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此篇为插叙）身为感性至上的文艺份子，你必须要承受感性带来的负面影响，通常它集中体现为一个字——“穷”。有很多纯粹的艺术家，对金钱的态度非常被动，但囿于周遭越来越富裕的物质现实，态度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就会越来越噬伤艺术家自身。或许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的艺术家，或许他只是想单纯地表达，然而当现实步步迫近时，那反差的瀑布便会瞬间劈头盖脸，打痛他的肉体和心灵。
在我密集搜集信息、密集与各种台湾朋友会面的时候，有一封特别的推荐信发到了我的脸书账号，落款标注是：前“浊水溪公社乐队”鼓手游…——我就用惯常称呼他的方式“游哥”来注明吧。
游哥这封信，是向我推荐台湾美术界的一位大咖“中哥”，他希望我把中哥也列为拍摄对象，因为中哥是台湾中生代美术家里最有才华和品格的一位。
我对此颇为踌躇，毕竟我的想法是拍摄台湾的年轻人，一位中年大叔放进来能够代表什么呢，台湾的过去吗？我有心拒绝，然而很快游哥就发来第二封、第三封信，希望无论如何，我能和中哥先见上一面。
我不擅长拒绝人，那么好吧，或许正好与现在的台湾年轻人来个比对——我给了自己去花时间见面中哥的理由——见我应允，游哥很快让中哥加了我的赖和脸书。
隔日午后，我转搭了两次巴士，到了位于台北郊区汐止的中哥工作室。身材瘦削高大的中哥五十来岁的年纪，一头长发黑白参半，可以看出是一位真诚的创作者。中哥似乎也对我心生好感，一直冲着我笑，非常客气的自我介绍。大概是因为我也留着长头发，或者如他所说，他已经很有一阵子没见过大陆来的朋友了。
进到中哥工作室，一股浓烈酒味立刻刺入我的鼻孔。
“中哥，你在喝酒嚯？”我问。
“是！是不是味道很呛，要不要一起喝一点。”
“中哥，我几乎不喝酒的，谢谢。”
我打量着这所复式结构的房子，四周墙壁挂满了大大小小的油画作品，每个墙边都立着不同规格的画架，地上散放着颜料。
中哥把我领入一个房间，房间正中摆了张小圆桌，上面放着两瓶喝空的金门高粱酒，还有几样简单的下酒食物。一个和中哥年龄相仿的男人似乎已经醉了，斜卧在小圆桌旁的沙发里酣睡。我认出这是脸书照片里的游哥，虽然我并不知道今天他也会在场。与中哥和我的发式不同，游哥留着圆寸，同他的脸型很搭。
中哥笑得更开心了，他指了指 游哥。
“你认得他吗？”
“这应该就是游哥吧。”我答道。
中哥拍醒了游哥。
“欸，现在是怎样？大真都来了啊。”
游哥醉眼微张，红着脸看我。
“大真，你来了。”他带着醉腔，“好，我们继续喝，我去买酒。”
“游哥，我很少喝酒的。”我赶忙摆摆手。
“多少喝一点，随意，哈。”游哥从沙发上慢慢站起来，他也是个大个子。
“所以现在是继续喝酒咯？”中哥问。
“你们不管，我去买。”游哥往外走去。
“那你就再带一些seven（7-11）的关东煮咯。”中哥叮嘱道。
（游哥喝得有点多了）
这就是我和游哥的初会面，后来我们三个人又常常碰面，吃饭吹牛；尤其中哥，身为台湾美术圈的大咖，带我出入了不少台湾顶尖的艺术派对，介绍了上至台湾“文化部”次长、高雄文化局局长这样的官僚，下至新锐美术师、策展达人这样的实际从业者给我。中哥的事情后面单独会写一篇，这里按下不表。
我后来得知，游哥刚刚从山里搬出来，他五年前罹患了抑郁症，无法与人相处，只得搬入山里种地，并花光了全部积蓄。游哥下山后，找到中哥求助，中哥接济他三十万新台币。其实中哥也非常不宽裕，他和前妻离婚后，每个月要给念大学的儿子一笔生活费，要支付工作室的房租，以及日常开销，每个月大概都需要十万新台币。而因为台湾艺术市场的不景气，中哥已经一年多没有卖出任何画作了。他甚至开始给人画肖像，标价五千一幅，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他在台湾当代美术界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
某日，游哥约我在台湾师范大学附近一家很有风格的半露天咖啡馆见面。虽然他不说，但是很明显感觉到游哥希望我也能拍他，或是从我这里谋个什么有钱拿的电影工作的职位。后者当然是不可能的，我完全是从牙缝里省钱拍片的苦逼独立电影人；前者嘛，需要多聊聊。
