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选自邓晓芒老师在其著作《从寻根到漂泊》中谈论「人的坚强与软弱」一节（原发表于《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11月2日），慧田君刊载此文仅用做学习交流分享，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经典哲学公号「zhexue-ht」。
我之所以对别尔嘉耶夫感到兴趣，仅仅是因为曾读到过一篇介绍文章，其中谈到他的这个观点：如果你没有信仰，那么你就得自己去寻求。这与我自己曾表述过的思想不谋而合：
信仰，或人生的信仰，不是现成的（凡现成的都是不可靠的，甚至是虚假的），而是每个人在自己的思考和探索中逐步建立起来的；
如果你感到生活没有意义，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使它有意义；
但更糟的是，如果你从未感到过生活的无意义，那你就根本不会想到为它去寻求意义，或赋予它以自己的意义，就注定会毫无意义地过一辈子了。
我理解，这种人生意义的寻求本身，就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由。
近读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深为其中的真知灼见所激动，但同时也有某种失望。
我虽不能说，他所想到了的我都已经想到了，但至少，我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似乎他也同样未能解决。
别尔嘉耶夫对“个体人格”的分析，特别是对其个体性与共相(具体共相)的关系的分析，真是十分精彩。
现代思想(更不用说“后现代”了)从某方面说越来越肤浅化(虽然越来越“精密”)，已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从柏拉图经过库萨的尼古拉、波墨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真理。
人们从常识或自然意识的立场将共相看，作许多个体的“集合”或“共同点”，把个人看作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反过来把自然、社会、宇宙都看作是“个体人格的一个部分”，也就是看作一个人形成和创造自己个体人格的“材料”。
这只能表明他们作为个人对于他们被抛入其中的这个周围世界已经失去了创造力，即丧失了个体人格。
别尔嘉耶夫则极大地强调了个体人格的这种独立性和创造性：
“个体人格不是部分，不能把它作为任何整体的部分，哪怕这个整体恢弘无比，是整个世界，个体人格也绝非它的部分”，“个体人格是存在于个别的不可重复的形式中的共相”。
它是“例外，任何法则都不可能统摄它。一切种族的和遗传的特征，仅仅是个体人格创造积极性的材料而已”，所以“集体的个人人格”是一个“矛盾的概念”。
他特意将个体人格和天才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天才性，天才是不分等级的，而是有无限差异的、各自独立的，但又是渴望沟通的，“人格主义也许仅仅是有关可沟通性的理论”。
但这种沟通又决不以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为代价，决不能把自己完全抛出去(“奉献”出去)，使之“客体化”或“异化”：
“那种为克服主观性，则把共相的观念进行客体化和实体化的做法，是盲人导路，绝非真正意义上的超越”。
换言之，如果有人为一个外在的共相(共同体)而牺牲，却不为自己人格中的内在共相而牺牲，他就把真正的共相本身牺牲掉了。
历代“愚忠”的牺牲者就是这样，他们的一切崇高的理想到头来只是某个政治野心家手中的临时工具。
别尔嘉耶夫最后将他的人格主义归结到自由：“个体人格的个性指独立性、凝聚性、自由”，“自由不应是人的权利的宣言，应是人的责任的宣言”。
但自由必定带来痛苦。“个体人格就是痛苦”，“人世间的痛苦即个体人格的生成”。人类之所以甘受奴役而不能忍受自由，正因为这自由使人苦恼，它是黑格尔所谓的“不幸的意识”。
但正是在对这一点的分析上，暴露了别尔嘉耶夫在对自由的理解上尚有不彻底的一面。
他没有看出(至少没有强调)，自由所带来的痛苦不仅在于周围环境的压迫，而且在于自由本身的悖论。别氏到处发现悖论(Paradox，中文译为“悖异”)，强调“人是矛盾的生存”，但惟独拒绝承认自由和个体人格本身存在着悖论。
在他那里，个体人格是人生的“一个光灿灿的方向”，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而“自由人仅仅在于能拒斥自己良心和意识的异化和外化”。对此我深表怀疑。
黑格尔早已指出，外化和异化正是自由本身得以实现的条件，没有外化和异化，自由只能是一句空话，一个美好的梦。
当然，外化和异化(慧田哲学注：正是客体化和实体化)必然带来痛苦、奴役和不自由，这正是自由本身的悖论所在；但也正是这种自由的异化所带来的不自由，使得自由的历程不能停步，不能驻足于某一种生存状态，而要拼命地继续挣扎前行，去打破自由本身造成的枷锁而争取新的自由。
所以在黑格尔那里，「自由人即使在和周围环境作战，实质上也是在和自己作战，和自己的自由的悖论作战」。
正是自由的这种自相矛盾性，作为内在的痛苦和动力，迫使人把自己的自由一步步提高到更高的水平，而逐渐展示出自由的更深刻、更丰富的全部内涵来。这就是黑格尔对自由的“历史主义”的理解。
从这种眼光来看，“自由人”并不在于能“拒斥”异化，而正是在于能勇敢地投身于异化，同时又积极地在异化中寻求克服异化的道路。
这条路决不是“光灿灿的”，而是黑暗中的摸索，充满血污和罪孽，是黑格尔所谓的“绝望之路”和“怀疑之路”；在其中，一切发生的都不是真正愿意的，只有那个自我超越的形式才是他所愿意的。
只有这样理解，别氏的这句话才有了着落：“人是提升自己和超越自己的生存。人的个体人格的实现即不断地超越”，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大言自己的个体人格已经完成。”
然而，个体人格的这一悲剧性的悖论，究竟是证明了人的坚强，还是证明了人的软弱呢？看来别氏的结论是后者，因为他从中引出了一个“上帝”(虽然是特殊意义上的上帝)：
“个体人格的特性即在于它自身不能自足，不能自身实现自身，它的生存一定需要‘他者’。”
人在奋斗中发现自己的有限性，陷入痛苦和矛盾，这的确是人的命运；但为什么因此就一定需要一个“他者”来帮助拯救，这始终是我的一个疑问。
明明是人在自我超越中创造和发现了超个体的价值，怎么会一变而为：“如果没有超个体价值，没有生命的神性颠峰——上帝，个体人格便不能走出自身，不能实现自身的全部生命”？
人的自由的“黑色的”悖论又怎么会一变而为人在上帝面前的这一“光灿灿的”悖论：“人就是既自由又依赖的生存”？这一转化怎么转过来的？
对此，别尔嘉耶夫始终不肯明说，在他看来这正是人性最大的谜，是不能用理性、概念和哲学说清楚的，只能诉之于个人神秘的“精神体认之真理”。
但这就等于说：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