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贝托·埃科在《玫瑰的名字注》里这样写道：

尽管万事万物都会消亡，我们依旧持有其纯粹的名字。

我认为，要讲故事，首先要建造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要尽可能地填充起来，直至细枝末节。

不是有一句印度谚语说：“坐在河岸上等待，你仇敌的尸体就会飘过来。”

埃科大概是当今最博学的人之一，但他并没有建造一个世界，利用他的知识，在他的故事里，历史和虚构难解难分，交相辉映。等等，历史和虚构本来的界线在哪里？这不是这里要探讨的问题……

J.R.R.托尔金创造了，一整个世界。从语言开始。

也许真是从一个纯粹的名字开始。就像战前的最后一个暑假，托尔金从图书馆借来《盎格鲁撒克逊诗集汇编》，在基涅武甫冗长乏味的作品中，他发现了埃伦迪尔（Earendel或Éarendel）这个名字，并为之倾倒。后来，在一篇未完成的故事中，托尔金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了自己当年的感受：

我感到一阵奇特的发抖，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我心窝子里震颤，又好像是突然间从睡梦中醒来。如果我能从古英语的角度，一瞥这些单词的背后，就会看到极为神秘、优美的事物在遥远的天际向我招手……

托尔金认为，这个词肯定是远在盎格鲁萨克逊诞生，甚至耶稣诞生前的某个语言留下来的幸存者。

1914年9月24日，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在辽阔而黑暗的宇宙中，

他不经意的一瞥成为大海中明亮的灯塔。

自古人们就认为，

他总是孤独地流浪着。

扬起长帆追逐太阳，

划过整个天空。

他光芒万丈，直到翌日来临。

然后带着眼中的黎明死去。

托尔金用古英语为这首四十八行韵诗起名为《启明星埃伦迪尔的旅行》，就好像自己和基涅武甫一样，是一名8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诗人，那些令人神往的传说在他们之间耳口相传。

也是那个夏天，维特根斯坦常用来描述自己情绪的比喻，同样适用于在欧洲弥漫的感受——永恒的沸腾感，希望“来一次一劳永逸的喷发”。每个交战国都出现了为宣战而欢喜庆祝的场面。伯特兰·罗素在自传中描述，穿过特拉法加广场欢呼的人群时，他吃惊地发觉“普通的男人女人因为要打仗而欢喜”。

托尔金已经和伊迪丝订婚，他下定决心要在牛津继续完成学业。

1914年12月12日，TCBS的四位成员，两个新任少尉请了事假，还有怀斯曼和托尔金，在伦敦聚会，畅谈至深夜。托尔金在写给G.B.史密斯的信中说到：“在那场会议之后，对我而言，多年来郁积于心中的万事万物，都开始奔泻而出。”他以空前的速度，为自己的文集增加新的诗作。他再次从芬兰语中汲取生命力，利用它来帮助自己构建一种全新的语言，他为这门新语言准备了很多名称，最终选定“昆雅”。

低音单词kalongalan，意为“大钟的呵啷咯啷声”，其高音变种kilinkelë，则是“小钟的呵啉呵勒声”；vassivaswë，“翅膀拍打，振动声”；pataktata-pakta，“鼓点声”。昆雅语自然不止是拟声词，例如，前缀nang-，意为“我有一个冷的”，miqë，意为“一个吻”；金链花在那儿是lindeloktë，意为“吟唱花丛”，siqilissë意为“垂柳”，同时也是“悲哀”一词。

当那个世界一个词一个词创生出来的时候，《魔戒》三部曲这样恢弘的著作根本未进入托尔金辽远的视野，甚至连《霍比特人》开始也只是托尔金在炉火边愉悦孩子们的故事。1937年，《霍比特人》出版后，人们希望听到更多关于霍比特人的故事，托尔金把《精灵宝钻》和尚未完成的长诗《蕾希安之歌》寄给了出版社，这些稿子被退了回来，出版人昂温坚持让托尔金“再写一本关于霍比特人的书”。托尔金很快回信道，“霍比特人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但是三天后，他写信给查尔斯·弗思说，“我已经写下了一个关于霍比特人的新故事的第一章——‘盼望已久的宴会’。” 这，正是《魔戒》的第一章。

托尔金的伟大小说，只是他研究、创造语言和神话的副产品。

1914年11月27日，托尔金在埃克塞特学院散文俱乐部朗读《埃伦迪尔远航记》，观众寥寥。史密斯读过这首诗后，不由得问他作品的立意何在？托尔金回复：“我不知道，我会试着找出来。”

