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7年春节，在一个狱友的饭局上，我认识了李登峰。他给我们讲了自己在狱中的经历。
14年前，李登峰因为强奸罪被判处了8年有期徒刑。
作为一个因“花案”入监服刑的犯人，李登峰早已预料到自己的狱中处境会十分艰难，不过他必须为自己肆意发泄欲望的错误付出代价。
李登峰狱中故事的精彩之处，并不在于他作为一个“花案”犯人所经历的黑暗面，而是在于他在通过自己的智慧摆脱糟糕境遇的同时，还得以在出狱后，履行了自身附带的民事赔偿。
为自己的罪过，尽力做了一次赎还。
1
2003年，32岁的李登峰在家乡滨海的保健品生意彻底失败，一个做假酒买卖的表舅给他介绍了一笔生意。
那一年4月，李登峰来到宿迁洋河酒厂的附近，准备收购一批酒瓶和包装盒，只要这批酒瓶和包装盒能准时送达滨海，当时他身上高达6位数字的债务就会得到缓解。
李登峰原本计划在宿迁停留四天。完成收购的前一晚，他的脑中产生了一个急遽而又危险的念头。他已经连续几日对那些夜归的下班厂妹心怀觊觎了，心里盘算着，如何在返回家乡的前一天去酒厂门口“耍个乐子”。
促成李登峰去实践这个危险念头的原因，除了身体里潮涌般的欲望，还有一小瓶55度的二锅头。
那一晚，他就蹲守在酒厂西边的围墙处，把一个骑电动车下夜班的女工扑倒在草丛里。在昏暗的路灯下，李登峰快速在女工身上发泄完欲望后，才发现女工的后脑勺磕破了一个大洞。
他在逃离现场时，打了120急救。
案发后的第二天，在车站准备返乡的李登峰被警察当场抓获。警察告诉他，女孩脑部受了重伤，急等着做手术的钱。李登峰极其后悔，他也想过任何可以赎罪的方式，但是对于当时正背负着巨额债务的他来说，没有比筹钱更难的事情了。
很快，投入看守所之后，李登峰就根本来不及忏悔了。
看守所恶劣的境遇至今仍旧像噩梦一般缠绕着他。即使他早已做好了吃苦受难的心理预设，但真正身临其境的时候，还是频频崩溃。
李登峰所在号房的号长尤其喜欢折腾犯“花案”进来的新人。李登峰进入号房的第一天，号长便丢给他一条破旧霉变的被褥，指挥他就地还原案发当时的具体细节。
身处如此境地，李登峰百般隐忍，也只能选择满足犯人们各种无理而又淫邪的意愿。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3周，直到李登峰家属为其聘请的律师入所来看他，才开始有所改观。
2
在一个平常而又麻木的礼拜三，李登峰在号房里干着一堆没完没了的手工活。号房那扇笨重的铁门被外牢拨开了探视孔上的隔板，一个粗哑的声调朝号子里喊道：“李登峰，律师会见。”
李登峰准备去会见律师的时候，号长叮嘱他：“老淫棍，记得跟律师讨几根香烟带进来。”
按照监规，号房内是不被允许抽烟的，但是号长和死囚通常可以享有抽烟的特权。不过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烟源，往往只能去办公室汇报思想的时候，从管教那里讨要几根。
李登峰到了会见室，一见面便开口向律师要烟。律师掏出一根香烟正要递给他，李登峰伸手将大半包香烟全部夺了过来。
律师入监与李登峰晤面，并不能够对辩护起到实质性的帮助，更多的时候，仅仅是帮助家属与犯人之间传声。因此，律师对于李登峰抢烟的行为并没有计较。
李登峰将香烟藏在自己的袜口处，回到号房后，给了号长两根。在夜间就寝的时候，他找到一个肥皂盒，将剩余的香烟放入盒内，藏在了大通铺的号洞内。
藏烟的想法是李登峰在会见律师的时候突然跳出来的，他在号房里待了20天，发现除了号长之外，死囚同样有着不可侵犯的“威严”。而且，死囚和号长在平日的相处之中，有一些显而易见的矛盾。
李登峰并不清楚两人之间矛盾的准确由来。但他明白，要想在号房里不受欺辱，就必须找一个靠山。他将大部分香烟藏起来，想用来巴结死囚，好让他以后在号房内为自己撑腰。
