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算是半个木匠。
我小的时候，父亲在邻村的窑厂烧砖，遇上雨天，也接些木匠的活，给人做些门窗、 板凳之类的家具，勉强糊口。至于这手艺是跟谁学的，我还真没问过。
那个窑厂我是去过的，就在姑姑家后边不远。赶上玉米成熟的季节，父亲就从我们自家的地里掰两穗玉米，拿到窑上烤给我吃，再把那两株玉米杆拔掉扔在小溪的暗沟里。在农村，掰过玉米的玉米杆一定要拔掉带回家或者扔到远处，如果不这么做，有人偷玉米就辨别不出了，这似乎是庄稼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默认的高明做法。
父亲会把玉米剥得只剩三四片苞叶，埋在炉口的煤渣里，让我半小时后拿出来吃，然后自己就到下面的窑里卸砖了。半个小时是多久？我那时还没有这个时间概念，就时不时把玉米扒出来尝尝，没熟透，埋进去再烤烤。等我再拿出来时，黑漆漆的。不过我才不管它干不干净，开口就咬，烤的玉米实在是太香了，比煮的玉米好吃一百倍！通常吃完后嘴上一圈黑。
我刚上小学那几年还没普及义务教育，姐弟四人的学费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起初是学校那边先欠着，后来校长来家里要账要了好几次，乡里乡亲，他也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可总欠着不给也不是法子。那时我也在场，我看到父亲和校长脸上都是无奈。
后来父亲跟着邻村的包工头外出打工，比在家挣得多。在工地上做的是支模的活，与木匠有些关联，村里俗称“支壳子”。父亲的工具放在堂屋的东墙头上，我时常踩着凳子把那些工具拖下来玩，让妈妈用卷尺量一量我长高了几厘米，用凿子挖地，用墨线盒在本子上弹线……我以为童年的快乐也不过如此，后来接触到“留守儿童”这个名词，我才知道原来我的童年缺少了那么一段父爱。
父亲没有买行李箱，一直用的都是大麻袋。每次回来都带很多东西，在外面买的风扇，洗脸盆，牙膏牙刷什么的都不舍得丢，统统带了回来。带回来的东西，只增不减。麻袋依旧是那个麻袋，里面装的衣服依旧是临走时带走的衣服。
有一次父亲从淮南带回了一只叫“狍子”的动物，已经洗剥干净了，他说那是他和工友在山上打的，还差点咬到了他，说完割了一块没骨头的肉让我送给奶奶送去。总之那几天顿顿都有肉，还是野味，只是那个味道实在是回忆不起来了，口感大概是介于猪肉和牛肉之间。
2008年我上了中学，班里的人很多，桌子不够用，班内基本上是两张双人桌坐五个人，我就是夹在中间那个。我把这个苦恼告诉了父亲，父亲那年就在县城的工地上干活，于是他在工地上给我锯了五块单人桌大小的木板，连夜骑车回家带给我，让我把桌子各朝两边拉一点，把木板架在上面用就不挤了，另外四张木板送给同学用。县城到家三十多里的路，第二天早上四点多，父亲就起床骑车回工地了。
最近几年村里盖房子的多，父亲就留在家里干工地，刚好也能照顾母亲，于是下雨又干起了木匠活。只不过现在不同了，没人找父亲做门窗、凳子了，所以父亲现在只给我们自家做东西。他说家具店里卖的床不实在，三合板材料的床身，锯末压成的床头，用不了多久。自己摸索着，也做了一个“席梦思”，别人到我家见了就夸床结实。
父亲今年已经54岁了，除了过年那几天不兴干活是闲着的，一年到头都在忙。就像父亲自己说的那样，“过了破五，放个鞭炮，这一年的活儿就开始了，可谁不想闲着啊。”
如今我每次回家，奶奶就跟我说，“你们小时候的事你们不知道，每到冬天啊，你爸就会把你们的尿布背到窑上去烤，一背就是一包，烤干了再背回家，不然第二天你们就没有换的尿布了。你看看你爸，一个大老爷们，天天在窑厂那么辛苦地挣钱，回来还要给你妈做饭，那有啥办法呢？你妈不是在坐月子吗，还不能沾冷水，你爸还得给你们洗尿布、还得背窑上烤干……”
现在想想，母亲生了我们姐弟四个，还真是苦了父亲。而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家里盖的房子舅舅在帮忙装修，不知道父亲又在忙些什么。那么多房间，应该需要很多张床吧。
又是一笔流水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