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只是过去的故事，而是能启迪今天的钥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几千年过去，技术变了，饮食变了，衣服变了，但变得都是外壳，内核其实没变。话虽如此，但选择一套合适的历史书，却也是不容易的。古文原版有阅读壁垒，今人演绎又怕不靠谱，偏偏我们人的时间精力又最为可贵有限，故从这个角度说，选书的重要性一点也不比阅读次。选一套好书自然是能少走很多弯路（推而广之，此理也通）。
我最近读的一套书，就符合了我对历史书的全部要求：无阅读壁垒、资料翔实准确，同时能拓展我的见识和思维。这套书就是“得到”系列熊逸版《资治通鉴》第二辑。实话实说，第一辑我没看过，直接看的第二辑，不过这不影响，因为每一辑都是按照《资治通鉴》的顺序，研讨了其中一个时间段的内容，比如《第二辑》这一套9册，讲的就是从公元前320年到公元前210年，也就是周慎靓王元年到始皇帝三十七年之间，这100多年的历史。
熊逸在介绍自己如何写史的前言中，给出了写这套书的方法论，他称之为“七把刀”，在我看来，这七把刀不仅是他写书的方法论，更是一种人生哲学态度，当然更可以作为我们每个人认知世界的方法论。在这9本书里，我一次次目睹他是如何将这七把刀运用的出神入化的，叹为观止，拱头膜拜，今天我不谈历史，想特别谈谈熊逸这“七把刀”。
第一把刀：追本溯源。这把刀的主要内容是对信息追踪出处、评估信息源的可靠程度，并且考察如果信息失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其实这把刀的本质就是“实事求是”，尽最大可能趋近客观真实。这一点在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底层逻辑，科研如此，读史如此，心理也如此。我们所最追求的心智成熟、心理健康，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真实”，真实包含很多层次，比如识别自己心理防御机制的内外真实，表达真实（不口是心非）。真实是最朴素的，但不管在哪个领域，都是最难的。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所读的史料，从一开始便是带着浓浓的主观滤镜、道听途说、夹带私货的东西，那我们又怎么能接近真实的历史呢？这是一个源头和下游的关系。在自媒体泛滥的时代，追本溯源、实事求是的意义更加凸显，想要不被纷繁复杂的信息扰乱，成为人云亦云的“傻瓜”，就应具备追本溯源、探究第一手信息的能力。
第二把刀：竭泽而渔。熊逸的原话是“凡是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用到的文献，只要是保存至今的，我都会带你审视一遍。”竭泽而渔”本是贬义词，但用在“做学问”上却是一种探究真理的精神。“以偏概全”或者“盲人摸象”都是现实生活中常见的认知偏差，事实上，竭泽而渔的本质仍然是追求去伪存真、实事求是。想要获得相对真实客观的材料，前提是你知道的足够多和足够全。就像熊逸所说“通过蛛丝马迹去伪存真，找到真相，给真相圈定一个大概范畴，在这个范畴里，让不同的说法和平共存，等待新材料的出现。”
我们人类自诩为理性的动物，但众多科学实验证明，人远非自认为的那么理性。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并没有真正理性的思维。我们所接收到的信息，基本上都是经过大脑无意识过滤筛选出的最符合自己内在期待和价值观的信息。这方面最常见的例子是，很多人在做一个决定时觉得很难，于是本着客观分析的态度做了一个比较，最终得出一个结论。但真相是，其实内心早就有了一个倾向或选择（虽然自己对此并不清晰），所以在做选择时，会无意识的屏蔽不符合自己内在预判的选项，而倾向于选择能证明自己正确的选择。
这个心理现象在生活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我们绝对没有自己认为的那么理性。
第三把刀，是跟进学术前沿。我们所处的年代比司马光晚了几千年，这意味着作为现代人，我们的眼界、所看到的新文献、新遗址等客观凭证会远多于司马光时代，这使得当代的史学者可以凭借新发现和历代学者的考订，花篇幅来对原有的史料进行校正。
可见，这把刀的核心还是校正，趋近真实和客观。感慨一句，“真实客观”真的是无上的真理啊。
第四把刀，知人论世。这把刀用来剖析司马光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学术立场，看懂他在编写《资治通鉴》过程中的各种取舍、剪裁以及褒贬究竟应对着怎样的时代问题，又在他所处的时代应对过怎样的责难和质疑。
