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去看《加勒比海盗5》，影片中的男、女主角都在寻找他们的父亲，回想起《加勒比海盗1》中寻父也是一条主线，这种共性勾起了我的一种印象：似乎西方文化中有很多寻父的倾向，而东方（中国）文化中更多的是寻母的倾向，比如我们很熟悉的沉香救母、小蝌蚪找妈妈、小龙人找妈妈等等。虽然这只是我个人记忆的印象，但我也很好奇东西方的文化记忆中是否真有这种倾向的差异，于是我以“西方+寻父”、“西方+寻母”、“东方+寻父”、“东方+寻母”四组关键词查阅了相关资料，发现了很有趣的结果。“西方+寻父”的资料很多，从古至今都有，“渎父”（包含寻父）甚至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母题。“西方+寻母”方面的资料非常少，几乎可算作没有。“东方+寻父”的现代资料比较多，特别是最近几年的。“东方+寻母”的资料非常多，从古至今都有。根据搜集的资料以及我的自己的思考完成了文章如下：

          文化记忆视角下的西方寻父与东方寻母

一、 基本概念的界定

1. 文化记忆视角

文化记忆的方式直接影响到文化的主体性和内部组织方式，进而影响到民族的性格和其文化的气质。文化记忆的传承方式主要有两个：仪式和文本（传说、著作等）。所谓文化记忆的视角就是从文本中的传说和著作中去研究这个民族的性格和其文化气质。

2. 父亲、母亲

父亲包括：（1）具体的伦理形象和（2）抽象的父性体系象征。母亲包括：（1）具体的伦理形象和（2）抽象的母性体系象征。

3. 寻父寻母的原因：

（1）对于一种理想状态的向往以及（2）源于具体缺乏的寻找。

4. 东方、西方的范围

东方：以中国为例

西方：以天主教、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欧洲国家为例

二、西方“男权社会”与中国“父权社会”

（一）西方“男权社会”，从弑父到寻父……

父子关系是西方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一个母题，它实际上是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一个表征。

1.弑父

西方文化敏感于父性的象征性压力并不断呈现出弑父的冲动。古希腊神话中，克罗诺斯由于恐惧于子辈的反叛而吞食自己的孩子，但最终被儿子宙斯所推翻，却又建立起了新的父权统治; 屠格涅夫《父与子》中巴扎罗夫对巴维尔的反抗，通过精神弑父从而诞生了“新人”; 卡夫卡极度敏感于父亲的压力转而在文学中表现内心世界的反抗; 萨特《词语》中则表达了无父的狂欢……

西方文化中的渎父情结在某种意义上来源宗教神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基石之一的基督教从《旧约》开始就不断上演父与子冲突。从亚当、夏娃违反上帝旨意被逐,上帝要亚伯拉罕以独生子为祭品, 都隐喻了父与子的冲突。

基督教源于犹太教，基督徒排斥犹太人的现象中也隐藏着弑父情结。

2.寻父

自西方文明进入现代性进程后,一方面,随着父权秩序的瓦解儿辈得到了空前的自由与自主,但另一方面,无父的儿子在失去文化记忆的同时也会因此在根本上失去与历史、传统和秩序的内在关联, 因此失去证明自身存在意义的价值参照,使“自我”处于一种“无根”的漂流状态。这时,人们不知不觉地开始寻找父亲。寻父意味着对父子等级秩序的重新认可。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 一种现代资本主义伦理观念出现了——其主张社会伦理的合理化和契约化,倡导忠实、勤俭、禁欲、节制、规则的德行，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 。这里“精神”的含义不是指单纯的思想,而是日常生活的合理化态度和行为结构的价值准则，而这与父性形象不谋而合，因此寻父的需求再次产生。

这种环境中的“父与子”关系已演变为自然关系与契约关系并存：在孩子未达到有理智的年龄时是自然关系,在孩子成人之后是一种自愿结合的契约关系。

（二）中国“父权社会”下的主体感缺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多的是承载着沉重的文化生命和价值生命来源的、东方式的父亲形象的显现。

中国宗法制农业社会和家长制下的父子关系，父亲是一家之长，是家庭的主尊，凌驾于整个家庭之上。父亲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掌握着子女的生存权、教育权、交友权及对家庭财物的支配权。儿子若不听从父亲，父亲可对其实施惩罚权，轻则训斥、抽鞭子，重则免祀（不许参加祭祖）、削谱（从家谱中除名）、送官府。父亲的这种权威应了那句古话：“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 。父子关系被列入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中，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伦理规范的重要组成部分。父亲的至尊地位迫使儿子在父亲面前唯有顺从之意，不敢有反抗之心。

