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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优秀的小说一部接着一部,在文学的天空中如群星璀璨。每一部动人心弦让人过目难忘的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生动鲜明的人物塑造。经常,我们在看过一部优秀的小说之后很久,或许久到已经忘记了里面具体的情节,但是始终难忘的是那永驻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让自己心动的人物。用老舍的话来说——按照旧说法,创作的中心是人物。凭空给世界增加了几个不朽的人物,如武松、黛玉等,才叫作创造。因此,小说的成败,是以人物为准,不仗着事实。世事万千,都转眼即逝,一时新颖,不久即归陈腐,只有人物足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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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描写人物最难的地方是使人物能立得起来。我们都知道利用职业,阶级,民族等特色,帮助形成个特有的人格;可是,这些个东西并不一定能使人物活跃。反之,有的时候反因详细的介绍,而使人物更死板。我们应记住,要描写一个人必须知道此人的一切,但不要作相面式的全写在一处;我们须随时的用动作表现出他来。每一个动作中清楚的有力的表现出他一点来,他便越来越活泼,越实在。我们虽然详知他所代表的职业与地方等特色,可是我们仿佛更注意到他是个活人,并不专为代表一点什么而存在。这样,人物的感诉力才能深厚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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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契诃夫的《变色龙》中,通过对主人公奥楚蔑洛夫对身上穿的军大衣,一会儿脱,一会儿穿的动作描写,生动地反映出警官对权势显赫的将军的恐惧,趋炎附势、媚上压下的狗类性格显露;狗咬人的案件不了了之,警官“裹紧大衣”走了。这贯穿全文的动作细节的描写,贯穿了全文,极好地烘托了主人公的思想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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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的职业阶级等之外,相貌自然是要描写的,这需要充分的观察,且须精妙的道出,如某人的下巴光如脚踵,或某人的脖子如一根鸡腿……这种形容是一句便够,马上使人物从纸上跳出,而永存于读者记忆中。反之,若拖泥带水的形容一大片,而所以形容的可以应用到许多人身上去,则费力不讨好。人物的外表要处,足以烘托出一个单独的人格,不可泛泛的由帽子一直形容到鞋底;没有用的东西往往是人物的累赘:读者每因某项叙述而希冀一定的发展,设若只贪形容得周到,而一切并无用处,便使读者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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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莫泊桑《项链》的第一段——世上的漂亮动人的女子,每每像是由于命运的差错似地,出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庭;我们现在要说的这一个正是这样。她没有陪嫁的资产,没有希望,没有任何方法使得一个既有钱又有地位的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到末了,她将将就就和教育部的一个小科员结了婚。其实真的没有必要贪多,即使你全部都知道,你也不必事无巨细地描写主角的一生,你只需选取那些能使人物形象鲜明起来的细节。这段话没有描写女主角的外貌,但是你知道她漂亮动人;这段话没有提及女主角的性格、为人,但你知道这将是个因为没有希望、将将就就,最终导致命运的差错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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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一口气把一个人形容净尽,先有个大概,而后逐渐补充,使读者越来越知道得多些,如交友然,由生疏而亲密,倒觉有趣。也不必每逢介绍一人,力求有声有色,以便发生戏剧的效果,如大喝一声,闪出一员虎将……此等形容,虽刺激力大,可是在艺术上不如用一种浅淡的颜色,在此不十分明显的颜色中却包蕴着些能次第发展的人格与生命。而在关键要刻画人物性格的地方则应用力着笔,围绕要刻画的性格进行细致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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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老舍自己在《牺牲》一文中就有有这样一段描写:“他的脸,在我试问他的时候,好像特别的洼了。从那最洼的地方发出一点黑晦,慢慢地布满了全脸,像片雾影。他的眼,本来就低深不易看到,此时便更往深处去了,仿佛要完全藏起来。他那些彼此永远挤着的牙轻轻咬那么几下,耳根有点动,似乎是把心中的事严严地关住,惟恐走了一点风。”作者对人物的脸、眼、牙作了精细的描写,脸洼到什么状况,眼深藏到什么程度,牙严严地关到什么情况,一笔一笔细雕,把这个人物深藏自己的阴冷的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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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言语,面貌,举动来烘托出人格,在短篇小说中,须用简净的手段,给人物一个精妥的固定不移的面貌体格。在长篇里宜先有个轮廓,而后顺手的以种种行动来使外貌活动起来;此种活动适足以揭显人格,随手点染,使个性充实。譬如已形容过二人的口是一大一小,一厚一薄,及至述说二人同桌吃饭,便宜利用此机会写出二人口的动作之不同。这样,二人的相貌再现于读者眼前,而且是活动的再现,能于此动作中表现出二人个性的不同。每个小的动作都能显露出个性的一部分,这是应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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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物,事实,动作,都须与人打成一片。无论形容什么,总把人放在里面,才能显出火炽。形容二人谈话,应顺手提到二人喝茶,及出汗——假若是在夏天。如此,则谈话而外,又用吃茶补充了二人的举动不同,且极自然的把天气写在里面。此种写法是十二分的用力,而恰好不露出用力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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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足以帮忙揭显个性的恐怕是对话了。一个人有一个说话方法,一个人的话是随着他的思路而道出的。我们切不可因为有一段精彩的议论而整篇的放在人物口中,小说不是留声机片。我们须使人物自己说话。他的思路决不会象讲演稿子那么清楚有条理;我们须依着他心中的变动去写他的话语。言谈不但应合他的身分,且应合乎他当时的心态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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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红楼梦》写刘姥姥到荣国府讨银子,王熙凤先是推说有难处,后又给了二十两银子,刘姥姥便说道:“嗳!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话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这种讨好人的粗鄙的话,是符合没有教养而又老于世故的刘姥姥的身份的。写好人物的对话,要符合口语化。我们口里讲的话和书面语言是不同的,它语言简练,句子短小,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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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种种都是应用来以彰显人物的个性。有了个性,我们应随时给他机会与事实接触。人与事相遇,他才有用武之地。我们说一个人怎好或怎坏,不如给他一件事作作看。在应付事情的时节,我们不但能揭露他的个性,而且足以反映出人类的普遍性。每人都有一点特性,但在普遍的人情上大家是差不多的。当看一出悲剧的时候,大概大家都要受些感动,不过有的落泪,有的不落泪。那不落泪的未必不比别人受的感动更深。落泪与否是个性使然,而必受感动乃人之常情;怪人与傻子除外;自然我们不愿把人物都写成怪人与傻子。我们不要太着急,想一口气把人物作成顶合自己理想的;为我们的理想而牺牲了人情,是大不上算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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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革命吧,青年们只要有点知识,有点血气,哪个甘于落后?可是,把一位革命青年写成一举一动全为革命,没有丝毫弱点,为革命而来,为革命而去,象一座雕像那么完美;好是好了,怎奈天下并没有这么完全的!艺术的描写容许夸大,但把一个人写成天使一般,一点都看不出他是由猴子变来的,便过于骗人了。我们必须首先把个性建树起来,使人物立得牢稳;而后再设法使之在普遍人情中立得住。个性引起对此人的趣味,普遍性引起普遍的同情。哭有多种,笑也不同,应依个人的特性与情形而定如何哭,如何笑;但此特有的哭笑须在人类的哭笑圈内。用张王李赵去代表几个抽象的观念是写寓言的方法,小说则首应注意把他们写活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不是一些完全听人家调动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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