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人们相识只是凭一对眼睛：他们每天、甚至每小时相遇，仔细地瞧过对方的脸，但由于某种习俗或某种古怪的想法，表面上不得不装作毫不相干的陌生人那样，头也不点，话也不说。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更希奇、更尴尬的了。他们怀着过分紧张的好奇心，彼此感到很不自在；他们很不自然地控制着自己，故意装得素不相识，不敢交谈，甚至不敢勉强地看一眼，但又感到不满足，想歇斯底里地发泄一下。因为在人与人之间彼此还没有摸透、还不能对对方作出正确的判断时，他们总是互相爱慕、互相尊敬的，这种热烈的渴望，就是彼此还缺乏了解的明证。
——《死于威尼斯》
亲爱的阿布莉卡：
这是我写给你的第39封信，也将是最后一封。
前38封的情意绵绵，亦或是在旁人看来可笑的自说自话，不是被我付之一炬，就是尘封箱底。所以你连一封都未曾收到。
因为我没有你的地址啊。
说起来，阿布莉卡是你的真名吗？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在多尔索杜罗的美术展上第一次见你，分别时我发自内心地说，我想记住你的名字，就像记住你的眼睛。你笑了，你以为是威尼斯男人惯有的调情。“阿布莉卡”，你吐出四个音节。就这样，你我之间，真话被当作了随意的玩笑，谩辞哗说却被谨记心中。
大概因为我太傻，大概因为我太爱你，你说的一切我都未曾怀疑过。你说你叫阿布莉卡，是到威尼斯进修的美术交换生，家在圣塞瓦斯蒂安，父亲早逝，家中有母亲与两个妹妹，如今学分修满即将返回西班牙。这些我都牢牢记得。甚至当你站在我家楼下留给我一个手机空号、告诉我你没有facebook没有twitter时我都盲目得信了。因为我笃定，你是与众不同的那一个。
聪明如你，不沾痕迹地离开，留我沉迷在妄想中无休无止。我自欺欺人地不断拨打着你给的号码，幻想着哪一天就能突然拨通。
但就在一周后你发现你需要我。底楼卖水果的老大爷把字条递给我的时候我欣喜若狂，几乎颤抖着拨通了上面的号码。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以为再也听不见你的声音了。
你告诉我就在我们分开的那个晚上，你的钱包手机都被偷了，因此我拨过去是空号。办理护照信用卡的挂失也让你焦头烂额。我忽然懊丧，平日常常自嘲本国窃贼猖狂，却绝不想你会有此遭遇。
我要陪你奔走，你婉拒了；我帮你出主意，你反应冷淡。那时的我自然不知，你的东西从未丢过，你对我忽冷忽热也不只不过是因为些和我无关的事情。
大约三天后你约我出来。你要回国了。
听着你感激的话语我竟一时嘴笨，怎么都想不出恰当的话。不，不是一时，只要我爱着你，对于你的感激和笑容我永远不知如何是好。
我们故地重游去了圣玛格丽塔广场。在家小画廊你对一幅油画一见钟情。我本就打算弥补你在威尼斯所遭遇的不愉快，“无缘无故的会想起爸爸”这样的话语更让我毫不犹豫，把这幅画买下来赠别与你。那幅画很大，我仍清晰的记得画廊伙计小心又笨拙地搬下它时，你瞪大双眼的表情饶有趣味。尔后我刷了卡，你在柜台的另一头写下送达地址。
真是好计。
当一天后中年富商抱着这幅油画在自家二楼书房死亡后，警察通过交易记录也只能找到我，一个连你真名都不知道的人。这大概就是一周前你发现你需要我的原因。
我想你当时的确想起你的爸爸了，却不是我所知道的你那个早逝的父亲。是这个抛家弃子在威尼斯富得流油的男人，是吗？
我买下的油画，并没有远渡重洋落脚圣塞瓦斯蒂安，它其实根本没出威尼斯。你写的地址是你父亲家。你把油画寄去后登门拜访，和父亲商量把画挂在书房。然后你从书房出来，唤仆人去帮着挂画，就在你与仆人说话的两三分钟间，书房内同时传出重物落地的闷响和瓷器打碎的声音。你们跑上楼，那男人已倒在血泊和尖锐的碎片中。书桌正后方的窗户大开，初春未散寒意的东北风裹挟着窗帘一阵阵扬起，更让那年轻的仆人神经质般的断定有人翻窗进来谋杀了他家老爷。
