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张篇第十九」1

【原文】

子张曰：“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

【译文】

子张说：“为国家社会做事，见道倾民危能极力匡救，见功名利禄能思合道义，临祭能尽其敬，临丧能致其哀，如此方可（算作士）啊。”

【注释】

“子张”，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四十七岁。为人勇武，善交友，重德行修养。

“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此处应是泛指为诸侯之“国”或大夫之“家”做事者，而不应解作“读书人”。

“危”，有不正和危难双重含义，指世道不正或生民危难。

“致命”，极力、拼死之意。“致”，尽其极也。如本篇中的“人未有自致者也”。

“其”，这样、如此。如“不乏其人”。

【评析】

本章子张之言，皆是对孔子思想的表述。比如，“见危致命”出于“见危授命”（14.12），“见得思义”出于“见利思义”（14.12）以及“君子有九思”（16.10），“祭思敬”出于“祭如在”（3.12），“丧思哀”出于“丧，与其易也，宁戚”（3.4）以及“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3.26）。

人之所事，依对象而言无非两类，一是事于生者，一是事于死者或神灵。事于死者或神灵就是“祭”和“丧”。子曰：“主忠信”。“信”即竭诚，其于祭则表现为敬，于丧则表现为哀。故曰：“祭思敬，丧思哀”；“忠”即尽己。故“志于道”者，见道倾民危，必思极力匡救，故曰“见危致命”；既有所事，则不免有得。而“志于道”者，凡事必求合义，不妄取，不苟得，故曰“见得思义”。事生事死皆能如此，方可算是士人。故曰：“其可已矣”。

对于“见危致命”，通常的解读是“读书人看见危险便肯豁出生命”，或者“士遇见危险时能献出自己的生命”之类。应当说，这类解读既含混不清，也容易引发误会。比如，有一次孔子的弟子宰我问孔子：如果仁者被告知“井有仁焉”，他会到井里去吗？下到井里显然是“危险”并要“豁出生命”的，孔子会这么做吗？孔子说：“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6.26）。为何要到井里呢？君子会去行仁，但不会自陷绝境；君子可被欺骗，却不会受到迷惑。可见孔子并不主张盲目冒险，作无谓的牺牲。孔子曾明确地说：“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7.11）。因此，“看见危险便肯豁出生命”的说法，并不符合孔子的主张。

也有人说，“见危致命”是指“士人遇见国家危难时，应该致命去挽救”，“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但纣王无道，国家危难，结果“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三人中只有比干是为之牺牲，而孔子却说：“殷有三仁焉”（18.1）。可见，牺牲生命并不是判断仁否的必要条件。

生命只有一次，因而极其宝贵。对于“好仁者”而言，只有“仁”才能超越生命。正因为人有超越生命的仁道追求，所以人也才异于禽兽。对“志于道”者而言，生命乃行道之器，不可轻言放弃。因此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5.9）。所以孔子并不是反对牺牲，只是认为牺牲应符合特定的条件。只有在“求生”足以“害仁”，或“杀身”足以“成仁”时，才可以牺牲自己，放弃生命。正因如此，珍重生命的牺牲，才愈显其悲壮和伟大，而牺牲之所得也才愈显珍贵。

谏阻暴虐无道之纣，便是一种类似“井有仁焉”的场景。“微子去之”，并无以“害仁”。故虽“求生”而去，孔子仍称之为“仁”；“比干谏而死”，虽无以“成仁”，但其仁心真实不虚，其死实由纣王暴虐。故虽“杀身”而死，孔子亦称之为“仁”。

因此，对于“士见危致命”，不应当简单地译作“读书人看见危险便肯豁出生命”，而应将“致命”译作“极力”为妥。因为“极力”本身就包含着在必要时“拼死”的涵义。并且“士”在当时也并非是指“读书人”，在现代则更不仅限于“读书人”。古时的“士”，其实应相当于现代的“公民”。因为公民对国家和社会负有责任和义务，并以各种形式服务于国家和社会，与古时“士”的角色相当。因此，“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完全可以被视作现代公民的行为准则。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公民”，就是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对于社会上的危难，就是要极力施以援手；对于社会的不公不正，就是要极力匡救，就是要“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并非所有的牺牲都有价值，因此不能轻言“致命”。牺牲是一种大义，而知大义则需有大智。同样是战士，为正义而战，就堪称“见危致命”；作不义之战，或受人蒙蔽而做“炮灰”，就不但不是“见危致命”，反而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是故子曰：“未智，焉得仁”。君其有大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