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色地名引发的回忆

——我于冀南烈士陵园的几个“第一次”

张范津

据悉，根据《河北省地名文化遗产认定工作实施方案》，经逐级申报、论证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近日市民政局公布了邢台市首批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冀南区烈士陵园”被列入红色地名保护名录之中。

我们村距冀南烈士陵园最远不过3华里，可谓近邻，因此，得知此消息后，既兴奋又自豪。与之相关的记忆仿佛一下子被激活了，那些和冀南烈士陵园交集的往事，曾经参与的故事，立即被释放了出来，尤其是那一个个的“第一次”。

第一次现场感强烈的红色教育，在冀南烈士陵园

那是1973年的清明节，当时实行的是春季升班，我们升入三年级不久。那时候的少年儿童组织不叫少先队，而称红小兵，学校组织了我们红小兵谒陵。1、2年级太小没让参加，只安排3、4、5年级6个班参加了。因为学校距离陵园并不远，我们是列队步行去的。一路行进，不时喊着“121,121,1234”的口令。进入东门牌坊，就不再喊口令了，因为已经进入了陵园区，是不允许吵闹的，否则会惊扰了长眠九泉的烈士。

我们先在烈士纪念塔前举行谒陵仪式，听讲解员讲革命先烈的故事，参观陈列馆，然后瞻仰烈士公墓。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纪念塔非常高、东西主干道两侧的塑像非常高、烈士公墓的大坟丘非常高、陵园内的苍松翠柏也非常高，而且烈士的形象更加高大。

看到、听到这一切，对课堂上老师所讲的什么“抛头颅洒热血”，什么“血雨腥风”，什么“枪林弹雨”，似乎一下子明白了许多，那种场面竟然在我眼前活动了起来。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冀南烈士陵园，也是所接受的第一次正式的、现场感强烈的红色教育。当时尽管不能理解革命先烈打江山是什么意思，因为身处冀南腹地，既没有“江”，也没有“山”，但在心目中却隐约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那就是江山一定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存在，而且是红彤彤的，是属于大家的，属于人民的，绝不能让敌人夺去。

这就是当年的红色教育，当时叫革命传统教育，也叫无产阶级革命传统教育。

第一次参加全县性重大活动，在冀南烈士陵园

1976年9月9日，对于中国人民而言那是无比悲痛的一天。这一天我们是放秋假？是逃学？还是因为唐山大地震而停课，已记不清了，但有一点，记忆是非常清晰的，那就是这一天我和同学陈双锁没有去上学，下午我们去南关军人水库玩儿了。

回来的路上，忽然县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响了起来，并预告“请听重要广播”。县广播站的广播是有时段的，半晌响喇叭不正常，出于好奇，我们便下意识的停了下来，想听听到底有什么重要情况，于是我们听到了新华社发布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尽管真切地听到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但我们坚决不敢相信。我们俩小声交换着意见，并发出了对县广播站的愤怒声讨。

愤怒显然改变不了真实的现实，全国人民都陷入到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南宫也不例外。之后我们便集中在防震棚或教室里做小白花。

1976年9月18日是召开追悼大会的日子，这一天的南宫一直淅淅沥沥的下着小雨。

下午南宫县党政军民学齐聚冀南烈士陵园，这里真可谓人山人海了。评书中常说“人过一千，遮云蔽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岸”，可今天却是例外。陵园里不同机关单位，不同公社学校的一个个方阵整齐有序，没有一个人交头接耳、乱说乱动。

我们是在学校组织下整队来的，上面规定不穿皮底儿鞋，于是我们都换上了布底儿的，鞋湿的精透，浑身冰凉，这种体感正好契合了当时那种氛围。

毛主席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在收听完实况转播前或者转播后，时任县委书记王树杭泣泪讲了话。

这次在冀南烈士陵园追悼主席，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么大规模的全县性的重大活动。当然参加工作以后这种活动参加得多了，印象却没有这次清晰。

第一次带孩子走出家门照相，在冀南烈士陵园

女儿1988年5月6日出生，1989年2月6日正好9个月，取长久之意，我和爱人商量给孩子照张相以示纪念，这是第一次带孩子走出家门照相，而更关键是这一天恰巧是大年初一。

