不到半分钟的时间，舞狮用大麻做的狮毛就会被烧焦。因此中庄的秧歌队在出庄前，总要给狮毛淋点水。如果是去那些特别大且富裕的庄子，舞狮子的人就事先要在水里泡一泡狮身，免得被当场烧起火来。这个时候也是两个庄子较劲的时候，舞狮头的要眼齐手快，尽量躲闪不要让烟火喷到狮身，有时还会用狮头去撞持烟火的人的手，不让烟火靠近自己。等到烟火放完了，如果狮子完好无损，耍秧歌的一方就占了上风，如果狮子被烧焦或烧出几个洞，接秧歌的一方就获胜了。如果两个庄子以前有一些芥蒂，烧狮子会点燃两个庄子的战火，两个庄子上的拳棍手会乘机一显身手，但也只是点到为止，很少有流血事件的发生。最后由两个庄上的大头人出面，互相说些谦虚的话，恭维一番对方，然后哈哈大笑，握手言和。最后秧歌队重新列队，还是由几个男人领头塞葫芦破嗓子的吼一番：“初八十八二十八，多谢亲戚的好香茶，初九十九二十九，亲戚缓者我们走”。一出庄，锣不敲，鼓不响，各人拿着自己的家什，一溜烟的跑回庄了。这时往往会到午夜时分。

    在我记忆里，中庄的社戏秧歌总是和一些神秘的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即使在文革十年中，中庄人不论是在唱样板戏，耍文明秧歌的时候，庄子上最老的一些老人都会在晚上跑到被拆毁的山神土地庙址上，偷偷的焚香点烛，祷告上苍能够保佑全庄人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时侯即使我们看到了，不能理解，回家告诉父母，他们都会告戒我们一番：不许多言多语，不许告诉外庄人。现在想想，那是一件多么正常的事呀。它不过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一种虔诚崇拜，对上苍的一种敬畏乞求，更是在那些艰苦岁月里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待。

    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农业社，大队，公社都成了历史名词，随着包产到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吃不饱，穿不暖已经成为中庄的往事。不少中庄的农民外出搞副业，赚外快，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娱乐活动也随着发生了变化。走庄串乡的秧歌队已经不适应中庄人的生活节奏。几个在省诚打工的中庄人看了几场城里人演的秦腔后，回来就着手组建自己的秦剧团。那时安老汉还是庄上的队长，和庄上其他一些人一合计，卖掉了原来生产队的大仓库和饲养院，换回了剧团最初的一些戏装和道具，乐器。又发动全庄的人在原来饲养院的地址上建起了一座土木结构的戏楼。当年又请了邻村的张老海担任导演，在原来秧歌队的基础上，排练了几出秦腔折子戏。孙老汉、张家把、黄老灌、尕先人都一一亮了相。但演出却没有人们期待中的效果，孙老汉虽然嗓音不错，但扮相却吓人，正是人们说的后面看，还喜人，前面看，气死人。张家把的丑也因程式老调，再也吊不起人们的胃口。最可笑的黄老灌，演《二进宫》中的徐彦昭，出台一个亮相，一声“尔嗨”还未出口，竟被蟒袍绊倒在舞台上爬不起来，被人从台上抬了下去。最年轻的尕先人因为喝酒喝坏了嗓子，一句也吼不出来了。老一辈的中庄秧歌把势从此告别了舞台。第二年，张老海从年轻的姑娘媳妇小伙子中挑了一大批人加强演员队伍，让原来的老演员当了顾问，中庄的社戏从此面貌焕然一新。每年都有新戏排出，名声也越来越大。每年正月不但要在自己的庄上，还有一些庄子慕名邀请去演出。原来中庄的小伙子娶媳妇难，当了演员后，一些庄子上的姑娘倒掺着缠上了小伙子。中庄社戏最高的荣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县春节文艺调演，中庄的剧团代表镇上夺得了一等奖，这让中庄人自豪和津津乐道了好久。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也特别喜欢秦腔，就是没有一副好嗓子，只好给剧团做些下手活，诸如画一副舞台的背景，制作一些刀枪剑戟之类道具，帮演员对对台词。但也乐此不疲。

    本世纪初，中庄社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首先是一些姑娘嫁到了外地，而更年轻的又不愿意学秦腔。其次是原来的一些男演员有的成了包工头，有的成了尕老板，三天年过不完，就匆匆的赶往外地，致使许多本戏不能演出。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家家户户都有了大彩电，卫星锅，一到冬天，都围在暖洋洋的房子里看电视，再也不愿站在土台子下面受冻当观众了。没有了观众，中庄的社戏自然就走到了尽头。

    尕先人现在住在戏楼旁的化装室里，前一段时间去乡下，看见他坐在戏台子底下晒暖暖，便走过去和他聊起了天。尕先人吸着我给他点着的烟卷，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了以往的一丝神采，嘴里喃喃自语地说着那些成芝麻烂谷子的事。而隔壁大林家的院里传来了铿锵有力的摇滚乐曲和不知谁声嘶力竭的卡拉ＯＫ声，干扰的尕先人说什么，我连一句也没有听懂。

    中庄的社戏，总是加杂着些许贫困和成旧的影子，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