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课铃响起时，捉迷藏的一众男生呼啸着冲向教室，在残破的石头台阶上挤成一团。韩老师杵着大扫把立在庙门口，像极了年画上的凶恶门神。
大雪后的操场一片狼籍，化了的泥水飞溅，把残存的雪染成黑色，偶尔露出一小片儿黄草根的地面，和斑秃长癣的脑门儿一样，看一眼都膈应。
半大小子相互推搡着，争着把厚棉鞋底儿上的泥浆蹭到台阶棱上，这是韩老师的命令，也唯有这样，破砖块铺成的教室地面才不致于泥浆成河。
所有的孩子都端坐在教室里以后，韩老师才开始“唰唰”地扫着台阶。这是必须得做的事儿，否则一堂课结束，台阶上的泥浆冻成冰，人人都得摔个半死不活。
旧寺庙改建的小学，院落空旷，教室里的煤球炉燃得正旺，疯跑过后的孩子们很快打起盹来，让韩老师不得不数次用教鞭“啪啪”地敲着黑板。
我瞪大着眼睛，一副专心致志的样子。和韩老师的理解不同，我当然并不是多喜欢听讲，而是费尽力气对抗十个脚趾头的奇痒。
一个冬天过了快一半，我的脚上还是穿着那双白球鞋，胶皮底和帆布接壤的边永远浸着泥浆，早已染成了褐色。
棉鞋小了，就留给了弟弟，舅妈总说得空就给我做双新的，可直到十个脚趾长满了冻疮，棉鞋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不过，我一点儿也不在乎，和我的计划相比，冻疮算个屁。
“甜甜，这把瓜子给你。别都给鼻涕虫吃了啊……”刘军趁我收拾书包的时候，往我的棉袄兜里塞了一大把瓜子。他一直信誓旦旦要我做他媳妇，动不动塞瓜子给我。那些原本脆香的炒瓜子被他的汗手捂了半天，我才不会吃呢。弟弟倒是喜欢得很，他总是饿，而我哪有闲钱解决他的饥饿问题。
刚想到这里，他就溜达到了我的教室，“姐！”他的大嗓门听起来底气十足，真不知道他的嘴巴底下通到肚子里的胃是不是接错了。
一准儿盯着我鼓鼓囊囊的棉袄兜，他眼睛冒着光，“姐，瓜子吗？咱们什么时候能吃上糖炒栗子啊？”
我给了他脑门一个弹指，刚好看见两条清鼻涕被他“呲溜”一声吸进了鼻腔。叹了口气，我扯着他斜跨的军绿书包带子，离开了小学的庙宇。
放学后我没有回家，把兜里的瓜子都塞给了弟弟，还有我的书包。他虽然永远吃不饱，但力气还算有，嘴巴也严，绝对不会把我到合作社搬货挣钱的事情说出去。
二.
“素娟，今晚上给甜甜上药，她的冻疮又厉害了！没几天就过年了，你看要不要干脆给她买一双吧，哪有闲工夫做啊？”里屋传来大舅舅压低的声音，可惜还是被我听见了。没办法，我困得要命，可是被京万红药膏裹着的脚指头又痒又疼，忍不住的时候我就揉揉外面的纱布，结果手指头也是一股怪味。
“还有两天学校就放假了，不是我没时间，是你妈纳的鞋底子总也做不得。这丫头才十岁，那脚丫子都快赶上我的大小了。看她那长腿，肯定还得长呢，奔着她爸爸那一米八五的个子长，明年鞋又得换。咱家的工业劵还得留着给你，你整天搬煤，鞋底磨得忒快。”大舅妈的语速极快，也和我想象中说得完全一样。我叹了口气，眼角有些发痒。不是因为棉鞋没有着落，而是因为我再次发现，我已经快记不住爸爸的样子了！
