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两年前的秋天，那阵子我正筹备着从回龙观搬到刘家窑附近，连续几个周末都要早起跨越大半个北京去南城找房，辗转反复于各色中介和小区之间，疲于奔命。夜晚搭5号线返程时，偶尔在地铁上我会用Kindle随便看看当时还是免费的《全唐诗》，一路随着脚下钢轨的轰鸣摇摇晃晃，漫不经心，直到翻过一页白居易的《卜居》。
寥寥五十余字，自嘲与不甘跃然于纸，作者对于‘安居乐业’的希冀从字里行间迸发出来，又转瞬消散在地铁两旁尖啸而过的风中，翩然逝去，只留下渐行渐远的余音萦绕不绝，仿佛一声微弱的叹息。
中唐时期极负盛名的诗人、公务员，白居易，也有过在京城想买房而不得的日子。
作为一名历史八卦党，我在心有所感之余随手又查了查，当时其租住的地方应该是在长安城朱雀门街东的‘新昌坊’，相当于今天北京的通州，于是冥冥中暗自慨叹——京城房价之高，古今皆然。
再次想起这则轶事是在最近搬家的途中。10月，我从石榴庄挪到劲松，晦暗的客厅里，我面对着散落满地的行李和尚未规整完毕的空屋，忽然很想知道那个青史留名的诗人最终是否如愿买到了京城的房子。
一念之缘，梦回长安。
我企图在那座方圆87平方公里，纵横110坊的国际大都会中寻找答案，却猝不及防地被时光牵引，追随着诗人的脚步走过了匆匆一生，走过一段跨越了一千二百余年，至今依然在那些城市之间奔波的梦想与心情。
就从贞元开始吧。
贞元初年（公元785年），13岁的白居易为了躲避战乱，在其父的安排下，跟着母亲与兄弟姐妹从老家河南搬到了安徽宿州符离集——一个出产烧鸡的地方，不过小白同志却并没有从此过上天天吃鸡的好日子，在这之后的几年里，或因求学、或因省亲，他辗转往复于渭南下邽，河南洛阳和湖北襄阳之间，度过了远称不上安逸的一段幼时少年。
这种令人不安的漂泊感一直伴随着他，直到成年，亦不曾消散。
变故出现在贞元十年。白居易23岁时，白父继庚在襄州别驾任上辞世，襄阳无法继续留居。失去了经济来源，又没有其他去处可投奔，白居易只好带着家人搬回原籍—渭南下邽（陕西省渭南市），依靠其祖父族人的接济勉强度日。
蛰伏的岁月，距离下邽100公里之外的长安成了那时最大的希望，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自述苦学：“白天读赋，晚上读经，读诗就算休息，夙兴夜寐，以至于得了口腔溃疡和网球肘，最严重时还患了眼疾”。
就跟现在备战高考似地。
反观其他同龄人，23岁的李白已经有了“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仙人之态，向来苦大仇深的杜甫也曾在24岁时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甚至连后来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李商隐24岁那年也已经金榜题名中了进士。相比之下，白居易多少显得有些落魄无奈，或许在某个挑灯苦读的深夜，他也曾透过夜幕向远处长安城的方向眺望，遥想那座繁华的城市中红尘熙攘，遥想未来那些终将属于自己的片刻荣光。
然而在那一刻最终到来之前，白居易得先解决家人的生活问题，毕竟寄人篱下，族人点滴的救济恐怕难以支撑一家老幼和自己长安赶考的开销。
好在他还有个哥哥。
贞元十五年春，时年28岁的白居易终于下定决心参加考试，为此他专程赶奔江西去向时任浮梁（景德镇）主簿的兄长要钱。可主簿也只是小官，俸禄低微。从陕西到江西，跨越了2500里最后只要到了一点钱和一些粮食。回程的路上，白居易渡江换船，夜宿在江边野店，漫漫长夜中唯有一盏孤灯茕茕孑立，窗外风雨大作，屋内幽影独寒，年幼时的漂泊与不安再一次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将挑灯夜读的热情淹没，白居易在黑暗中默默沉寂良久，想起抱病的母亲，年幼的弟妹和一家人今后的生计，又审视着如今已近而立却一无所成的自己，不禁悲从中来，提笔写下了《伤远行赋》。
或许就是从这一夜起，除了漂泊无依之外，在他的生命里又多了几许挥之不去的“困顿感”，这两种铭刻在记忆中的烙印贯穿了白居易的一生，今后许多年，无论升迁贬嫡，还是求佛问道，都未曾泯灭半点。那个在16岁时就写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天才少年蜕变成为了一个必须扛起生活的男人，决绝地就好像那些仗剑载酒，击节而歌的憧憬从未存在过。
