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我见到李大人的时候，还是在十年前的高中校园里。
我们高三教室门前的花园旁边有棵壮年梧桐，据说每年夏天长满叶子就遮天蔽日。不知道为什么，从我们入学那年开始走向衰败，一年比一年秃，能给我们遮凉的面积就一年比一年少。最后一次我们在学校见面的时候，太阳太大，梧桐树下就再也找不到能容纳我们的阴影了。那时候大学录取情况已经知晓，他南下，我北上。两个人笑嘻嘻地告别，心照不宣地想着，即使不会经常见面，但每年终究会见上几面，再不堪，同学聚会的见面至少有一次的吧。年轻人的心里装不下太多东西，离别的伤感，在我们心里没呆多久，很快就被热辣辣的太阳和对未来的憧憬挤出去了。
可是事实是，那次见面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说来也是奇怪，那时我们热衷而且期待见面，也有不知道有多少机会可以碰面，但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错过。我们总是会安慰对方，没关系，会有下次的。十年中的前几年，我们真的是这样想的：大家以后的时光还很长，高中又是那么铁的朋友，怎么会没机会见面呢？后来联系慢慢越来越少，有机会再见面的时候我竟有些胆怯了。他大概也是这样，起初还有书信，后来只有短信，字里行间越来越只写着一个字，忙！有时候会后悔，但对世界来说，又太普通了。
我们家县人民医院的一个医生自杀了，值班的时候从六楼跳下来，脑袋直接摔成了两半。自然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热度持续了好多天也丝毫不见减弱的意思。报社的领导那天找到我说让我出个差，写个访谈出来。我立马说好。想的是很久没有回家了，趁着工作的便利回家看一眼，当晚就买了从省城回县城的车票。
县人民医院的住院部六楼，走廊里挤满了人，人群与人群之间，是医院给加出的几张病床。人间苦难最多的地方，却是这般的热闹。能想象出这里总是这样，也许包括那个可怜的医生从这里跳下去的那一刻。我站在一个病人的床边不知所措，不管是医生还是病人都没有人愿意听完我来的目的，他们只是摆摆手让我走开不要挡着他们的道。走廊墙上贴着医生和护士的照片和名字，中间突兀的有一块空白，可能是那个死去的医生的吧。连这点痕迹都没了，我回去怎么交差呢？我站了一会，打算拍几张照片就离开。
我瞥了瞥周围，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口罩准备带上。一个医生从我身边匆忙地走过去，撞到了我肩膀。“啊，不好意思”，我听到一个声音，旋即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记忆中那是个很长的过程，因为我看到他从疑惑到惊奇再到疑惑再到忧虑。事实上却是几秒之后，他就被病人拖走了。那张脸着急了，他边回头边说，“大记者，你怎么在这？你给我打电话。”他笑着被拖走了，我还没从震惊中恢复。“那是李大人！”我这样告诉自己。我又站了一会，回味刚才的对话，越来越觉得尴尬。几分钟之后，李大人没有回来，我就赶紧钻进人缝里逃了。
无论是出自工作的需要，还是出于想念而约他见面，都让我纠结不已。犹豫了很久最终也没有打电话，而是选择了发短信。我想了很久的措辞，出乎意料地很快得到了回复。随着手机叮的一声响，我就像被扔在热锅上的蚂蚁，向冬天毫无遮掩的暴露了我的不坦然与小心眼。在鼓足勇气之前，我喝了好几杯热水，读了好几遍他的短信。时间是他不值班的晚上，地点是医院门口的小餐馆。
一面墙都被红色的大菜单盖住的小餐馆，只有几张桌子，橘黄色的灯泡好像没有一直被换过，在周围商户的霓虹灯里有些扎眼。因为离学校比较近，高中的时候，我和李大人在下午放学后经常来吃饭。我有时候想，旧的东西慢慢会死在记忆里。是我相信还是它真的没有变？小餐馆从我记忆里走出来了。走进来的很多是医院的病人和家属，即使不抬头看，我也能感觉到周围弥漫的疲倦与哀怨。我会看进来的每一个人，等到李大人进来的时候，我想大声叫他，“嘿，我在这里。”就像他突然见到我时做的那样。我最终没有来得及那么做。一个带着帽子的人，在我怀疑他是李大人的刹那间，迈着大步就走到我面前了。“你原来在这”，他笑着对我说。我站起身，“是啊，我们不是经常在这里吃吗？”。很短的时间，我输了两次，输的很愉快。