1915年7月2日，毕业考试成绩出炉，托尔金获得了一级荣誉学位，史密斯发贺信说，这是“一名英吉利人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1915年7月19日，少尉J.R.R.托尔金在贝德福德向托宾上校报到。半个世纪之后，托尔金在《魔戒之王》第二版的前言中这样写道：“1918年，除了一人幸存，我所有的朋友都死了。”

“1914年爆发的大战震动了我，”托尔金后来回忆道，“我发现，'神话'的诞生基于它所从属的语言。与此同时，一门活的语言，也离不开代代相传的'神话'。”

战争本身也在产生神话，大战所带来的无数信函、日记、诗歌，以及新单词、新短语，甚至新的记录方式，都无比丰富了欧洲语言。因为这些新事物将敏锐的改变和定义人们对本民族特征的理解方式。所有这一切，都是语言和神话之间相互关系的活生生的深刻例子。

1951年，托尔金写信给柯林斯出版社的密尔顿·维德曼：“不要取笑我！很久很久以前（我的顶峰时代早已过去），我有一个计划，创造一整个神话系统，各部分互相之间多少都有联接关系。神话体系上至宇宙苍穹，下至浪漫的童话故事。宏观层面的构想，基于微观层面的细节描写。微观层面的壮丽，来自于深远壮阔的大背景。这项事业，我愿意奉献一切，为了英格兰，为了我的祖国。”

托尔金赞美“英国风格”的语言和文化之根，同时，并没有为大英帝国鼎鼎向上而自夸，也没有为其走向没落而悲伤。托尔金从内心深处反对帝国主义，他十分支持爱尔兰自治运动。战后美国的崛起，让大众担心，托尔金热爱和视为事业的英语，将会成为流传世界的大杂烩。他写道：

要彻底认识到，世界由一种语言统治，说话通行一种方式，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人性。任何时候，都没有一种语言能达到这种高度，除了人类历史上极少数精彩绝伦的演讲。每一种语言，都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生命景象。

对于托尔金而言，民族主义最为伟大的目标在于文化的自我实现，而不是以权力凌驾于别的民族之上。

8岁那年，托尔金偶然看到停在铁道上的运煤车的奇特名称，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古老威尔士语的魅力。后来他回忆，“语言流转，句读硬气，发音闪烁，希腊语令我迷惑……我试图自创一种语言，吸收希腊语中‘最希腊语’的成分”，那时他10岁。

回到最初的时光，幼小的托尔金已经受到语言之美的感召，渐渐地，追随这感召成为了他的使命。

1915年11月，托尔金创作了他有史以来最具野心的诗作，哀悼精灵衰落的《林中嵪缇立安》，《昆雅辞典》中，嵪缇立安（Kôrtirion)的词条如是：“精灵们离开敌对的世界后，来到伊瑞西亚岛，所建立的新首都“，亦即”孤独之岛“，暗指不列颠诸岛。托尔金在这首诗中第一次明确他的整个神话世界的支撑性情感：对正在逝去的世界的渴望与怀旧。

另一个世界也在逝去。

卡尔·克劳斯说维也纳是”研究世界毁灭的试验场“，这也被用作《维特根斯坦传》第一章的标题。一战末期，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纷纷退出战场，回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奥地利军官常常发现名义上归自己管辖的军队丝毫不受控制，维特根斯坦的哥哥库尔特因此开枪自尽。奥匈帝国土崩瓦解，但这瓦解在发生前很长时间就已不可避免。罗伯特·穆齐尔说，帝国毕竟曾是天才的家园，”这一点可能恰是其祸根“。这一时期的维也纳文化生活即便不是最辉煌的一段，也是最激荡的，维特根斯坦家就处于其中心地带。

也是在八九岁的年纪，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一个门口停下来，想这个问题：

“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

如果说托尔金受到美的感召，那么维特根斯坦一生都被探究那种问题的激情所牵引，那是”真“的感召。至少对某些人来说，真和美紧密的联接在一起。

在那个维也纳，相信旧的作曲系统走到头了，是勋伯格的无调性系统的基础；确认巴洛克式的建筑装饰成了无意义的空壳，是阿道夫·鲁斯拒绝装饰的基础；感觉到某些很真实和重要的东西在社会的规矩和习俗下受到了压制和否定，是弗洛伊德假定存在无意识力量的基础。