每个夜晚的降临对于身处苦海之中的囚徒而言，无疑都是短暂憩靠的泊湾。但对于死囚来说，这些宁静的深夜则成为了他最沉重和苦熬的时刻。
李登峰通过几个值夜的机会，摸清楚了死囚就寝时的习惯，死囚眼睛中那些辗转难眠的忧虑，自然也被他敏锐地观察到了。
在一个其他人都熟睡的夜晚，李登峰通等到死囚去如厕的时机，悄无声息地递给他一支烟。
此后连续三天，死囚都能深夜的厕坑里，抽到李登峰递给他的香烟。这个过程中，他们之间没有产生过任何言语和眼神交流。
李登峰当然担忧过，如果死囚不是他预料的那种知恩图报的人，那么一旦私自藏烟的事情被号长得知，他将被拖入更加糟糕的境地。
但李登峰甘愿冒险，因为他在号房里所受的屈辱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3
日子看起来依旧毫无转机，又捱到了一个周末。
周末是令李登峰倍感恐惧的时候。没有劳动任务的当天，犯人们会将所有无聊和烦闷催生的恶意都发泄在他的身上。此前的几个周末，他已经经历过号房里几乎所有可怕的游戏，比如打连环炮、挺举湿毛巾等等。
对于李登峰来说，这似乎依然是一个避免不了要受尽屈辱和折磨的周末。
在吃过一顿寡淡的晚餐之后，他被号长要求模拟五种女人叫床的声音，并且要精准的扮演出这五种女人的姿态和表情。
和往常一样，整个过程会持续很长时间，好像顽童对待一只青蛙，会费尽想象，使尽所有蹂躏的手段。
“老李，我铁链上的布条松了，你来帮忙弄一下。”在众人的起哄中，死囚突然冒出来一句话。
死囚背靠在铺板西边的被褥旁，他很少在号房说话，这个粗厚却又不失礼貌的话音，令号房里所有的犯人都怔愣住了。这个解救李登峰的信号很有力量，一点儿也不模糊。
李登峰迅速走出了犯人们的包围圈，他像押宝得胜的赌徒一样，庆幸中混杂着余悸。
但是，这种微弱的转机并没有真正解决李登峰在号房里的困境。很快，多疑的号长便掌握了他用香烟讨好死囚的事情。
在一个去放风场晾晒衣物的早晨，李登峰被三个犯人围住，他们用肘部击打他的肾脏部位，导致他连续几天站不直腰身。
李登峰明白这是号长给他的警告，但是事情的发展已经将他推向了无路可退的地步。
过了两天，在卫生大扫除的时候，他将藏在号洞里半盒香烟取出来，故意放在一个容易被发现的位置。清扫地面的犯人很快发现了这半盒香烟，赶忙拿着它去号长面前邀功。李登峰私下里告诉死囚：“号长收下的那半包烟本来是为你准备的。”
死囚和号长的矛盾由此一触即发，当天夜晚，死囚摸到号长的床铺边，用铁链砸破了号长的脑门。号长被送往医院缝针，自此调离了这个号房。从此，李登峰终于在号房里得到了一般犯人该有的待遇。
看守所经历的这一切，仅仅是李登峰身处困境之中的自救，一种冒险后的侥幸。但是，这段难忘的经历却彻底改变了他的服刑观，使他在后面的牢狱生活之中，坚持千方百计去囤积那些狱中的稀缺物资。
四个月之后，李登峰的案子开庭。
庭审现场受害人的家属几次想要冲上前袭击他，从家属们愤怒的吵骂中，李登峰隐约知道那个被自己侵害的女孩受伤严重。
最后陈诉阶段，李登峰向受害者家属下跪，并且承诺一定会竭尽全力在出狱后赔偿受害人。但对方并不接受道歉，并认为他这么做是为了博取法官的轻判，是在耍心机。案件最后宣判，李登峰因强奸致人重伤，被判入狱8年，附带民事赔偿15万。
4
领到了刑事判决书，李登峰即将被投送至监狱服刑。
想到又要置身在一个新的环境，他非常害怕初入看守所的那些遭遇又将重演，为此担忧了很久。
离开看守所的当天清晨，管教将需要投改监狱的犯人从号房里喊了出来，发给他们两个水煮鸡蛋，当作离所时的早餐。
捂着两个温热的水煮蛋，李登峰并没有用它们一饱口福，而是将鸡蛋悄悄地塞进了裤兜。他对牢狱之中所有得之不易的东西，都养成了谨慎处理的习惯。