李大人像是看透了我，絮絮叨叨地跟我说这几年他的变化。印象里高中就在卖的各种小吃，这家店还在卖。好像什么都没有变，还是两个高中生在吃路边摊。我们在这里变成了有钱人，点了很多，竟然摆满了桌子。李大人告诉我，考研失败之后，他就回家在县医院工作了，还好本科学校很不错，至少得到了小县城的尊敬。最近几年，小县城的房价涨得厉害，工作这几年的薪水连首付都筹不够。他说他最近打算辞了工作，准备再考一次研。
“不考研不行啊，学历低还是钱少！不像你啊，大记者！”
我讪笑，李大人就也不知道再说什么了。他大口扒着桌上的面，我看着门外面的雪发呆。我还是难为情，显然，不再联系的时间里，他关注我比我关注他多得多。于是他跟我诉说自己的时候，我不能说些什么。
几个高中生进来吃饭，干枯的餐馆一下子变得鲜活了。他们一遍等着自己的饭，一遍讨论着自己支持的球队，讲到激动的时候就手舞足蹈。尤其讲到自己支持的球队如何大败对方的主队分外激动，被讥笑的那位就发出“切”的声音回应。我觉得好笑，刚想指给李大人听，就看见李大人已经笑得连面都不吃了。几个高中生的面前只摆了几份最简单的面，被旁边的“有钱人”羡慕地偷听着谈话。尽管十分钟后他们就走了，我还是获得了久违的欢乐。以至于小餐馆回归安静，李大人看着桌子发呆，我才恍然回到现实中来。
餐馆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聊了很久很久，只是语句越来越短，最终陷入沉默了。我知道如何打破它，但是我不敢说，因为那意味着这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我只是拖着，直到听到李大人开口。
“你，你家里有人病了吗？”他很犹豫地问，“我在医院里看见你，是你家人病了吗？”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他是问这个。李大人变得有点急切，“我查了我们科的病历，没有你父母呀？是其他家人吗？”
我赶忙解释：“不是！没有病人在医院。”
他显然放松下来了，轻轻呼了口气。眼神变得热烈起来了。我也感到十分愉悦，毕竟沉默被打破了，我们更像是老友了。
“那，你是特地来找我？”
“…也不是，是你们那的一个陈医生死了”。说完我就有些后悔，生生泼了盆冷水给他，我让他伤心了吧。他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哦了一声，然后哼哼的笑了出来。
“诶，大记者，你还不知道吗？他是被病人逼死的。”我耳朵竖起来了，虽然我不太关注医闹，但也这种事也够我写几篇文章，赚几句主编的表扬话了。
“我看过你写的文章，这件事你写出来绝对火！”我又一次对李大人有了愧疚，他果真在一直在关注我。
“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有点急切了，医闹事件最近层出不穷，如果我写的够好，应该能在主编那里提升下地位。
“陈医生是个好医生，很热心负责，早我几年入科，业务能力是真的好。只是这件事他做的不太合适…”。李大人停了下，表情有点惋惜：“跟一个女病人谈恋爱，把人肚子搞大了，家属当然不愿意了，闹得整个医院都知道…”。
像一颗手雷扔进我脑子里，后面李大人讲的话就只记得那个陈医生跳楼死了。我开始怀疑，是李大人不够了解我，还是我不够了解我自己。我们又经历了一小段沉默。走出餐馆，寒暄，拥抱，告别。我们说，这一晃，十年过去了。回家的路上，雪下得稍微大了些，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冷。
第二天，我去了我的高中。门卫大叔很敬业地拦着我不让我进，我打了电话给班主任，接了我进去。班主任也变老了，头开始秃了。远远的，我就看见，曾经的教室门前变得空旷无比。走进才知道，那棵大梧桐没有了，连树根都被水泥没在了地下。我站在那棵梧桐原本在的地方，想起李大人被英语老师当堂念英语作文的那一天。教室里坐着的不是这群高中生，而是我们。不到150字的作文充满了“big ”，big house，big millionaire，big car…英语老师和我们都笑疯了。“你以后就叫李big吧”，英语老师说。李big引发的笑声差点把教室房顶给掀了。后来，我们就叫他李大人。
出校门的时候，我心里默默的想，你个保安，下次回来你绝对拦不住我。口袋里回省城的车票被我攥地更紧了。
我只是觉得好普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