维特根斯坦喜欢住在塔楼顶端，他极细心地为自己的屋子挑选家具，讨厌一切不是结构成分的装饰。维特根斯坦问罗素，他和怀特海如何写完《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ica）》，罗素回答，此书将只是结束于”随便哪个刚好最后得到的公式“。维特根斯坦最初显得惊讶，然后看出那是对的，他觉得，”只要此书包含了一个有可能省去的词，就会毁掉它的美“。1919年，一战已结束，维特根斯坦在战俘营中写信给罗素：

我已写了一本题为”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的书，包含了过去六年我的所有工作……事实上它是用很简短的评论写成的，若没有预先的解释你不会理解它。（这当然意味着没人会理解它；虽然我相信它完全像水晶一样清晰。但它推倒了我们在真理、类、数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所有理论。）我一回家就会出版它。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钢铁巨子，帝国最富有的人之一，他的母亲酷爱音乐，他家的房子是勃拉姆斯等音乐家的聚会之所。维特根斯坦的两个哥哥具有音乐天赋，无法承受父亲决心让他们学习工程技术延续生意的压力，在库尔特之前自杀了，因此，他这一拨较小的孩子能够相对自由的选择自己的道路。

年幼时，维特根斯坦的性情讨人喜欢和顺从，愿意牺牲真相。然而在他的朋友和学生的许多回忆录中，他的个性完全是强势、不妥协、支配性的，有人对他说G.E.摩尔孩子般的单纯值得赞扬时，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异议，“我不能理解，除非一个孩子也值得为之得到赞扬。因为你谈论的单纯不是一个人为之拼争的单纯，而是出自天然的免于诱惑。”

1908年8月8日，莱特兄弟在巴黎驾驶“莱特A型”飞机围着赛马场在空中飞行了一分半钟，飞行高度为10米，这个消息很快通过电报传到了世界各地，《伦敦每日镜报》惊呼那架飞机是“迄今制造的最神奇的飞行器”。那年春天，19岁的维特根斯坦来到曼彻斯特从事航空学研究，也许，他的打算是建造自己设计的飞机，最终让它飞上天。

其间，他对纯数学发生了兴趣，开始思考为数学提供逻辑基础的问题，一个同学向维特根斯坦介绍了伯特兰·罗素的著作《数学原则（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阅读罗素的著作，后来证明是维特根斯坦生命中的一个决定性事件。罗素的书结束于一声檄讨：

此困难的完全解决会是什么，我尚未成功地发现，但因其损害了推理的最终基础，我诚挚地提请每一个逻辑学学生注意对之研究。

在曼彻斯特的头两个学期，维特根斯坦花了许多时间研习《数学原则》和弗雷格的《算术基本法则》，他把自己首次尝试的解决方案寄给了罗素的朋友数学家菲利普·E.B.乔丹。

维特根斯坦的姐姐赫尔米勒说，由于当时对数学哲学的着迷，他受尽了两种冲突的召唤产生的撕扯感的折磨。乔丹对他的“解决”的驳回可能使他服了气，暂时坚持从事航空学。两年以后他才又回去面对这一冲突：终于直接联系弗雷格和罗素，向他们呈出一种更为深思熟虑的哲学立场。虽然他对哲学问题有足够的感受力，但仍然有待某个人使他相信自己有哲学天分。

1911年暑假末，维特根斯坦为自己设想的哲学著作拟定了方案，他前往耶拿找弗雷格讨论这个方案。弗雷格“轻松摆平”了他的方案，不过弗雷格还是给予充分的鼓励，建议维特根斯坦到剑桥跟随伯特兰·罗素学习。新学期开始两周后，他才突然出现在三一学院罗素的屋子里介绍自己，事先没有和罗素联系过，也没有提到弗雷格的推荐。

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大卫·品生特，罗素的鼓励使他确定得以获救，并结束了他九年的孤独和痛苦，在那九年里他不断地想到自杀。