去哪里照？我们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冀南烈士陵园的纪念塔前。

有人会问，这是对孩子的红色启蒙？显然谈不上，一个仅9个月大小的孩子还不懂事，哪来的启蒙？是留待以后吗？我也说不清，但这确实是我们兴之所至的决定。

有人看到以上文字也许会臧否我们照相地点的选择，本来一件寄托生机和希望的妙事，为何非要选择在阴气沉重的陵园，况且还是在大年初一呢？若当时当面有人质问，我还真的不知如何作答。

因为我办事一向都是不特别讲究章法的，也无惧那些世俗忌讳，因此，从来不看也不相信月份牌、老黄历上每天提示的那些宜忌。我为自己划定的底线就是，做事力求利人利己，而若是不能，起码要做到利己不损人，亦或不损人利己。犯法的不做，有毒的不吃，只要坚守这条底线，又何惧之有？

因此第二年、第三年春节我们仍去陵园照的相，所不同的是又带上了侄子、侄女，之后还带上了女儿的两姨姐。再后来外县的几个学生来南宫看我，我也带他们去陵园参观拍照留念。

如今想来，血色陵园乃“红色之巅”，千万忠魂的最后安息之所，烈士鲜血的最终汇集之地，阴极阳生，否极泰来，岂不是最好的取景之地？

在冀南烈士陵园拍照留念何错之有？

第一次研究烈士事迹，在冀南烈士陵园

英烈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褒扬尊崇英烈是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脉传承，作为普通公民我亦能得之于心，应之于行，但上升到理性层面，去深刻认识却往往差距倍之。然而一通“抗日阵亡五烈士碑”残碑的出土，却给我补上了这一课，并且让我再次和冀南烈士陵园联系到了一起。

2006年11月2日，南宫中学家属楼工地在挖基坑时发现了半通残碑，碑现高1.45米，宽0.69米，厚0.26米。经过除土清洗，搞出拓片后发现，这通碑是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五月勒刻的，记录的是当年在平乡发生的一场战斗。碑文曰：

慨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寇囗囗轰炸，奸淫荼毒，残无人道，……平乡、广宗、威县等处时为囗囗囗蹂躏，民不堪命，幸有国民……团王团长率队前来，于本年囗囗八日由巨鹿赴平乡与日……而我忠勇之五烈士均于是日在平乡城内作壮烈之牺牲，……牺牲奋斗，为民前锋，精神不囗，浩气弥空，泐诸贞珉，万事光……

漆先忠，年二十五岁，河南商城县徐家湾人，充一连政治指导员，一九……

李如宝，年三十岁，安徽省六安囗香集镇人，充二连一排长，一九二九……

黄珍，年三十四岁，吉林省双城县拉林镇人，充二连战士，一九三七年在……

刘占德，年二十四岁，甘肃省宁县上囗囗村人，充二连战士，一九三六年参……

赵善桂，年十九岁，陕西省清涧西……充一连战士，一九三五年……

由于碑体损毁严重，有的字缺失，有的则无法辨识。

当时我正在南宫市文体局任职，为了弄清碑文内容和五烈士忠骨的安放地，我多次跑到冀南烈士陵园，与时任主任王庆明同志探讨研究。经他安排，有关人员遍查资料，终于找到了五烈士档案。

066号赵善桂、073号刘占德、075号黄珍、076号李如宝、084号漆先忠。我们小心翼翼地从档案袋中抽出先烈们仅有数十字，不过一张窄窄纸条的所谓档案资料，不料竟发现了“五烈士碑”的碑文草稿。文曰：

慨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寇肆行轰炸，奸淫荼毒，残无人道，华北各省几如灭亡。临邑如任县、平乡、广宗、威县等处时为日寇所蹂躏，民不堪命。幸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骑兵团王团长率队前来，于本年四月八日由巨鹿赴平乡与日寇搏斗，激战甚烈，毙敌四十余人，而我忠勇之五烈士均于是日在平乡城内作壮烈之牺牲，乃为之歌曰：抗战先烈，民族英雄，牺牲奋斗，为民前锋，精神不死，浩气弥空，泐诸贞珉，万事光荣。

漆先忠，年二十五岁，河南商城县徐家湾人，充一连政治指导员，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运动。

李如宝，年三十岁，安徽省六安州香集镇人，充二连一排长，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运动。

黄珍，年三十四岁，吉林省双城县拉林镇人，充二连战士，一九三七年在赞皇参加八路军抗战。

刘占德，年二十四岁，甘肃省宁县上刘家村人，充二连战士，一九三六年参加红军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运动。

