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混世哲学（十三）

王自成

十三  御夷之道——师夷之智以为自强之本

曾国藩的功业，除了扫平太平天国之外，以开创中国洋务运动为最巨。他倡导或主持的洋务运动实务有：创建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兵舰和第一台机床；炼制出中国近代第一磅火药和第一炉钢水，首次组织翻译出版了近代西方科技等方面的书籍数百种，首次奏请清政府选拔幼童赴洋留学，开了中国公派留学生的先河。由于近当代中国有廉价地、一知半解地批评清政府的流俗，我记忆中的中小学历史课本仅仅把“洋务运动”描述为没落清政府的垂死挣扎，而对其改革开放的进去精神，及事实上促进了中国官办资本主义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功绩，则保持沉默。更有甚者，有人对今日之改革开放颂扬有加，而对先前的改革开放，就简单的以其“清政府”之不良出身，而骂为走狗、汉奸。这样的人，其实是欲骗取现实政治利益之徒，与德行、学问无关，学者当善辩之也。

当然，近年来也逐渐形成了客观评价历史人物的风气。南京大学教授郦波就做过一档电视节目，在其中称赞曾国藩为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曾国藩“睁眼”看到的当时的国内外国情如是：

“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

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曾国藩仅用“耕战”二字就将当时中国的国情概括无余。而用“商战”二字概括诸洋的国情，也同样精到。甚至可以这样说，尽管《资本论》对资本主义有深入细致的阐述，但如概括起来说，又何曾逃出“商战”的范畴。即使到了今天，资本主义各国仍然以“商战”立国，而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的中国，又何尝可以忘记“商战”二字！此外，曾国藩基于自己所理解的盐务去理解当时的外贸，虽然没有认识到当时诸洋对中国的贸易多是私营，而中国的盐务多是官办的区别，确实认识到了贸易之“有无交通”的本质。他还认识到公平的外贸“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具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双赢”的性质。

由此可见，面对西方列强带给中国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曾国藩并未像当时一般士大夫那样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迷梦，而是“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惧”，从而迅速放下了“礼仪之邦”的架子，形成了上述清醒的认识。而他苦思冥想所获得的御夷之道仍是他的《挺经》的核心内涵——明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强：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强自立，不在装模作样。

临难有不曲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返诸己，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返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所谓“返诸己”就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何以自己不如人？当时的中国已经被列强的船炮吓破了胆，而曾国藩在作出冷静清醒的分析后，提出了解决措施：

“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人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夸其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

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即深思也）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这里提出的引进、仿造的策略，其实比鲁迅的《拿来主义》早50多年，而且也比后者具体的多。直到前几年，这种策略还在中国大行其道，甚至为中国赢得了“山寨大国”的恶名。今天，虽然我们已经在向创新大国挺进了，却不应该忘记曾国藩等前贤的奠基之功。

曾国藩提出的上述自救之道，也就是他的《挺经》所阐明的那个“明强”。“明强”不是愚昧的逞强，而是建立在“明”的基础上的自强，需要有“智”作为“自强之本”，所以须“师夷之智”：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

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此成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遗憾的是，曾国藩已经阐明的“明强”学说，后世并没有学好用好，起码没有深入人心。在曾国藩逝世30年后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一次愚昧的逞强，虽然其爱国热忱可歌可泣，而其愚昧程度亦令人悲愤歌哭矣。

应该指出，曾国藩的“明强”之“明”在他本人那里就已经包括了通晓科学技术知识的意思，有他自己的话为证：“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涂，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一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至屡变而无所成，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正是在他的教诲作用下，其次子曾纪鸿成为入《清史稿•畴人传》的数学家。

总之，我们今天在重温曾国藩的“明强”学说的时候，理所当然应把通晓科学技术知识及人类一切先进文化纳入“明”的任务范围。若如此，则此“明强”二字仍然是自强御侮的法宝，是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愿我中华后生才俊勉之！

2017年12月14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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