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汉御史大夫晁错，伏诛，腰斩于汉长安东市，这位以汉景帝授业师傅资历而出任三公的能臣，竟因袁昂一言、汉景帝一念而至此，着朝服被腰斩于市，以此方式，结束了他的一生，也结束了他在大汉政治中枢的革命生涯，晁错之死，其情可悯，其祸可怜，更多的则是急功好利，喜好功名的咎由自取。
西汉文帝时年，吴王刘濞率子刘贤前往长安朝觐，岂料飞来横祸，时为太子的汉景帝刘启为棋局之争失手将吴王太子杀死，历来史家认为这是吴王与中央政府交恶的开端，即就是说，七国之乱，祸萌于此，那至于吴王刘濞到底因何而反，我们不做专门论述，只求拨开历史迷雾，将历史卷轴回溯到两千年前，顺着历史的脉络，能够拂去这副巨大卷轴上的尘土，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晁错之死”。
此前一年，也就是汉景帝二年，晁错上书言事，言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这也就是著名的《削藩策》，景帝对此听之、信之、任之，而群臣皆因晁错受宠之故，除窦婴外竟鲜有反对者。于是，削藩开始。
晁错父亲得此消息竟自尽而死，称为了避免牢狱之灾祸。我们常说：知子莫若父。晁错父亲这样做，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那就让我们顺着这个线索，从晁错身上找出晁错之死的原因。
晁错既已知：“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这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远见，因为在此之前，贾谊等人皆有削藩之议（《治安策》），此后又有主父偃的《推恩令》，这都足以佐证，削藩是大势所趋，那晁错究竟错在了哪里？
晁错错就错在他看到了削藩与造反的因果关系，却未能未雨绸缪，提出应对反叛之策，虑事不周。七国之乱既起，晁错左右忙乱，征调兵卒，筹措粮草，却未有奇效，但这足见他的忠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一个致命昏招，让景帝御驾亲征，自己镇守京师长安，这无异于置景帝于将死之地。自己将祸乱挑起，现在却选择了安稳的大后方，让景帝只身上前，“遣天子，以其至危”由此观之，这绝不是深思熟虑之策，必是临阵慌乱，口不择言，惧不择法，这样一来，晁错在景帝心中那种师傅之于学生的厚实依靠之感全无，代之以皇帝之于宠臣的猜忌，这是晁错失宠于景帝，此其一也。
晁错在此后又抛出了第二个昏招，导致政策反复不定，失信于同僚朝臣。在此之前，已经削去的县或郡，在这个时候他却提出退还回去，而且加倍归还，这无疑于向叛军示弱，助长叛军气焰，置政令划一，一以贯之于不顾，置天子言重九鼎于不顾，置朝臣信任于不顾。如此一来，饶是之前支持晁错的人，也走到了他的反对面，支持者越来越少，反对者越来越多，我认为，这并不是简单的政见之争，乃是由于晁错自己的反复无常所导致的失信。此其二也。
结合这两点而言，晁错父亲于自己儿子的看法应当是没有错的，喜好功名，急功近利，却又失谋失断，昏招频出，最终身首异处。
这些都是我们从晁错角度来分析的结果，那决定晁错死的是汉景帝，所以，有必要了解一下，景帝在晁错之死整个过程的所作所为，也顺带了解一下景帝其人。
景帝年少时与吴太子争弈，竟失手妄杀吴太子，这与历史上的少年老成的皇帝形成鲜明对比，最明显的是与他的父亲汉文帝。文帝进京继承帝位，步步为营，最终大权在握。从这一点上来看，景帝或许与汉废帝刘贺有些许神似。冲动、激情代替了少年老成。
偏听偏信，虑事不周。在此之前，贾谊的《治安策》也已经提到了王国问题，但汉文帝一个“不尽听”的态度，单凭一个“拖”字诀
将贾谊与晁错之议“视若无物”。而景帝在晁错上书之后未做万全打算，便匆匆下令削藩，晁错固然失谋，可景帝也失于决策，这绝非人主所为。臣下献议，主上决断，应当说在削藩这个问题上，景帝并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而最终以“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下诏议杀晁错。
言及于此，我们顺便提到袁昂，究其政治贡献，政见错对，我们不做讨论，单就凭借国家危难，谋杀政敌这一项，我想对于袁昂为人的评价自不会太高。
最后，就让我们以一个下定义的方式结束对晁错之死的讨论吧！“晁错之死是一个由晁错自身急功好利，喜好功名所引起的，被政敌袁昂所利用，被汉景帝作为政治牺牲品的一个咎由自取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