我只想去长安，找一份工作。
同年，白居易初入长安，登门向当时的著作郎顾况投稿推销自己，于是有了历史上那个著名的段子：顾况看着面前的无名小卒调侃道‘长安物价高，怎么会居易呢？’，而后才翻开他的诗作，当看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马上又改口赞赏‘能写出这样的句子，生活应该很容易了’。
如同后来每一个挣扎在大城市中的外来者一样，他一直在为这句评语努力。
唐代科考分为明经和进士两科，但对于有追求的人来说，只考背诵记忆的“明经”从来都不在他们的选择范围内。甚至有人考上了“明经”也会被同仁鄙视（比如元稹就曾被李贺嘲讽过），中学课本上讲的明白，所谓“三十少进士，五十老明经”，大抵如是。
有唐一代，基本上进士科每年只录取20人左右，参加报考的却有3000多人，考中率大概不超过千分之五，而且唐代科举比较坑人的一点是试卷不匿名，这就给了考生极大的场外发挥空间，比如当年的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那位）就曾千金买琴，而后又召开个人发布会现场砸毁，瞬间收获大量点赞和关注，他个人也因此在不久后考中了进士——当然，他确实属于真有才学的。
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个挺扎心的事儿，20个机会里总有些名额被网红分走，如此一来，余下的希望就更加渺茫。所以留给白居易的，除了拼命读书，再没有其他后路。
长安备考，已经无路可退也无法可想的白居易唯有倾力相搏，置身于这座充斥着喧喧车骑的帝王之城，他迸发出了比在渭南下邽时更为高昂的斗志，在如此重压之下，即便某天偶然从镜子中看到满头白发，皱纹堆累的自己，也丝毫不以为意。
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纵情燃烧。
贞元十六年，羁旅长安，暂住在考生旅店的白居易—这也是他在长安城的第一个住处，大概相当于青年公寓，或者月租床位——终于在其29岁这一年考中了进士，一起同榜考中的十七人中，他是最年轻的那一个。在参加完曲江宴会后，新科进士们按照惯例集体去慈恩寺大雁塔留念，白居易在此提笔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小小的得意了一把。但是……
在唐朝，考上进士，只是有了做官的资格，并不意味着立刻就能得到工作。按照规定，应届进士需要等三年才能参加吏部统一组织的常调铨选，即便选上，也不过是去偏远地方做个县尉或者州府参军。而这些都不是白居易想要的，他得想办法留在京城，离家近一些，况且时间也不允许他等那么久。
好在还有考试。
作为已经考上进士，身处“守选”期间的白居易，想要快速做官，还可以报名参加一个“科目选”——‘书判拔萃’（我简单理解了一下，大概相当于司法考试）
这也是当时比较常规的做官捷径，先中进士，再参加‘书判拔萃’，成功后就会被赋予校书郎之类的职务。
白居易准备的异常充分，他针对此次考试，预先总结了一套大约一百道的‘模拟题’，预演了诸多情况下的民事案件场景诸如夫妻离婚，借钱不还等等，并分别给出了依循法律，文笔优美的判词（判决书）。
这套考题后来风靡天下，成了唐代‘拔萃’考生人手一本的考前资料“百道判”，后来白居易做《白氏长庆集》时也将其收录了进去，取名为‘甲乙判’。
这大概是应试教育以来最早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不是出自于考官或哪位名师之手，而是一位渴望出头的考生凭借着决心和毅力自发而成。其中没有浪漫，也毫无诗意，只有一名学霸站在历史的彼岸，冥思苦想着如何提高哪怕一分，好让自己留在这个城市。
贞元17年，白居易终于如愿通过‘拔萃’做了正九品的校书郎，并且在长安东北部的长乐坊租了第一套房子，开始了漫漫的“长漂”之旅。通常来说，人在得到步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时，无论环境如何苦逼，内心应该都会残存一些想象和朝气。比如我最开始上班时，有一阵子每天5点来钟起床去赶首班地铁，从天通苑出发跨越整个北京一直到大兴天宫院的摄影棚打杂，在没暖气的大棚里哆嗦一天，夜晚延同样的路线返程。10点左右回到那个只能放一张床的小隔断以后还能乐呵呵地泡上一碗方便面看看《白夜行》，除了饮食稍微差一点之外，并不觉得十分辛苦。