五年了吧，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回来过，他们在西山林垦大队工作，这是大舅舅说的。每一年的春节，他们似乎都有希望回来，但每一次大舅舅都告诉我们，他们还没有攒够回家的车票。我不知道西山在哪里，应该就是太阳落山的地方。以前我相信那里的确很远，车票也一定很贵，可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再也不相信这种骗小孩的谎言了。
去年开春的时候，外公走了，外婆因此而跌了一跤，摔断了股骨头，在医院里一直躺到穿上单衣，一条腿吊在架子上，看着让人后背发麻。听大舅妈和邻居王二宝的妈聊天，手术花了很多钱，以至于大舅舅不得不申请做连班，他在煤站工作，装卸蜂窝煤、煤球，连班虽然累，但收入高，可以让日子不那么艰难。
我原本以为外公、外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爸爸妈妈怎么都会回来一趟，但是直到外婆可以一瘸一拐地下地干活了，他们的影子也没有出现。
小平房的外间黑乎乎的，只有蜂窝煤炉子的炉盘间隙里透出猩红的光。脚趾头终于不怎么痒了，可鼻子却痒得不行。自从外婆腿瘸了，她就移到最靠近炉子的一侧，方便下床。我的那双鞋底子纳了一多半，就被放在了一旁的簸箕里。马上放假了，在体校训练的大表哥也要回来了。外婆忙着给他、我和弟弟做新棉裤、棉袄，这也是每一年最重要的事情。
弟弟早就蜷在我身旁睡得酣畅，他肉乎乎的后背拱在我的胳膊窝里，天冷的时候，我就不再推他。三年前的某一个冬天，就是被我推出了被窝，他发了一场高烧，病好了之后落下了鼻炎，永远拖着两条鼻涕。
对此，我挺内疚，那次他在医院呆了好几天，住到我以为他会死掉，住到我偷偷哭了好几次。弟弟两岁的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就去了西山，和我相比，他只能通过墙上挂着的那张扁平的照片来想象他们的样子，比我可怜多了。
因为鼻炎，弟弟常年会打呼噜，和外婆的一唱一和，偶尔还会停歇几秒，然后“吱“的一声长喘气，宣布他还活着。我的鼻子也堵了，还好眼角只是痒了一会儿。
里屋已经没了声响，院子里北风吹得正猛。今早上学时，前院的居委会干部刘大爷还在挨家挨户检查，下达防火指示。去年光是年前的鞭炮，就烧毁了胡同口的一连片房子。就凭借今年这肆虐的风，一旦雪住了，天气马上干燥得放火花，放炮竹还真不是什么让人省心的事儿。
睡不着觉，我索性偷偷摸出被窝，把手悄悄地伸向床头的架子。从外婆的针线簸箕、我们的书包和杂乱的家伙儿什中间穿过，一直摸到一个包袱。包袱不大，又冷又硬，却让我很是满意。那是我的包袱，里面的每一件东西都是我的至宝。每天总得摩挲几遍，也得弟弟求我，我才让他只许看、不许碰。
黑暗完全不是障碍，我轻松熟练地把包袱拽进了被窝，一点响动都没有发出。包袱皮碰到了我裸露的胳膊，激起了一片鸡皮疙瘩，竟让我心里产生一种满足的美妙感觉。
用不着打开包袱，我揪开一个小角，食指和中指钻进去，夹住一个小铝制盒子，轻轻地拽出来。盒子是用来装消毒棉球的，好像是外公的遗物，我已经记不太清楚。盒子前面有一个小盖子，稍微用力就可以抠开。
盒子里只有一件东西，是一枚硬币，一分钱的硬币，银色的新币，两面都被我摩挲得亮晶晶的。弟弟一直对此心怀嫉妒，但我知道他不敢动，因为他明白这枚硬币对我意味着什么。
三.