然而，到达监狱之后，两个鸡蛋很快就在入监搜身的时候被当场没收。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境地，想依靠两个鸡蛋打开局面的动机，让李登峰自感可笑而又荒诞。不过，他脑子里已经不受控制般生出来一种“蓄存稀缺物资”的意识。
监狱里强奸犯很多，李登峰不用担心看守所那样针对性的整人和欺凌。但是，作为一个并不讨喜的新犯，他每天的服刑生活依然非常糟糕。
入监后，监舍组长给李登峰安排了双份的小组任务，他既要负责对监舍里那个结满尿垢的厕所完成每日的清洁，又必须在赶在饭点将20公斤的饭菜准时送达监舍，而后监舍30个犯人的餐盒也必须交由他负责清洗。
在严苛的劳动改造之余，这些重活施加在任何一个犯人的身上，无疑是一种恶运。但李登峰很快意识到，运送饭菜和清洗饭盒这两个苦差事里，蕴藏着“商机”。
监舍内关押着不同省份的犯人，由于区域性饮食习惯的差异，有些犯人嗜辣，有些犯人则常常将辣椒弃之不食。
监狱中午的伙食是一天之中油水最多的，菜桶里面往往还会撒上一圈干辣椒。于是，李登峰趁着运送饭菜之机，每次都用牙膏盒偷偷装满一盒干辣椒。那些口味嗜辣的新犯们开始向李登峰示好，其中一个湖南籍的犯人甚至愿意用一双崭新的运动鞋，与李登峰交换一周的干辣椒。
前两年的改造之中，李登峰凭借干辣椒做成了很多交易。他的狱内“生意”至此开始有了雏形。
5
那时候，李登峰所在的监区是服装生产加工的模范单位。当然，模范单位是备受犯人们厌恶的，因为那意味着需要承受更加繁重的劳动任务。
李登峰先前的改造岗位是给牛仔裤上口袋，每天要集中精力干满12个小时，才能换来每月8分的改造奖励。两年辛苦的改造后，他拿满了180分，获得了一年半的减刑奖励。
减刑裁定到手之后，李登峰计算了一下：当时自己的余刑还剩下4年多，而下一次的减刑机会要等到3年之后。3年之内拿满再次减刑的分数绰绰有余，因此，他没必要再待在那么高强度的劳动岗位了。
在和监区所有的老犯混熟之后，李登峰将自己囤积的一大半物资送给了线长，换来一个轻松的“雅活”——订标。
生产加工服装的工序中，每件衣服都需要订上品牌标、尺码标和水洗标。这道工序无需任何精湛的缝纫技术，只需要用电动缝纫机跑上一条短短的直线，将标牌缝牢在衣服上便可。
李登峰很快掌握了这个小技能，每天的劳动任务也只要6个小时便可以轻松完成。剩余的时间他也没有浪费，开始承接一些“私活”。
监狱里实行计分考核制度，每个犯人必须完成相应的劳动任务才能获得减刑、假释的机会，以及常规的囚犯待遇。有些手脚不利索的犯人，便会带着香烟、方便面之类的物品来找李登峰帮忙。
当时，李登峰承接私活的报价是：每小时5根香烟或者一包方便面。
每个月，犯人们都可以按照自身的狱内处遇获得购物的机会，处遇分成三个档次：严管级别（入监不足半年的新犯，违规违纪的顽危犯人）、普管级别和宽管级别。严管级别的犯人只能在每个月的购物日买到50元的生活物品，无食品，无香烟；普管级别的犯人可以每月购物100元，除了狱内被禁止使用或者食用的物品，可以自由选择购物。每月香烟限购5包；宽管级别的犯人每月购物200元，香烟限购10包。
即便按照宽管犯人的购物标准，犯人们每个月对于食品和香烟的需求也是不够的，因为监狱发放的公用物资十分有限，且饮食极其寡淡。因此，极其稀缺的香烟和方便面成了监狱里的硬通货，高频率地用作狱内的各种交易之中。
在承接了一段时间的私活之后，李登峰成了整个监区最“富裕”的人。不过，作为一个地位不高的犯人，独自享用这些“奢侈品”的危险显而易见。他在监区的过度活跃很快引起了一个大佬犯人的恶感，作为一个犯罪背景卑劣的犯人，大佬当然不会允许李登峰分走这里的一席之地。
当时，狱内的斗殴行为都会受到狱警严厉的处罚，所以这些危险，李登峰并没有及时预料到，他正忙着利用改造岗位的便利，狂热地和犯人们进行着交易。