抗日神剧里演的好: 八路军潜入鬼子的碉堡，不带一枪一弹，用鬼子的炸药和鬼子自己的火柴炸掉碉堡后潇洒离去，撤的时候还叼着从鬼子那里摸来的烟……
满满的革命乐观主义。
但白居易不同，时年30岁，刚刚上任为官不久的白郎中并没有对此感到兴奋，青年时期的困顿感和对生活的游离不安始终裹挟着他，难以喘息。在一个个无需像从前那样冥思苦读的深夜里，他反而开始失眠，为自己在长安的现状到焦虑，位小职卑，亦不知未来该走向哪里，眼前的工资尚不足以养家糊口，而母亲却在慢慢衰老下去。他写信关心弟弟行简当前的境遇，又发愁两个妹妹的婚姻问题——有没有找男朋友，嫁妆钱好像还不够……
真是个操心的命。
偶尔地，当他把目光从纷乱的生活中移开，望向庭院中那几丛枝叶凋敝的修竹时，也会兀自慨叹，感怀其生不逢时，虽慕贤守道却始终无人所知（《养竹记》）。然而在这座拥有百万人口，面积比同时期罗马大7倍的长安城中，每一个与你擦肩而过的人都在渴望成功，追逐着似乎在下一刻就能到来的美梦，但理想和欲望对于所有初入这里的人来说只是一粒种子，在他们破土之前必须长埋于现实。
他需要坚持和忍耐。贞元二十年，白居易校书郎任满后，没有像其他同事那样选择回家安安稳稳地过个间隔年，而是继续参加考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这个考试一旦通过，就能立刻做官，无需等待吏部的考核。
白居易从不等待，他想办法争取到了一个报考名额，又开始了人生中的新一轮备考。想来在他工作的那三年应该也是个月光族，离职后手上没留下什么余钱，以至于连房租都出不起，不过当时正好有个前同事跟他情况差不多——同样从校书郎任上退下来的元稹也要参加这次考试，而且一样没钱。因此两个屌丝一拍即合，当即搬进了华阳观借住，顺便结伴复习。
英雄起于寒微之时，这下连笔墨纸砚、复习资料这些东西都可以拼着用了。
对于元、白两人持续了30多年的友谊来说，这段同居在华阳观的日子显得尤为短暂，与白居易不同，元稹当时刚刚结婚不久，妻子韦丛（‘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女主）仍留居在洛阳，因此元稹隔三差五就要往返两边一趟，而且我估计这中间韦丛应该也会到长安来探视，因此为了不耽误大哥复习（比白小6岁），元稹没多久后就搬到了离华阳观不远的靖安坊——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元稹在这次科考中以绝对优势摘得头名，可见爱情的力量还是无穷的，只要方法得当，早恋也是正能量。
这下就剩白居易一只单身狗在复习了，他再一次发挥了特长，证明了学霸除了学习能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方法。制科考策论，白居易预先又做了一套《策林》，分析策对的每一个部分（共75篇），其后标注自己多次调整，精心润色的参考答案，引得考生群体人手传抄，轰动一时。
如果唐朝有新东方，那么白居易应该早就是行业首富了吧。
看起来似乎离成功不远了，长安城正在向这个踌躇满志的中年人展示出它盛大而辉煌的一面，那一簇簇华丽多姿的光晕灼烧着他的视线，让人几乎忘了潜藏在光芒背后的混乱，也忘了脚下那片随着光辉逼近，不断扩散的暗影与阴霾。
考上“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这一年，白居易34岁，正是唐宪宗登基（改年号元和）的第一年。这一年，恰逢王叔文、刘禹锡的’永贞革新’失败，旧时代官僚体系瓦解，皇帝急需提拔新人，白居易的机会来了。
考试通过后，他先是授周至县尉，没过几个月，又调动到昭应县，期间做《长恨歌》劝诫天子勤勉，声名大噪。果然，其后不到一年，白居易就因表现出色被调回京城，任命为天子近臣左拾遗，开始了漫漫的朝堂之旅。
我始终怀疑这应该是中央安排好给他专门镀金的。
短暂的离开后，白居易以一种昂扬的姿态重回长安，虽然距离买房还有很远，但总算能看到希望了。任职左拾遗的五年里，白居易居住在新昌坊，这大概是他最喜欢的一处房子，以至于多年以后，当他回忆起这段时光，还会提笔写下“唯忆夜深新雪后，新昌台上七株松。”