赵善桂，年十九岁，陕西省清涧西区泥树掩村人，充一连战士，一九三五年参加红军。

端详着这些“纸条”和碑文，感慨万千。一个个多么年青的生命呀！最年长的黄珍不过34岁，而年岁最小的赵善桂却只有19岁，若时逢现在还只能说是一个孩子，充其量不过是个高中生，然而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里，他们稚嫩的肩膀上却担起了拯救民族危亡的大任。除了共和国的江山之外，没有任何私人财产，甚至连生平简历也仅只言片语。

随后我们又在陵园烈士单身墓地，一一找到了五烈士墓。

我调任邢台市民政局纪检监察组工作后，曾和冀南烈士陵园现任主任王立宁同志研究，针对五烈士开展一个为烈士寻家活动，但因新冠疫情被破终止。

现在是时候了。

第一次捐赠书籍，在冀南烈士陵园

我既非作家学者、海内大儒，又不是藏书家，按道理是没有资格也没有条件向别人，特别是某个机关单位捐赠书籍的，更何况我又是一个爱书如命的人，甭说将书送人，就是借给别人我也要心疼半天，怎么可能把书捐出去呢？但我却真的这样做了。

说起藏书，我确实有一些，但绝不是版本学上的藏书。藏书得从购书开始，我之真正意义上的购书应该说是从上大学开始的。当时学校每月给17.5元的生活费，除此之外，我还享受4块钱的二等助学金，总算起来21.5元，全部用于伙食费基本上就够了，这样父亲每月给寄来的10块20块的零用钱，几乎全都买了书。之后参加工作，见到自己心仪的书籍，更是不假思索的掏钱。后来任职党史办、文体局，作为部门主官，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投入精力，对冀南党史、南宫历史文化进行研究、开发、宣传，职业需要加之兴趣爱好，我又买了一些党史类，特别是冀南党史方面的书籍，有网购的，有驱车去旧书商店买的，也有从地摊上淘的，买着买着就多了起来，书架上放不开，摞在地上，于是就“露富”了，并且被冀南烈士陵园主任王立宁盯上。因为他上任后，急欲加强对冀南革命斗争史特别是冀南英烈的研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搞研究没有资料显然不行。于是他开始对我进行软磨硬泡的“逼捐”，数次之后，我也就不得不违心的“自愿”了。

其实在说出“同意”二字的当下，我就已经后悔了，悔不该这样冲动。

文化学者余秋雨曾说：书房中的书与学者的生命带有强烈的不可离异性，这是他们第二生命的延续。引用这句话绝不是为了给自己妄加一顶“学者”的帽子，而是意在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

还有这样一个伟人间借书的故事作为佐证。

主席听说黄炎培珍藏有王羲之真迹秘本，就向黄老借阅，言明借期一个月。但借后不到一个月，黄炎培因怕夜长梦多主席“赖账”，就三番五次地给警卫员打电话询问主席看好了没有？主席被问得不耐烦了，大为不悦地说：“不是讲好一个月吗？到期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一个月到期时，主席让警卫员将珍帖完璧归黄。

伟人们都如此“小气”，常人不愿把书送人，不愿借人也就情有可原了。何况书之于我纯粹是工具，为学而买，为用而购。所以每一本书都是有用，是参与了我精神构建的，失去了，我精神领域的一些角落似乎就失去了参证。

君子一言当驷马难追，尽管不舍，我必须违心的践诺。

从商店了买回打包绳，从书架上、书堆里找出相关书籍，特意让人给刻制了一方“物以知为贵”的闲章，盖在扉页上，然后用废旧报纸垫上底、封上帽、打起捆，交给王立宁主任，交给冀南烈士陵园，整理登记后整整680册。

把这些书运走后，说实话心里真的有些空落落的。

立宁主任还曾和我探讨搞一个捐赠仪式，给我多少报酬。这些书如自己的孩子，我岂能明目张胆的把它们卖掉，而且还要搞一个售卖仪式？因此被我拒绝了。我只是真诚的希望冀南烈士陵园爱惜这些书籍，用好这些书籍，懂我“物以知为贵”的嘱咐。

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把这部分书籍运走后，其他书籍也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放置在书架之上了，找书读书更方便了。

看到重新上架的书籍，我也开始释然了。

2023年1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