就在一个集体沐浴日的傍晚，李登峰在监狱的浴室里被一群赤身裸体的犯人围住。他们在浓烈的水雾中将他高高抬起，让他在浴池中经历了一场水刑，还忍受了这些犯人们用小便赐予他的淋浴。
在浴池备受受辱的那一刻，李登峰突然意识到看守所和监狱之间的区别：监狱里拉帮结伙，帮派众多，老大众多，机会也多；看守所则显得非常狭隘，机会和危险往往都来自个人的统治。
他这才明白，光靠拉拢了一个线长，并不能够让自己在狱中立足。
6
从浴室回到监舍，李登峰将手上囤积的物资分出两份，第一份送给了犯医。
犯医本来并不在李登峰“贿赂”的名单之内，但是当他看见监区那些脾气暴躁的犯人为了领用一支开塞露而谄媚犯医的时候，他便觉得拉拢那个因为职务侵占罪获刑2年的犯医很有必要。
犯医每周可以在狱内医院领到10支开塞露，李登峰会从犯医那里拿走一半。监区里重度便秘的犯人远远多于10个，狱中如厕的时间又必须在5分钟以内，所以开塞露成了那些犯人的救命稻草。
以往能够从犯医那里得到开塞露的犯人，都是监区里几个脾性强悍的——显而易见，狱中的生存规则基本不会让懦弱的人有获得稀缺物资的机会。
李登峰手上囤有开塞露的消息很快在监区扩散出来，有需求的犯人们纷纷前来和他做交易。但是李登峰并没有打算做这五支开塞露的生意。他“看中”了两个安徽籍的暴力犯，一个因为聚众斗殴被判6年，另一个因为故意伤害获刑4年，两个年轻人都是李登峰的老乡。
李登峰将开塞露无偿赠予他们，并且和他们分享了自己囤积的部分物资，两人随即成了李登峰最可靠的狱内保镖。
当然，李登峰也可以不用绕这么大的圈子为自己寻求庇护，但是如果他的手头没有任何值得那些犯人们心动的东西，他的收买行为必定会效果不佳。
于是，第二份物资，李登峰送给了监区一个小帮派的老大——薛平山。
薛平山因犯非法拘禁罪、窝藏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窃罪服刑16年，在外面是一个扒窃集团的老大。和他一同被捕的，还有一大批专门从事扒窃的聋哑人，这些犯人分布在监狱的各个监区内。
薛平山管理同伙很有一套，监狱的每个监区平均分布了4到5名聋哑犯人，这些人都将薛平山视为老大。薛平山的小帮派主要是抱团自保，平日并不参与其他帮派的纷争之中。李登峰拉拢他的目的是看重了他在全监的关系网，这是整个监区任何一个大佬级犯人都不具备的。
和薛平山确立合作关系之后，李登峰开始在全监狱的范围内倒卖物资。
监狱分成两个劳务总厂，狱内简称东厂、西厂。东西两厂每月提供的购物清单各不相同，有时候东厂的犯人可以买到方便面，西厂却只能买到饼干和桃酥；有时，西厂提供10块钱一包的娇子，东厂却只能买到5元一包的红梅。
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因为提供监狱商品的公司有两家，都是靠招标承揽狱内生意的。一家负责东厂，另一家负责西厂，每月提供给犯人们的商品供应单完全不同。
薛平山在东西两厂都有自己帮派的犯人，他们利用一切狱内活动的机会，帮助李登峰倒腾物资。比如，在监狱的集体扫盲课上，委托参加扫盲教育的犯人传递物品；在每个警示教育、减刑假释的大会上找机会交换物资；在每天倒垃圾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封存完好的物品放入李登峰所在监区的垃圾桶内……
犯人们总是倾向于获得那些买不到的东西，东厂的犯人对西厂的商品格外狂热和追捧，西厂的犯人同样对东厂的东西满怀觊觎。
在薛平山的帮助下，李登峰建立了一条东西两厂物资交换的隐秘通道，在交换的过程中，他也会扣下部分物资作为酬劳。
监区里其他帮派的大佬也会来找李登峰交换东西。