有心情吟松观雪，有时间饮酒围炉，工资涨了以后甚至还专门买了两个婢女送回下邽老家照顾母亲，白居易里里外外着实过了几年轻松的日子，但在惬意之外，他时常也会感到压抑和孤独，那些经年累月随着血液流淌不息的困顿不安并未因光芒的笼罩而黯淡，反而随着他愈行愈远而微微沸腾起来。科举打破了门阀士族对于官僚的垄断，但世家大户依然如高山般耸立在他面前。一条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将长安城分为东西两个部分，高官显贵们长久地盘踞在城市东北部的高档社区里，来往于皇宫与豪宅之间——“悬鱼挂青甃，行马护朱栏。”那可能是他奋斗一生的终点，却是当时更多同僚的起跑线。于是在《题洛中第宅》的最后，他写下“终身不曾到，唯展宅图看”这样带着些许期羡的两句。留下了一个对着高门大院户型图微微垂首的落寞背影。
留下了一个开明的，自由的，公平的，固化的长安。
不过惬意和孤独都只在瞬息之间，上班干活时他一刻也不敢懈怠。有感于宪宗的知遇与赏识，为了追随明主，实现“元和中兴”的盛世之梦，白居易唯有更加努力的工作来回报这一切。
不得不说，即便以最苛刻的目光来看，身为言官的白居易都应该称得上是秀的飞起了。他先是写下《新乐府》五十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充分发挥自己善于分析总结的长处，努力寻找帝国上上下下的每一处问题。留下了大量带有现实主义作品的讽喻诗，《卖炭翁》、《紫毫笔》、《官牛》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把一切能想到的都写了出来，却没有考虑到言官这个岗位本身所面临的风险——一个无论如何都会得罪人的工作。尤其在唐朝，内不媚宦官，外不投靠节度使，这个官，也就干不长了。
无数双眼睛都在黑暗中盯着他，等待着一个机会将其置于死地，最好永远都不要再出现。
好在皇帝惜才，元和五年春，宪宗调39岁的白居易做了翰林学士，任机要秘书，暂时远离了那片是非之地。某次闲聊，宪宗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发展——这本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但或许是由于已近不惑，又或许是在霎那间又回想起了曾经的不安与漂泊。他沉吟了片刻，没有像任何一个曾有志于安邦定国的近臣那样借机表忠，而是斟酌着说道：“我听说京兆府判司不错，福利待遇好，离老家也不远，还能方便我照顾母亲。”
总之是个钱多事儿少离家近，位不高但权重责任轻的好工作。
皇帝也很大方，大笔一挥便让他去做了户曹掾，于是白居易就又从新昌坊搬到了宣平坊，打算踏踏实实攒点钱，以后好买房置地过安稳日子。长安内外的纷纷扰扰，无数红尘过客车马喧嚣都成为了记忆中的一段小注角。意难平么？也只好这样，走着瞧。
不过天意似乎想要他远离的更彻底一些，元和六年春末，白居易按规定返回渭南下邽的家中为母丁忧。以一种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方式离开了长安，一别三年。
直至元和九年冬，43岁的白居易守丧完毕后才重新回到这座城市，宪宗皇帝对这位旧时臣子的印象还不错，封他做太子的左赞善大夫（正五品，相当于给太子干活的办公室主任），也是个如三年前那般符合心意的实惠工作。
这一年，白居易住在离新单位有一定距离的昭国坊，自诩闲居并以此为题做了首诗，诗中记述：“平生尚恬旷，老大宜安适。”似乎就打算从此在年年岁岁的槐花飘落中沉寂下去，再不复当初的凌云壮志，一如那些曾经发誓要出人头地却在中途却黯然离场的年轻人一样。
至于买房？再说吧。
然而真正的危机往往就潜伏在自以为安逸的角落里。元和十年，铁血宰相武元衡被刺客暗杀，倒在了盛世中兴的前夜。这一桩牵扯唐代割据问题极深的命案在当时震惊了整个朝野，可案发后却始终无人敢向皇帝擅自谏言。
只有白居易，或许是闲散太久，失去了对危险环境和致命问题的嗅觉，也有可能只是尚怀着一腔未冷的热血，他毅然决然地给宪宗上了一封言辞激烈，力主彻查的奏折，就此埋下了祸根。
不是言官，却妄议妄言，那些曾经在黑暗中死盯着白居易的双眼再次聚焦在他身上，而这一次，机会来了。