于是游哥开始给我介绍起“浊水溪公社”乐队，他搜出乐队相关影像——但那里面并没有他的身影——因为他只在乐队做了半年的鼓手。“浊水溪公社”是一支毁誉参半的乐队，尤其他们的政治倾向，根本是我无法接受的。但是他们的音乐很有本地特色。
我一边观赏MV，一边听游哥介绍这些年他的经历，和他对当下台湾整个状况的看法。游哥讲得也听明白，其实台湾问题，除了装糊涂和真糊涂的，大多数思维正常的人都知道症结究竟在哪里——无外乎新旧秩序的对抗罢了——三十年河东河西，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中国的。
某日，我和中哥应邀去游哥新搬的住处。这是位于台北市核心区域某文旅顶层唯一的独立房间，房间不大，但有独立卫生间，月租只要六千块新台币。通常这个区域同类型的房子，租金至少也要一万以上。游哥笑言捡了个大便宜，中哥带了瓶红酒，我买了些卤菜，三个人为游哥找到合他心意的住处碰杯。看得出来，游哥是一个有生活品味的人，他把自己的小空间打理得很温馨，甚至还装了一台唱机。
某晚，我和一个台湾影视圈的朋友以及他众多的友人吃完饭后去峨眉街的KTV唱歌（我很讨厌KTV，可又不好意思不去），恰好游哥打电话约我见面。我问了朋友，他说不然约过来好了。
很快，游哥就来了，并用闽南话向在座的十几位大小老板敬酒。看得出他来时已喝了不少酒，所以一圈下来，游哥又醉了。此时已过了午夜十一点，我想问游哥有什么事找我，他却不说，只顾着陪人喝酒。我们所在KTV包间涌进来七八个浓妆艳抹的女子，感觉都是熟人，纷纷坐在相好的腿上了。整间屋子烟雾缭绕，酒气熏天，我有点不耐烦，想先走；游哥说也好，下次再约；我朋友也说散场后代我送他回家。于是我和大家告辞，独自离开。
回到住处，我洗完澡躺下，迅速入眠。正做着梦，却被电话声吵醒，是我朋友打来的。他在电话那头抱怨说，游哥喝得酩酊大醉，却依旧缠着要酒喝；众人已纷纷散场，我朋友和其他人好歹将游哥从KTV拖出来，他却不肯上车，坐在地上撒泼。我朋友无法，只好打电话给我，让我去负责。
我只得下床出门。此时已经凌晨两点，我独自奔跑在从南阳街到峨眉街的路上。跑了十几分钟，远远看到游哥向我招手，我以为他酒醒了。谁知道我俩一碰面坐在路边，他却突然说起了莫名吓人的话，我掏出手机录了下来：
https://tv.sohu.com/v/dXMvMzEzNDkyNzAwLzg3NDYzNzMyLnNodG1s.html。
这次之后，我感觉游哥是酒喝得太多，已经有点烧脑了，便刻意疏远了他。
又隔了好久，2017年清明节前夕，不晓得我是第几次去台湾的时候，游哥又约我和中哥陪他去宜兰扫墓。
碍于情面，我答应了。没想到这次游哥给了我全新的感觉，他开了一辆面包车，衣着明艳多了，车上摆放了不少包装好的食品和宣传册。原来游哥找了份食品公司的销售工作，底薪虽然低，但是有提成拿，车子也是公司派给他用的。我和中哥对游哥的变化感到由衷喜悦，中哥甚至还开玩笑说，借给游哥的三十万有机会拿回来了。
然而车子一路开到宜兰，游哥却怎么也找不到墓地，一路上他上上下下地向周遭的路人打听，却依旧一无所获。
更蹊跷的是，这次会面两三天后，我的脸书突然收到了一封关于游哥的讣告——一个自称其亲弟弟的人，用游哥的账号发给我，内容是游哥昨夜因醉酒过度送医不治。我当时大吃一惊，怎么也不相信前几天还生龙活虎而且状态明显改善的游哥，竟然会出现这种状况。我联络了中哥，他也收到了这封邮件。我俩决定去游哥住处看看。
我们找到了游哥的临时住处，房门紧锁，丝毫看不出来这里刚出过大事。我们下到一楼，询问文旅前台经理，他告知中午还看见游哥出门。
于是中哥猜测，游哥或许是因为他那句可以还钱的玩笑话而有所惶恐。再问经理，经理说游哥似乎刚刚辞职。
即便如此，编造自己身亡这样的事情也未免太过荒唐了，何况中哥并没有真找他要钱的意思。
我思前想后，删除了游哥的一切联络方式。的的确确，他曾经是个有所成就的独立艺术家，可是后来沉迷酒精，荒废了自己。而我呢，本身泥牛入海自身难保，完全没有能力去解渡他人，更不想卷入进任何麻烦和冲突。所以最明智的办法，唯有离开吧。
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游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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