真是着了刘大爷的道，转过天的一个星期，一片雪花都没有飘落。老大的太阳从东晃到西，好像是被风吹得挂不住似的。气温倒是回暖了不少，路两边成了黑水沟，一汪又一汪的积雪白天化成汤，晚上再结成冰渣子。
胡同里弥漫着火药的味道，混在泥水里的鞭炮残骸到处都是，扫大街的大扫帚“哗啦哗啦”响个不停。时不时有三五成群的半大小子呼啸而过，窜天猴炸得街边的老头老太太破口大骂。
卖瓜子的小贩最近总是乐呵呵的，也突然变得慈祥起来。五分钱一大把的瓜子给足了，还会饶粒花生什么的，把弟弟乐得笑开了花，整日里唱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
冒着被大舅妈骂的风险，我天天“野”在外面，离我的计划时日不多，我心里也急得火烧火燎。顾不得那么多考虑，虽然心疼，还是用钱换了瓜子堵住弟弟的嘴，这光景可是容不得半点差池。
合作社里人山人海，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喧闹。王叔叔整个人都糊满了面粉，几天来一直和富强粉玩命。一百公斤的面粉袋子拆开，一家一户地过称，有的人家买一斤，有的人家一斤半，多了不行，少了更麻烦。先是双手沾满面粉，然后胳膊、肩膀、直到头顶，看得我总是偷偷地乐。
和粮食柜台的滑稽不同，猪肉海鲜柜台从两天前就挪到了院子里，我还帮着搬过冰冻的黄花鱼和带鱼。从一早上就开始排起了长队，来得早的自然可以挑选大的，一年一次的特供，家家户户就指望着靠此装点年夜饭呢。
“甜甜，”身后响起王主任的声音，他是合作社的领导，我当初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磨到他同意了我的帮忙，其实我自己也清楚，这样的帮忙也算不上真正的帮忙。合作社卖掉的汽水瓶，我帮着归拢到后身的仓库一角，把所有的瓶盖倒进一个铁盒子；废弃的纸箱子踩瘪，一个挨着一个摞成一堆；报纸、牛皮绳、皮筋也是一样。
说白了，我就是个废品收集员，能帮的忙不多，合作社其实也根本不需要，不过，我态度好，不拍脏，犄角旮旯大人收拾不到的，我也照样可以规整。哪里缺人临时看看柜台，我也随叫随到。就凭着这些，我时不时可以赚个五分一毛，偶尔还能得到两毛钱。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真是意想不到的美差。
当然了，我去的这家合作社可不是我住的那片，否则分分钟就能传到学校和大舅家，我不能让那些碎嘴皮的老娘们坏了我的好差事，即便每天多跑半小时的路，也是值得的。
合作社关门的时候，我意外地得到了一个红灯笼，彩纸糊的，一棱一棱的叠成一个薄片，轻轻一扯，就展开成了一个圆筒。上面交叉的铁丝中央穿过一根竹竿，挑在手上，风一吹，底上的红丝线穗子就飘飘扬扬的。如果点一根蜡烛，插在中央，就成了一盏真正的灯笼。曲折的红纸上有大大的金黄色福字，透着喜兴。我翻过来倒过去看了半天，很有些爱不释手。
这个白得到的灯笼底下破了一块，一角红纸咧开来，我知道这才是送给我的真正原因，但我还是很开心，白得的礼物要还是挑三拣四，那就太不知足了。
转过街口，“轰”一声闷响，紧接着一阵小孩子的欢呼，空气里有香甜的气味飘过来。我咽了口吐沫，不用猜都知道，那是走街串巷的爆米花。排队的人一人端着一个搪瓷缸子，冒着白烟的大黑锅里倒出来白花花的爆米花，让我突然饿到脚下发虚。
我快步走出胡同，好不容易攒下来的钱，说什么也不能消耗在没用的零食上。大街上已经亮起了路灯，我注意到早上还是光秃秃的路灯杆上，贴上了红色、绿色的标语，“要讲科学，不要封建迷信；要勤俭持家，不要铺张浪费；要参加正当文娱活动，不要到处游荡；要坚持生产工作，不要班前喝酒”的春节“四要四不要”，让我读了老半天。想想还在街上游荡的我，不由得心里发笑。