元和十年，四十四岁的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在一个枫叶殷红的秋天怅然离开了长安，走向他宿命中的浔阳江畔。
不知当他坐在远去的车马中，即将消失在南下的地平线时，会不会忽然命人停驻，再次下车回望一眼他曾经混迹了十五年的城市，那个依旧人潮汹涌，生于理想死于欲望的长安。
这些年来，白居易曾以为自己看懂了一些东西，想明白了一些问题，也最终无奈地愿意接受一个平庸的结局。但直到他最后离去的那一刻才明白，心里究竟潜藏着怎样的不甘。
瑟瑟秋凉，荻花满江，相逢沦落之人，去路茫茫。十余载秋月春风在歌女的弹指间瞬逝，如江水东流，奔涌不止。《琵琶行》在渡口随秋风飘荡，有浪花不时掠起，月光下莹莹闪闪，像是倏忽而过的点滴时光。
从长安学子到江州司马，似乎一切就这样了。白居易上任之后，花钱在庐山上造了栋小屋，三年任期，他多半时间都住在那里，却也从来没人非议他玩忽渎职，此时的白乐天，诗名天下皆知，他开始学佛，学着对过去的一切释怀，学着不在意蛰伏于江州的现在，学着参悟一切，淡泊所有可能发生的未来。超然地就好像曾经那些执着与奋勇，渴望和无奈从不存在。
挣钱买房也好，盛世清平也罢，白居易再不提了。
故事的最后，元和十三年，白居易又被调回了长安，出人意料地官运越来越旺，一直做到正四品，收入也跟着水涨船高，手上逐渐地有了越来越多的闲钱。
终于能买房了。
长庆元年，白居易就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买下了他在长安的第一处房产——当年在新昌坊租住过的二手房，他在院子里亲手栽种了曾经喜欢的竹子，不必再担心哪天搬家它们会荒废掉，他忽然感到这些年来少有的快乐，那期间写了很多首诗。
然而对于49岁的白居易来说，那些曾反复敦促着他买房安家的理由，现如今好像一个都没有了。
唐文宗太和三年，历经四朝的白居易做了当时的太子宾客（官名，正三品），他又回到了洛阳住下，并决定在此定居，他买了一栋占地面积超过15亩的宅院，豢了几只仙鹤，还养了一批歌伎，日日大宴众宾，远在长安那套奋斗了半生才买得的二手房，后来说卖也就卖了。
太子宾客任满后，朝廷本打算让他做同州刺史，他推脱着不愿意去，几番陈表，朝廷就又安排他做太子少傅，这其后的几年，自知老之将至的白居易每天念念叨叨的，除了退休，就只剩下那位曾陪自己走过半生的挚友。
太和五年，元稹死在了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元稹的家人想请白居易为其写一篇祭文，送了几十万钱的东西给他作为润笔，白居易不收，反复推辞不掉后便决定悉数捐给洛阳香山寺（《修香山寺记》），在行文末处白居易写到，愿寺庙修好后能为元稹增添冥福，积累功德，来生希望我们能再一次结伴同行，重游这香山寺。
后来在一场清梦中白居易果真又见到了元稹，生死相隔的两人重逢于当年的华阳观，一如当年那般共同伏案温书，闲时连句 ，醒来之后他望着窗外在秋风中零落的草木，忽然想起，自从元稹离开，到如今已然又是八年。
他再一次提笔，写下了我认为最好的两句。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尾声……
太和九年，冬，庐山东林寺收到六十卷《白氏长庆集》，随信一封交由云皋上人亲启，已经年逾七十的白居易在信中请求将其亲手编订的一生之作托付于东林寺保管，叮嘱故交务必悉心照看。
又几年，苏州南禅院和洛阳胜善寺各收到一部《白氏文集》，还有随文而来的白居易亲笔书信，信中无一例外地，反复请求所托之人妥善留存。
《全唐诗》中，共计入诗人两千五百二十九名，但要论其作品传世的完整性，似乎就只有当年的‘学霸’白居易了。
白居易最后在刑部尚书任上退休，武宗会昌六年逝世，谥号“文”，葬于洛阳龙门东山琵琶峰，我大学去龙门石窟游览时还曾顺道走访过，现在想来，似乎依然游人如织。
后记其一：严格意义上来说，白居易的第一套房子应该购于贞元十八年前后，地点在长安“八环外”的渭南老家，由于其不在本文论述范围内，因此不做体现。
后记其二：资料有限，个别年份可能存在谬误，如有错，求放过。
后记其三：写完后发现本文基本上也相当于一份故事大纲了，有没有书商大爷觉得此类故事有搞头的，我扩成一个长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