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出生于一个贫瘠的小村庄。那时侯全国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的好生活才刚刚起步。在父母的辛勤经营下，虽不像父辈们那样挨饿受冻，日子却照旧惨淡，相较于现在的幸福生活而言，算是相当艰难，以至于我现在常常怀念那段苦难的岁月。
模糊的记忆里总残存着那么几个零星的片断，挥之不去:似乎有一大群穿白衣服的人在哭...母亲抱着我坐在门槛上哭...母亲用勺子喂给我很苦的白色粉沫...背部被抹了很粘的东西，我哭得歇斯底里……后来，母亲和姐姐帮我还原了真相，在我三岁那年，得了很严重的感冒，引起肺炎，高烧不退，咳嗽不止，当时恰逢爷爷去世三周年纪念，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要想把事办得体面些，必定有一番忙碌。于是，全家人无暇顾及，任我躺在灶房炕上饱受烟熏火燎，昏睡不醒。直至三天吃不下东西，母亲慌了神，急忙找在家里做法事的阳阴先生来看。那人瞧了一眼，大手一挥手:"快抱出去撂了吧！眼看就不行了！”母亲吓坏了便撒开了泼，紧紧抱着我，坐在门槛上又哭又骂:"死了几年的人你们这么尽心，活人都不顾了……娃要有个啥事，我跟你们拼命……"。父亲意识到我病情的严重性，和姐姐抱上我，步行到乡上，找了大夫，花一毛六角钱买来一包安乃近和其他几颗绿色药片，研成粉末混合在一起冲水让我喝。隐约记得那药好苦，母亲又哄又骗我不肯吃，最后往往是姐姐拉住我的手脚，母亲强行用勺子撬开我的嘴，灌下去。每至半夜，母亲忙完了活计，爬上炕来，用不知她哪里听来的偏方，将生蜂蜜和猪油涂抹在我的前胸和后背，用手捏住后背和前胸的皮，提起来抻一抻，让蜂蜜和猪油渗入皮肤内，说是润肺止咳的，我的皮肉被抻得生疼，拼命大哭以示反抗。母亲得了空，还将蜂蜜、花椒和了猪油，上锅蒸了，一天反复多次服用。如此多管齐下治疗数日，我的肺炎竟渐渐好起来，算是拣回了一条命。
印象最深的是磨面。家里没面的时候，母亲在鸡叫头遍就起床，套上毛驴绕着磨台转圈磨麦子，母亲在一旁往大木面箱里筛细面，时不时绕磨台走一圈，将筛子隔离出的较粗的粮食重新倒在石磨上。天大亮后，母亲顶着一头"白发"叫我起床帮忙。于是，我时不时跟在毛驴后面，绕磨台走一圈，把粮食拔到石磨中间的磨眼里。遇上农忙季节，毛驴被父亲牵去耕地。我和哥哥、姐姐三人抱着磨杆使劲推，绕着磨台走上一圈又一圈，一个早晨下来，往往头晕目眩，一屁股坐在地上歇半天才能缓过来。后来，麻王川里最早通上电，安装了电磨，家里的石磨仅偶尔用来磨些粗粮。去麻王川里磨面的头一天下午，父亲将几袋麦子垒在架子车上，给车胎充饱了气，第二天天不亮，他们悄悄起床，姐姐牵毛驴，父亲驾辕，母亲在后面推车，只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大门从外面上了锁。在我醒来后发现，家里空无一人，炕头上放了两个馒头、一把杏干、一碗水，这是我一天的吃食。我一个人呆在家里很无聊，有时也会禁不住小伙伴叫喊的诱惑，偷偷拆了门槛，爬出去疯玩一天。那时去磨面的人从四面八方涌了去排队，大多数到半夜才能回来。傍晚时分我啃完了干馍头，一个人躺在炕上，听外面狗吠猫叫，吓得瑟瑟发抖，渐渐睡去，他们何时回来也不曾觉知。
那时侯，日子虽不宽裕，倒也能填饱肚子，没挨过饿，只不过经常掺一些五谷杂粮和黑面一起吃。母亲变着法做，力求更可囗一些，将黑面里放了糖晶蒸成蓬松的黄黄，甜丝丝的。还将出了毛的糜面黄黄搓成渣，倒在锅里用油炒了，也很好吃。记得有一次，母亲蒸了一锅三层高梁面窝头，哥哥伙同邻家几个哥哥一天就差不多吃完了，母亲下地回来发了怒，哥哥吓得钻进了面案底下，母亲用火棍伸进去打了几下，自己倒先哭起来了。那时侯也没有什么零食，父亲放羊回家，用手绢包了野鸟蛋、山枣、野梅子、丝瓜瓜、桑椹等野味回来，看着我们贪婪地吮得满脸都是。偶尔也去赶集，总不会空手回来，一毛钱十个水果糖，一毛钱五个软柿子相当美味。父亲也会用自行车驮着我和母亲去逛庙会，等人散的时侯才去买一毛钱两个甚至三个化了一小半的冰棍给我解馋。有一年夏天，父亲带了哥哥、姐姐给村上的人收胡麻，换得一树核桃，母亲隔三差五从箱子里拿出几个，使我们过了一个较为殷实的冬天。