“姐！”离得老远，弟弟的声音就传了过来，我连忙迎上去，心里很是起急。这里离我们居住的大杂院还有三条街，弟弟从未在天黑以后一个人跑这么远。我已经十岁了，个头也高，可弟弟才七岁，要是遇到个歹人可咋办！
扯过他的棉袄，捏住已经漫过嘴唇的两条鼻涕用力甩到地上，我差一点扇他嘴巴子。没想到他一下子扑到我怀里“呜呜”地哭起来，着实吓了我一跳。
弟弟虽然经常被我嫌弃，偶尔被我欺负，但他心里明白我有多爱他。他也哭，有时候哭得我心烦意乱，但他只有在受了极大的惊吓时，才会扑到我怀里。
搂着他才到我胸口的脑袋，他裸露着的双手紧紧地抓着我，冰冷异常。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才渐渐弱了声音，而我发现自己的脸上居然也挂着眼泪。
没法不流眼泪，弟弟的右手腕划破了一道口子，足有两三个公分长，天冷血止得快，可棉袄的袖口已经染红了一片。他的额头也破了，隐藏在棉帽子里面，我才没有立刻看到。
即便伤得这么惨，他的怀里还是揣着那个搪瓷缸子，在扑到我怀里时搁到了我的胳膊。里面是已经凉透了的饺子，其中的一个咬破了一角，里面露出了一枚硬币的边。
我终于恍然大悟，今天是小年啊。难怪昨天大舅妈忙活着扫完了房子、贴了窗花和对联，特意把门帘也换成了刚编好的新帘子。不用说，这钱饺子也是今天的晚饭，因为大舅的夜班连白班而早早吃了，整件事都被我忘得一干二净。
弟弟去年没吃到饺子钱，难过了好久好久，我不小心泄露的计划，也以他没有饺子钱而被我拒之门外。因为这一层缘故，他才偷着跑出来，傻子似的端着吃了一半的饺子。在路上的冰面上结结实实地摔了一跤，划破了额头和手腕，饺子也险些撒了。
四.
当我和弟弟一起坐上开往西山的长途汽车时，我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这个计划准备了一年之久，原本被设计了千百遍的详图，却因为弟弟的饺子钱和那被冰棱划破的伤口而彻底改变。事实上，仿佛是早就期待着这样的奇迹，我终于明白自己是舍不得和弟弟分离的。
去年的春节，年三十的守岁时，当全院的老少爷们、大妈大婶和孩子们在街上欢天喜地地放炮时，我和弟弟在厨房的角落里抱头痛哭。又盼了一年，又一次失望！
小舅舅全家从内蒙古回来过年，二姨全家从上海也赶了回来，外公的身体已经很差，却也在年三十颤颤巍巍地和大伙儿吃了团年饭。我不明白，西山虽然听起来是个遥不可及的名字，但很小的时候我去过，不过是迷糊了一小觉的距离，连火车都用不着搭。可是，我的爸爸妈妈却没有回来，尽管每一年大舅舅都说“下一年吧……”。
和我的难过不同，弟弟是绝望。当二姨抱着他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眼里的泪珠，我也知道他想到了妈妈。我拒绝了二姨的亲热，她和照片里笑容灿烂的妈妈太像，我无法容忍。
外公家的规矩，年三十的钟声响起的那一刻，饺子必得出锅，热腾腾的猪肉白菜馅饺子，无论多少人分食，就只有六个钱饺子。小孩子当然最渴望，眼睛滴溜溜转着，期待着能够凭借从不存在的蛛丝马迹，发现一个，给自己带来额外的几块压岁钱。
我成了那个幸运儿，吃到了一枚一分钱硬币。二姨没能抱成我，似乎也很难过。她塞给我一个红纸包，里面居然有五元钱！我几乎惊呆了！这可是我第一次拥有五毛钱以上的财富。
弟弟没能吃到钱饺子，终于忍不住哭了一鼻子，他倒还算硬气，眼泪愣是挺到了只剩下我们姐弟二人的时候。
看着车窗外不断闪过的枯树枝子和仍旧积着雪的草丛，我在心里盘算着接下来几天的打算。这一年，我一共攒下来二十二元六毛八，原本我一个人跑趟西山是足够的了。可是现在多了一个弟弟，多了一张车票和吃饭的嘴，我便不那么肯定够不够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