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淮阴侯列传》说“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可是这里面所谓的“共逐”不是人人可以做的，所以到了后代有无名氏云：“自因秦失其鹿，天下大乱，高才疾足者先得之！”，算是对这句话做了恰当的修正。

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天下”这个词汇是深入骨髓的。动不动就要以“公少时即有操刀天下之志也”这样的鸿鹄之语表明心志。但如果细细追问这“天下”二字究竟如何解时，太多案例讲述的不过是一家一姓的家事而已，与百姓苍生并无太多关系。且这“天下”的规模也不过是一亩三分地的放大版。所以观看中国近现代史中种种“积弱”之象事出有皆事出有因，并非全然不努力、不争气。虽曰势蹙事败，大部分皆在人事中。

读书，做学问的事情，大体上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类似。只是没有那么热闹，反而孤寂与落寞要多些。“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就是这个提醒。游走在枕籍之中就像失群的猎手一样，所遇与所得还需要一点运气的成分在。要有所成真是只有高才疾足者才能得之，其他如过江之鲫的泛泛众人不过尔尔，就像你我一样。

阅读的体验大体是这样的------就像行进在荒野上，对于猎物再美好的期许，都会被无情的现实一一粉碎掉。可爱的鹿群从眼前跳过的景象很快就会被认为是想象或幻想。在寂寥的荒野上，一点点可疑的踪迹都能让我们心生激动，也凭着这微弱的激励才得以能支撑我们不断的追逐下去。我们能做的无非是读一读，看一看。能了然于心者不过三五个人。

许多的书，只是用作书架之上蒙尘，留待后世会懂、能懂的人来读它。这需要极大的耐心等待。书，需要作者，同样也需要读者。有关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蓦然相遇、擦肩而过、等候----这件事就像《等待戈多》这部剧中从头到尾充满的悖论一样。

在《一条大河波浪宽》中我曾提到类似雷海宗先生之类的先生学者治学之中已经有了西学的影子和方法。这一点尤其要用心。假如我们回看民国时代，在这些我们并不熟悉的学者们留下的故纸堆中翻捡一下，还是能看到些许不同于我们固有认知中的一些观点和方法。间或有惊喜！

先前推荐的雷海宗先生《中国文化及中国的兵》的版本来自一套丛书：国学公共课。这套丛书美其名曰国学课程，合计共八册，分别是：

★ 梁启超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

★ 胡适著作    《中国古代哲学史》

★ 吕思勉著作《吕著中国通史》

★ 章太炎著作《国学十八篇》

★ 傅斯年著作《春秋策》

★ 傅斯年著作《诗无邪》

★ 雷海宗著作《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

这套丛书命名为“国学公共课”颇有意味。的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如果深入以上这些大家的著述中，就会发现一些不太一样的东西。这些大家讲述的还不仅仅是“国学”的事情。例如梁启超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但又是当时最为“国际化”的学者之一。所以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可以看到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思路及具体使用。也就是在这本《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已经开辟了自己“史学革命”这一条道路。中国传统史学中对于史学的目的在于弘道，并成为人生的教科书。而梁启超认认为新的史学研究最为重要的是对史学目的的重新认识。强调历史研究必须给历史赋予新的意义，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够还史学本来面目。

梁启超一生治学中，“变”可能是最大的主题，但这种“变”也恰恰是梁启超留给我们的巨大馈赠。这种“变”已经不再是依赖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变”，而是借助西学的视野及方法来助“变”。如果在我们的印象中，还把梁启超定位成一位儒者，可能就大错特错了。

碰巧的是钱宾四先生亦有同名的一部著述，如果将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与钱宾四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61年）这两部书放在一起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两位风格不同的学术大家在某些研究方法上有趋近。但其底蕴都是一个字：爱。这个所谓爱之深、责之切的种种深情状，都在这两部书中了。这样的提纲挈领的学术著述现时当下已少见。不是无人能写，而是囿于眼界，拙于功底。

在国学公共课选取的八位学者中，如果稍加深入了解就会知道这八位学者中大多有西学的经历和背景。而在他们的一些著述中就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互融合的内容。这种融合的过程不是一个很愉快的过程，但是毕竟开始了。

也就是在这些学者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学问”不会只停留在“道统”这一目标之上，而是更多的倾向于“人”的立场。毕竟在“道统"的历史中，我们失去了明朝，失去了清朝，同时结束了帝制。所以在阅读以上这八位学者的著述中，不能不注意到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变化内容要比我们的激烈甚多，一方面他们放眼所看的不仅仅是中国，而是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们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剧烈变化、气象万千的时代，所以在他们的笔下，思考和想象的力度绝非我们可以臆测的。再加上浑厚的文字功底和那么一点才气，这八本著述阅读起来在口感上都属于恣意汪洋这一种。

读到这一类的著述会注意这八册著述基本成书于1937年之前，而那时这些学者正值才思敏捷之时。这个小小的时间节点也会让我们重新思索和观察中国近代史曾经有过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大概在1927年----1937年之间。这是一个时间上灵光乍现的时代。按照我们所知和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很快这些学者先生们就要进入一个更为动荡的阶段了。这些学者在其一生的经历中，有的人治学生涯在1950年代之后会重放光芒，有的人其后湮没在历史之中再无声息了。这些大家学者年轻时完成的著述也经历种种命运流传下来，以至于直到今天我们再次想到和看到它们时，多多少少都带有一些疑惑？

真的，不容置疑，在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里还有很多我们不能甚至不敢想象的事情。我不知道是这些先生走得太远了，还是我们这些后辈跟得太慢了！

我们重新打开这些书时，在某些方面的认识上，我们还需要与自己角力一番才能找到钥匙。在这些书中所表达的部分内容中，很明显，我们本应固有的认知中有一部分缺失了。但我们又说不出是哪里缺了一块。这些年过去了，我们学会了接受，可能忘记了思考。或许这-------就是重读这些书时给予我们最大的提示吧！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些书中的文笔。在“逐丑追臭”的年代里，美都是罪过。这些才华横溢的中文笔墨-----“好吃的令人难过！”

这些美丽的野鹿在荒野中游荡日久，我们现在重返这片荒野之中，一边走，一边在记忆中提取成为一名猎手必需的经验。逐一找到这些鹿的栖身之地，再次将它们获取。这也是有关“其人失鹿，我辈逐之”的一个解答。我们追逐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天下”了。而是一个接一个的“人”。在那些人的心中，还留着一个“温暖如春”的天下。

我想知道在那天下的春天里，一朵花是如何盛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