很快，那位在浴池欺辱过李登峰的大佬，居然也在某天托人来找李登峰，希望可以用十包方便面去和西厂换两瓶老干妈。李登峰显得非常大度，不仅很快帮他完成了物资的交换，并且还拒绝收取酬劳。
这个大佬从此和李登峰结成密友，李登峰的狱内黑市由此越做越大。
这位“花案”犯因此跻身了大佬的位置。
7
2006年，监狱出台了一个规定：各个监房设立小夜岗制度。
这无疑是一个令犯人们崩溃的制度，因为监狱里的睡眠时间非常宝贵，每个犯人却还要轮值夜岗。在所有犯人为此抱怨的时候，李登峰又一次嗅出了其中的商机，他开始做起“中介服务”。
监狱的值岗规定是每晚3个班次，每个班次2个小时，整个值岗时长是午夜12点到凌晨6点。监舍里的犯人每3天轮到一个班次。
李登峰开始寻找入监狱不足半年的新犯，专门从事替代值岗的服务，刚开始，他并不收取任何中介酬劳。凭借着在监狱里已经形成的庞大黑市网络，李登峰的“中介服务”很快辐射了全监。
他还收罗了监狱内所有犯人们热追的书籍和杂志，专门提供给那些从事替代值岗服务的犯人们消遣。有的犯人为了看完《鬼吹灯》，连着帮人值了两个通宵。
“中介服务”持续了一年多之后，李登峰开始改变了运营的模式：所有替岗服务的交易方式以金融方式结算，每个班次收费40元，白条支付，出狱之后找家属兑现。当然，这些接受服务的犯人必须事先通过会见或者亲情电话暗示家属。
李登峰挑选了一批余刑一年左右、与自己前后脚刑满释放的犯人专门从事替岗服务，收益三七开分成是，李登峰拿三成，替岗服务的犯人拿七成。因为他在监区的威信，所有的白条，犯人们都愿意集中在他的手上统一变现。
全监狱十几个监区，李登峰每天可以收到数百张夜岗班次付费的白条，需要在狱外找家属们兑现的总额每日接近5000元。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收取到这笔巨款，李登峰和监区一个放高利贷的大佬犯人合作，大佬在狱外残余的马仔会去帮李登峰收账，大佬要求的酬劳是，李登峰在刑满之前将狱中黑市的整盘生意交接给他。
2008年四季度，李登峰再次获得了一年的减刑奖励，即将刑满。
当时，他的手中已经积蓄了靠近百万额度的白条。刑满前几日，几个生产线长帮他把这些白条缝进一条冬被中，刑满当日，他便提着这个装着被子的蛇皮袋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监狱。
出狱之后，李登峰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将白条的账务全部讨回。犯人的家属们大多诚信，他们以银行卡转账的形式付了款。
按照当初三七分成的协议，李登峰获得了40万的收益。
拿到这些钱后，李登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法院履行了自己附带15万元的民事赔偿。
后记
一年左右的时间，李登峰的狱内黑市完成替岗服务超过3万余次，长期参加替岗工作的犯人超过百余名，全监接受替岗服务的犯人逾4000人次，白条兑现的所有钱款接近120万，有超过20名参加替岗工作的犯人在刑满后领到了超过五位数的收益。
监狱服刑五年半，李登峰所有的一切都不值得庆贺，但是所有的经历却实属难得。这便是李登峰狱中故事的精彩之处。
作者 | 虫安
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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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只为真的好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