中国古代家庭的伦理道德还规定儿子必须全心全力对父亲尽孝道。孔子主张“养子出则孝，入则悌”，“事父母能竭其力”（《论语•学而》）。儿子除全力孝顺父亲外，还应对父亲所犯过错进行低声下气、和颜悦色地规劝。父亲如果听不进甚至由此而恼怒，被父亲打得出血也须忍受。在这样强大的伦理压力下，儿子不敢对父亲有任何反抗，只能唯唯诺诺地顺从父亲，作个逆来顺受的孝子。

三、 东方寻母中的母亲崇拜

（一）中国戏曲史中的寻母

中国戏曲文学史上,以“孝母、认母、寻母、救母”题材展开叙事的作品占有相当的比重,而且脍炙人口流传广远,有着极其厚实的民众接受基础。《玉蜻蜓》元宰觅亲认母, 《白蛇传》仕林祭塔寻母, 《宝莲灯》沉香劈山救母,从来都是中国老百姓口头上津津乐道的龙门阵。即使像《狸猫换太子》之类演绎封建时代宫廷斗争的文本中,登基的仁宗皇帝最终与生母李辰妃相认团圆的悲欢离合故事,亦可划归此类型。

还有包括元杂剧《降桑椹蔡顺奉母》、《小张屠焚儿救母》、《目连救母》等等，甚至在京剧《杨门女将》里的佘太君, 《红楼梦》里的老祖宗这些艺术形象身上也可窥见母亲崇拜。

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现实层面按传统伦理主题理解外,还可深入到心理文化原型底层从性别研究视角加以释读。也就是说,诸如此类文本于外在形式上虽然千差万别,但都可归结到“母亲崇拜”。

（二）神话当中隐藏的寻母情结与母亲崇拜

荣格指出：“母亲原型同其他原型一样，几乎可以表现为无限多样的形式。我在这里提出的只是最有特色的几种形式。首先是个人的生母和祖母，继母和岳母；然后是所有同个人有某种联系的女人，如保姆，女教师或一个女祖先。然后是形象意义上的母亲，如女神，特别是神母，玛丽亚和索菲亚。”

原型批评是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领域中最具影响的批评方法之一。它以弗雷泽的人类学和荣格的原型理论为理论依据，对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意象、结构和人物(即原型)进行分析，力图揭示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种族的、以至整个人类的潜意识和深层心理特征，从而为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置换变形规律是原型批评理论的集大成者、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斯洛普•弗莱提出的。他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对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圣乔治屠龙的故事进行分析，认为圣乔治屠龙的故事实际为俄狄蒲斯传说的置换变形。圣乔治屠龙故事讲一个年老昏弱的国王被巨龙搞得国无宁日，这条龙后来竟要索取国王的女儿为妻，后被英雄所杀。

弗莱认为故事中的英雄不是国王的女婿，而是他的儿子；那个得救的女子则是英雄的母亲。在中世纪，娶母乱伦已为人们的伦理道德所不容，要使蕴含恋母情节的故事成为一个真实可信、在艺术上和谐、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故事，就需要对它加以很大程度的置换变形。

“仙女凡夫”故事主要讲述一人间男子，从小失去父亲或与母亲相依为命，忠厚老实，勤劳肯干，过着贫苦的生活，通过机遇与仙女相识、成婚。与仙女结合后，男子的生活处境得到极大改变，过上了舒适安逸的生活。故事结局有两种：一种是两人从此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另一种是由于某种原因（外界压迫或违反禁忌），仙女最终离去。“

仙女凡夫”的故事在我国种类繁多、数量极为丰富，众所周知的牛郎织女、田螺姑娘、龙女与樵夫、百鸟衣故事均为这一故事的典型。

“仙女凡夫”故事中的仙女原型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母亲，在仙女原型身上，体现着母性的关怀，寄托了人们对母亲的依恋之情。

仙女原型象征着生育、温暖、丰饶、生长和富足，展示着母性的伟大、神奇。故事中的凡夫最初过的是凄惨的单身生活，通常是没人做饭、没人缝衣，无依无靠，住的是破陋草房。在仙女出现后，生活随即发生重大转变，仙女为其煮饭做菜，以神力变破草房为大瓦房，让凡夫过上温暖舒适、富足安逸的生活。

在故事中还经常出现凡夫与仙女结合后，官吏、地主及岳父出难题来为难凡夫的情节。如《田螺姑娘》中，县官接连三次为难王小，要王小在三天之内盖座宽大的房子、房子周围砌道花岗石围墙，在围墙处开条河。王小碰到这些难题都是愁眉苦脸地回到家，但这些难题在田螺姑娘手中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凡夫遇到难题一筹莫展，不知所措，依靠仙女的帮助来解脱困境，这像极了婴儿对母亲的依恋依赖。

四、 当下中国社会的寻父、寻母

（一）现代家庭中的父母亲缺失

（二）父母亲角色功能与特质的缺失

回想起《加勒比海盗1》中的主线之一也是第二男主角在寻找其父亲，还有印象中的很多西方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