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这么早就跑出来这么多世俗知识分子，并且几乎整齐划一地提出了有利于大一统的学说，是一个极难解答的问题，本文只是一种不自量力的尝试，还望不要见笑。
有一种西方学者会提得比较多的说法，是讲周是来自西方的征服者（很有可能是斯基泰人），这个说法现如今已很难有明证了，但是的确提供了一个角度，那就是商的文明是有十分浓重的神权色彩，言必称“天命”的，而周则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强调“以德配天”，强调民心，变得相对地世俗化起来，其中缘由，现在已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因为周无法继续在商的话语体系下维持自己的统治，所以只能另寻门路，所以无论周是不是征服者，它作为中华文明的改造者的身份是确切无疑的，这样的一种神权色彩淡漠的情况，在较早的文明中，只有希腊罗马一系是这样的，而它们也是出了名的世俗化的文化人多，所以“周制”在王官之学还未散于民间的时候，已经成为世俗知识分子的温床了。
但中华文明和希罗文明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双方的学术的根基完全不一样。即使西方学者们自己也很难清楚地回答，在那个年代，怎么会诞生一批以做几何题，或者是玩“三段论”为乐的人，这种喜好是非常特别的，如果自己是学理工科的朋友肯定更有感受，今天的绝大部分的不学理工的中国人都不会觉得数学是“思维体操"，比如我，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的老祖宗的学术比如儒学，基本上也就是”文科傻“式的学术，不要说什么严密的体系了，连求真都常常是放在道德诉求后面的。
大家看看自己和身边的人，文科气息重的和理科气息重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文科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没法孤芳自赏，即使强行我心自安，那也是用自然语言这种依赖于社会的定义和解读的载体才能得以表达，所以中华文明早期的学术，哪怕是出世味道重一点的道家，也是非常关心社会，关心时事，要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方案的，这么一来，春秋战国时的世俗知识分子们自然就会频繁接触当权者，接触来接触去，因为国君都喜欢大一统，慢慢地他们就都开始讲这些了。
而在希罗那一系，知识分子有他们不太被道德诉求约束的”求真，求美“的追求，所以不见得会特别想与当权者接触，即使接触了，也不见得非得担任”帝师“的角色，因为毕竟还可以像阿基米德一样搞技术，在这种选择更多的情况下，希罗乃至后来的欧洲都没有形成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奠定的那种”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的氛围，米开朗基罗是可以给教皇画画，但教皇对他的态度，相比于那时中国皇帝的所谓”礼贤下士“，要好得太多了，毕竟西方的知识分子，不是非得”兼济天下“，才算功德圆满的。
所以有着一大群身份和思想都是世俗化的，而且人生价值基本上都寄托在社会治理和改造上的知识分子的国度，能那么早地实现大一统，几乎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