罗素说，“他对哲学具有比我更多的激情；他的是雪崩，相形之下我的似乎只是雪球”：

他的性情是艺术家式的，直觉的，喜怒无常的。他说自己每个早晨怀着希望开始工作，每个夜晚结束工作时却伴着绝望——当他不能理解事物时，他生出的正是我生出的那种愤怒。

罗素赞许地注意到维特根斯坦具备极好的礼貌，不过更赞许“争论时他忘记了礼貌而只是说出他想的”：

没有人比维特根斯坦更真诚，或更无妨碍真理的虚假礼貌；他让自己的感觉和感情流露，这一点温暖人心。

维特根斯坦甚至不喜欢说哲学有价值，他说，”喜欢哲学的人会做它，别的人不会，到此为止了“：

好品味是真诚的品味，因此任何使人诚实思考的事都滋养它。

对他来说，如果一个人最强烈的冲动是作曲，而且如果完全沉溺于这冲动能够写出崇高的音乐，那么他不只有权听从冲动而行动，他还背负着这么做的责任。

罗素劝他不要非等到解决了所有哲学问题之后才开始写作。罗素告诉他，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

这引起了他猛烈的爆发——他有着艺术家的感觉：要么做出完美的东西，要么什么也不做。

1913年9月初，维特根斯坦到挪威专心从事思考和写作，在20日写给罗素的信中他写道：

类型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现在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必死于能够发表它们以前。这种感觉一天天变得强烈起来。因此，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可能早地向你传达我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所有事情。不要以为我认为我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不能不有这样的感觉：它们能够帮助人们避免某些错误。或者我错了？如果是这样，请不要留意这封信。我当然无法判断我的思想在我死后是否值得保存下来。或许我思考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是可笑之举。但是，如果是这样，请原谅我的愚蠢的举动，因为它不是一种肤浅的愚蠢之举，而是我所能做出的最深刻的愚蠢之举。

一战爆发时，维特根斯坦正在奥地利，他的第一反应是离开，也许去英格兰或挪威，但没走成，他得知自己不能离开，随后他作为志愿兵加入了奥地利军队，前一年的得的疝气已免去了他服兵役的义务。他觉得直面死亡的经验将以某种方式改进自己。可以说，他走向战场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他自己。在这意义上战争对他来得正是时候：战争到来的那一刻，他“转变为一个不同的人”的愿望甚至比解决逻辑根本问题的愿望更强烈。他也明白，过去曾在生活里帮助他克服孤独感的人，罗素、凯恩斯、品生特，都“属于敌对的一方”。

1914年8月7日，奥地利向俄国宣战的第一天，维特根斯坦入伍，被编入正在东线克拉科夫效命的炮兵团。在他的笔记本扉页处写有如下指示：“在我死后寄给Poldy Wittgenstein, XVII Neuwaldeggerstr. 38, Wein。寄给伯特兰•罗素，三一学院，剑桥，英格兰。”

1916年3月末，如长久之所愿，维特根斯坦调往对俄前线的一支战斗部队，在前线的最初几个月，他一直能够做一点逻辑研究工作，但他加入了以下孤立的论述，后来未加改动的出现在《逻辑哲学论》里：

整个现代世界观念建于一个错觉之上：所谓自然法则是对自然现象的解释。

于是今日人们停在自然法则那里，视之为不可违背的，就像过去的时代看待上帝和命运一样。

而事实上两者都对也都错：尽管现代系统努力显得自己解释了一切，而古代的观点就其有一条清楚和公认的界限而言更为清楚。

在托尔金的神话世界里，确实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善和美，恶和丑。

然而在乔治·R.R.马丁的《冰与火之歌》中，虽然龙、精灵、国王、骑士们依旧演绎着精彩绝伦的故事，但那条界限已经无法看清，这个奇幻的世界是复杂的、迷人的、现代的。

一战后，托尔金的第一份工作是编纂《牛津英语词典》，1925年，他作为中古英语的劳林森与博斯沃思教授回到牛津大学；维特根斯坦放弃了自己继承的财产，去山村小学教书，1929年，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以《逻辑哲学论》作为论文通过了由罗素和G.E.摩尔主持评审的博士答辩后，留在三一学院教授哲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音乐、语言、数学是相同的人类创造，它们都是人类借以感知、理解、交流和创造这个世界的工具。

维特根斯坦和托尔金都选择把语言作为他们工作的核心，也许应该说，他们是被选择的，维特根斯坦分析，托尔金创造，正如印度教的湿婆，既是毁灭之神，也主创造，如果说语言是我们思想呼吸的空气，那么维特根斯坦令之清澈，托尔金在其中搭起彩虹，这一切真实而美丽。

（本文大部分内容来源于《托尔金与世界大战——跨过中土世界的门槛》，《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文中编引不另行说明，感谢书的作者、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