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没忘的小说里，我叫刘率。
那是另一个我。
牛没忘出生于山西农村，本名牛有望。粗通文墨的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够考取功名，改变命运，有望就是有希望。
有望果然没有辜负老父亲辛苦命名，一路过关斩将，考上中国著名的南开大学，直拼到管理学硕士学位。参加革命工作后，先是在报社做新闻记者，但终究忍不得文字工作清苦，应聘进入冀州油田机关，由科员升到副科，由副科升至正科，直到升至县处级干部，出版了两本管理学专著，混得教授级高工职称，在冀州官场也算是个学术气息浓厚的另类官员。
说他另类，绝无意笔墨渲染，而是写实素描。
不知何故，他后来执意改名做没忘，我们之间真正的交集，就是从他改名做没忘时开始。
没忘相貌肥胖，体格宽厚，其实性情尖酸刻薄，至少是对我从无笑脸，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
但我却打内心里感激着他。我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给我批评与鞭策，给我嘲讽与冷视，让我在热闹时被人一记棒喝，头脑得以清醒。
那时少年，得报社社长方丛滋先生偏爱，一时红人。流浪西藏归来昏了头脑，仗着文笔恃才傲物，放荡形骸，想这弹丸小城已容不下少年梦想。方先生一怒之下将我逐出报社，任我百般求情也不姑息。后来他去河北涿州做了中国石油报社总编辑，官至副厅级。我又千里迢迢追随而去，又被拒绝，无奈之下混迹京城。
北京，酒仙桥，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园内，中国合作经济报社，成为在北京的栖身之所。从普通记者，做到一版要闻编辑，假日期间拿着编排的报纸跑到河北涿州去看望他。
周日他照常是上班的，叫人安排我住宾馆，在他对门房间。夜半时归来，来我房间里小坐。我不敢坐，于一旁束手站立，直到他说几遍，才战战兢兢坐下。
他接过我递上的报纸，仔细看过，夸我消息写作的功底见涨，行文老辣沉稳，少了些浮躁气，以往他喜欢我的文字，多是因为激情扬洒。又问我在那里生活如何，薪酬怎样，我如实一一作答。他说京城毕竟是京城，接触面广，比石油行业报有发展前途，我说心里念念，还是希望跟着先生。他说如今在这里做总编辑，却是副社长，分管新闻和广告，人事大权自有社长掌控，他是做不了主的。
他一边看报一边吸烟，他的烟瘾极大，几乎是一枝接着一枝地吸，不一会，桌上烟灰缸便满了。我去洗手间倒烟灰的工夫回来，他突然递给我一条香烟，并嘱咐我年轻人还是要爱惜身体，少吸些烟。其实，这话本该是我劝慰他的，却让他又抢了先，于是诺诺地答应，眼里已噙着泪花。
那一夜几乎失眠，一来是再见先生的激动，二来是他被他如排山倒海般的呼噜声所震撼。
当初我一个懵懂少年，被他牵引着进了报社。作家柳青先生曾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我恰恰是在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人生指路的贵人，那便是方先生。如果没有他，难以想象我会成长为什么模样，我常常做这样的人生假设，或者我会成为一名庸庸碌碌的上班族，或者会成为一名石油工人，从来不敢想象四十五度仰望天空，更不敢孤身一人闯荡京城，在长安街上体会做新闻记者的荣耀。
柳青先生这句话，我是在路遥先生的小说《人生》开篇中读到的，我就是那个高加林，我就是那个少安或者少平，我就是一切普通的并且热切地希望改变命运的中国青年。
一个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在另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被永远地惦念，永远地感恩，就是哪怕他的生命已经失去了，却依然被人永久地纪念着，缅怀着。
如果有西天极乐世界，方先生应该是一尊佛。
第二日清晨，他来敲门唤我起床，与他一起去报社食堂吃早饭，引荐我认识报社其他同仁。我是后生，见了前辈只顾着鞠躬握手问候。先生笑眯眯地一旁看我。
有人帮助打来饭菜，与先生面对而坐，彼此都不说话，静静吃完。
恰是周末，中国石油报社有前往六里桥中国邮电总局送报纸的顺风车，先生嘱咐司机把我送回。我上了车，还没来得及道别，一扭头，先生已大步流星地走远了。
我突然地想起朱自清先生的文章《背影》，“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13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
我的泪，也很快地流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