毫无疑问，人是有局限性的。人的局限性几乎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壁垒和天花板。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所处时代、文化、原生家庭、偶发事件、社会背景等各种因素的塑造和桎梏，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的偏好和局限。苏格拉底说，他唯一知道的就是他什么都不知道。在我看来这句话绝非谦虚或插科打诨，而是绝对理性的客观事实。人只有从内在而非道理层面真正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才有可能反转人的本性——自恋、自我中心和傲慢。
大道归一，本质上说所有的“道”，其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我们当下说的是对待史料的态度，但在心理和人格层面也是亦然。一个人的人格发展和塑形，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时代烙印、文化背景、原生家庭、成长中的偶然事件以及个体本身对外界环境的解读......这里面有相通或类似的心理发展规律，也有个体自身的偶发因素，这些复杂的因素综合在一起，最终塑造了当下的自己。所以，单方面强调某一部分对个体的影响（比如只谈原生家庭或者只谈个体对环境的适应和解读），都有失全面。认识到人内心世界的复杂性，或许能帮助我们拥有更为成熟和灵活的人格。
第五把刀，思想史专用解剖刀。《资治通鉴》从诞生之日便成为经典，这意味着它会催生出各种衍生作品（包括熊逸的这套书），被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人才能够各个角度或深挖，或猛击，或寄托豪情与悲悯，或反复品评，不断从旧事当中领悟新意。而精英阶层的热情最终会导向民间，深刻影响民间文学，塑造底层社会的价值取向。
所以熊逸在这套书里，会“不时带你在枝枝蔓蔓当中兜上一圈”。
第六把刀，是古代意识。“读古人读的书，想古人想的事，掌握古人的思维方式，让自己像一个古代人一样尝试理解并解决古代问题”，“对于深刻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既要从当事人的视角出发，理解他们的局限，又要拥有上帝视角俯瞰全局，怀着千万个小心给历史复盘”
这把刀真的很妙。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本质上都是“误会”，误会之所以频发且产生，是因为我们都习惯于从自我中心的角度理解别人，所以很多时候貌似真诚的沟通，本质上只是在两个频道自说自话，到处跑题，并没有真正意义的“交流”。想要解决这一困境，就需要具备一种能力——进入他人的频道。这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理解对方。这与熊逸所说的“古人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
想要客观真实，我们不仅需要对客观的事物进行客观的观察，更要对影响客观性的“主观”——也就是“人”进行客观理解。所以，我们需要从自己的频道中走出来，走到别人的频道，理解和共情别人，同时又要抱有理智——拥有“上帝视角”，破除局限，解决卡点。还是那句话，所有领域的底层逻辑，都是相通的。
第七把刀，现代意识。既然有古代意识，那自然也少不了现代意识。两者不断切换，就是所谓的“跳进跳出”。作为现代人，我们拥有更丰富的现代知识，比古人拥有多几千几百年的历史经验，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任选参照物。
当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来回切换时，我们就会发现：新问题往往都是老问题。熊逸因此得出结论：“阅读历史其实很有高级感，或者说，对历史经验的汲取，能够使我们超越生命的局限，成为超级长寿的物种，有能力借助几百上千年的深厚经验来理解世界，解决问题”。
熊逸的七把刀我介绍完毕。但我最想说的还是那句被重复了很多次的话：客观规律，即为“道”，也即万事万物的底层规律。不管在哪个学科领域，它们都是相通的。一个人的心智成熟，从人格层面说，需要有稳定性兼具灵活性。而在阅读历史的过程，亦然。用不同视角、不同维度去理解和看见，思想穿越时空纵横交错，在浩瀚如烟的史料中去伪存真，探究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重复的“旧问题”浮出水面，关于"人性”的思考跃然纸上，几千年过去了，似乎什么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
真的是妙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