不管是意外还是他杀，你都获得了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警方也找不到任何在一楼或是别处遥控二楼的器械。你想到了吗，警察们还检查了画作上有没有挥发性的毒药。当然，最后的结论是那些都是寻常颜料而已。
你制造的假象总是几近无懈可击。所有人都以为那男人因为日渐老迈，加上肥胖的身形，平日里走路就摇摇晃晃，更何况抱上那油画连年轻小伙子都要打趔趄。50多岁的他脚下不稳，摔倒之际手上那一米多宽的油画又连带碰落了一旁架子上的中国瓷瓶，他俯身倒在地上时，一块弯曲碎瓷片好巧不巧地扎在了颈动脉上。
这样的结果应该正和你意吧？但可惜你忽略了一点。如果真像推断的这样，伤口处的血只会向地面流淌，不会顺着脖子向下流。这和警察们检查结果不符合。只有可能是他死的时候至少上半身是直立的。也就是说，在人们听到声响前他就已经死了。尔后的那些，只不过是伪装成意外而已。
你把父亲杀死，然后找好角度，把他的身体在桌前摆放成半坐半倚的姿势，由于桌子的高度比人的臀部略低，可以作为支点，人的脊柱又可以支撑着上半身基本平直，让尸体保持这种姿势不难。然后你把油画举起，放在他胸前，油画下端被他的大腿抵着，上端你用他的胳膊和下巴向前夹住，就呈现出“抱”着油画的样子。这块大木板子就像帆船的风帆一样，已经完全打开，只等着借风助力。
最后你只要把书桌后的窗户稍稍打开、虚掩上门就可以了。
这可是二月的威尼斯，一年中风最大的时候。好像有一只不近人情的手，推开玻璃窗扇，再推开书房的门。畅通无阻后就成了穿堂风，威力倍增。越过正前方的书桌，迎面鼓动油画画板做成的大风帆。那张大木板凭借面幅和角度，获得的风力超乎常人的想象，就像哥伦布时期的人们用帆船（那时候可没轮船）运送沉重的黄金那样不可思议，在物理学上似乎被称为“伯努利效应”。
就这样，风给画板一个向前的力，又带动“架”在上面的男人——他就相当于帆船上的沉重黄金——扑倒匍地。于是楼下的人们听到了闷响。至于那只中国瓷瓶，既可能是被画板碰倒的，也可能是被窗帘卷到地上的。因为窗帘也像画板一样，在风的作用下有了超常的力量。究竟是怎么设计的，或许只有你知道了。
写到这里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没有解开：如果瓷瓶是在你离开后碎裂，那你先前拿什么割断他的喉咙？
如果警方试着拼凑起那个瓷瓶——他们后来也这么做了——就会发现这块致命的碎片是多出来的一块，虽然它和瓷瓶的质地和纹样毫无二致。没错，你杀死父亲的凶器原本就不属于他书房里的那只瓷瓶。
我听说中国的古董都是成双成对的，而你父亲书房里的瓷瓶只有一只。让我不禁怀疑另一只在哪里，是不是在圣塞瓦斯蒂安你和你母亲的家里。你拿着另一只瓷瓶的碎片来杀死这个不称职的父亲和丈夫，这样的行为倒的确有几分仪式感。你应该是聪明的计划好了，从他背后绕过手臂，直扎咽喉。一来他来不及反应挣扎，二来血不会溅在你身上，三来他叫不出声，不会惊动他人。你要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下楼和仆人说话。就是那样。
奇怪的是还原出事件真相后，我并不为你的计策感到吃惊。我对这些不感兴趣。我一遍遍试着回想那些时间点，你被复仇之火灼烧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在偷偷拨你的电话，我在拿着威尼斯地图盘算着下次带你去哪里、尝哪家的小点心，在这期间，你又编了多少谎言……
我们之间还有多少能经得起质疑。
其实我多希望，并肩坐在贡多拉上仰望白云苍狗的时候，携手走在广场闲看浮生百态的时候，哪怕在一个瞬间，你对我有过感觉。
你的，
洛雷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