父母辛苦劳作，种地放羊，勤俭持家，先后给家里添置了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电视和自行车，将窑洞用砖箍了。一九八九年秋天，父亲卖掉了大部分羊和粮食，为哥哥购置了一辆四轮车跑运输，是村子里最先富裕起来的人，成了人人羡慕的"万元户″。哥哥结婚时，娶嫂子的头车是伯父单位的绿色吉普车，尾随一辆四轮车拉嫁装，阵势轰动了乡村十里，相当"拉风″，父亲脸上终于有了笑容。
在我七岁的时候，开学那天，父亲从破旧的钱夹子里索摸出一堆纸币，数了又数，给我五元钱，让我去报名上了学。学校是旧庙改成的，简陋又破旧，桌子是拼凑来的，高矮不齐，我们学留级学生的样子，用麻绳在桌腿上来回攀上几次，算是桌框。椅子是长条板凳，一个桌子上要挤四、五个人。在学校里识字念书，对我来讲是十分快乐的，因而夜里特别警醒，总担心迟到。那时也没有手表，只靠看月亮来判断时间，有时去的太早，校门没开，我们坐在花布书包上眯一觉天才亮。那时侯的冬天出奇地冷，大地基本都被冰雪覆盖着，我们穿着布鞋踏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去上学，到了学校，鞋子上的雪慢慢融化又结成冰，脚冻得生疼，靠跺脚来取暖，夜里，母亲把鞋放进炕洞里熏干了第二天再穿，烧坏也是常有的事。学校没有火炉，快到冬天时，在老师带领下，几个心灵手巧的男生，将泥坯摞成火炉状，用泥抹成土火炉，为了节省煤，和土混合在一起，做了煤块用来烧火，我们在烟雾缭绕的教室里一边流眼泪一边写作业、读书。作业本也是紧缺的，买不起，只将白纸裁了，用线绳装订在一起充当练习本。天气不冷时，用电池里的黑芯在土地上画上方框作为作业本，练习写字。小小年纪的我们还要到深沟里去抬水，被村子里的大狗追着跑。
1994年，我考入郭塬初中就读。母亲将早些年奶奶用羊毛捻线织成的被面找出来，染成深红色，缝了被子，盖在身上很沉很暖和。那时的学校全是土坯房，条件很简陋，尤其是住宿，全校九个班所有女生挤在两个三间大房里，床铺是上下两层。开学那天若是去的迟了，必定找不到铺处，铺盖卷垒得跟小山似的。晚上，班主任拿一块砖头进来，在床头上“啪”的一放:“这是你的地方，往过挪，快往过挪！”这样挪下来，两、三个人的褥子叠在一起，基本上每个人都勉强侧身可睡，却不得翻身。冬天宿舍冷得冰窖似的，凛冽的寒风夹着雪花从碎了玻璃的后窗户涌进来，早上起来，被子上面铺了一层。
学校里停电停水是家常便饭，停了水就由各班轮到四、五里以外的沟里挑水，每人要完成挑一担水的任务。我个子比较小，将水钩在扁担缠绕一圈，水桶才不至于拖到地面。起初和三个同学合挑一担，跑三趟，经过一段时间历练，也能一个人独自从沟里挑上来，同学们对我很友好，将最小的两个水桶让给我。全校五、六百人，挑的水毕竟有限，供水时叫两个高年级男生把住笼头，每人只放上半糖瓷缸子水，既便这样，队排在后面的人经常喝不到水。接的热水除了泡馍、饮用之外，还得存下一部分第二天早上洗脸用。学生大都住校，学校只有一个学生灶，学生交了面和加工费，只供应在开水锅里煮面片，连盐都没有。我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馒头，每周上学时，背一大包馒头和一点咸菜，大多数学生离家远，周内家长不送，在夏季，馒头长了长长的绿毛，用毛巾擦掉，掰成小块，撒点盐，浇上开水，用缸子盖捂一会，馒头蓬松稀软，就着咸菜吃，那霉味就变淡了。幸好我有年长的哥哥，每周三都送一回口粮，基本上没有吃过长毛的和结冰的馒头。开水泡馒头似乎特别养人，我在初中三年个头长了不少，体重曾一度超过了一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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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随着惠农政策的不断落实，中国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日新月异。哥哥嫂子搞养殖，日子过得红火，修了四合院子，举家搬离了居住过几代人的窑洞。2001年我被分配工作，成了一名教师，终于和那些苦难的日子渐行渐远了！
苦难是最好的大学，回望走过的路，正是那些苦难的经历，教我学会了坚强和隐忍，学会了知足和感恩，学会了珍惜和善良，是我奋发向上的动力，促使我在前行的道路上留下坚实的足迹。我常常怀念苦难，深深地感谢那些苦难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