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鲁迅一起过日子”的这些日子里——读《鲁迅日记》的日子中，让我尤为惊叹的是一个群体，即“绍兴人才”。
通过鲁迅先生1912年5—7月三个月的《日记》，我发现经常与鲁迅先生交往的有16人（其中，书信交流2人），他们是蔡元培、董恂士、许铭伯、许寿裳、蔡元康、张协和、杨莘士、谢西园、钱稻孙、胡孟乐、杜海生、俞英厓、陈公猛、王叔眉、陈子英、刘楫先。
鲁迅先生交往的这16个人，有三个显著点，首先是均为“浙江籍同乡”，其次是“绍兴籍居多”，再就是多有“留学背景”。
下面，我们就逐一认识一下，1912年时的他们是怎样的人。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教育家。清末翰林，曾参加反清革命，光复会会长，后加入同盟会。1907年留学德国。1912年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聘鲁迅到教育部任职。教育部由南京迁至北京后不久即辞职。当时是鲁迅先生的最高上司。
董恂士（1877-1916），浙江杭州人。1902年在日本留学时从事反清活动，光复会主要成员。1912年任教育部秘书长、次长。是为鲁迅先生的又一上司。
许铭伯（1866-1921），浙江绍兴人。许寿裳的长兄。时任财政部佥事、盐务署会办等职。当时与鲁迅先生为同乡好友交往。
许寿裳（1883-1948），浙江绍兴人，教育家。鲁迅先生在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1909年回国后，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曾邀鲁迅前往教书。民国成立后向蔡元培推荐鲁迅入教育部。教育部迁京后受任教育部佥事、科长、参事。当时是为鲁迅先生的老同学、老同事和现同事而密切交往。
蔡元康（1879-1921），浙江绍兴人。蔡元培之从弟，光复会会员。与鲁迅同期留学日本，回国后授法科举人。1912年5月与鲁迅等自绍兴至北京。当时是为鲁迅同乡、留日同好而密切交往。
张协和（1873-1957），浙江海宁人。鲁迅先生在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1909年回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1912年后为教育部佥事、科长等职。是为鲁迅先生老同学、现同事而密切交往。
杨莘士（1883-1973），浙江吴兴人。曾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与鲁迅同事。1912年任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科员、科长、视学等职。当时为老同事、现同事而与鲁迅先生密切往来。
谢西园，浙江绍兴人。江南陆师学堂毕业，曾留学日本。民国后在北京陆军部任职。是为鲁迅同乡和共同陆师、留日背景而交往。
钱稻孙（1887-1966），浙江吴兴人。钱玄同之侄。曾留学日本和意大利。1912年任教育部主事。是为鲁迅先生同乡同事而密切交往。
胡孟乐（1879-？），浙江绍兴人。与鲁迅先生同期留学日本，后在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同事，1912年间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主事。是为同乡、老同事和现同事而密切往来。
杜海生（1876-1955），浙江绍兴人。1910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曾聘鲁迅往该校任教。1912年参加教育部临时教育会议。是为鲁迅先生同乡、老同事而往来交互。
俞英厓（1876-1955），浙江绍兴人。1912年为吉林延吉知事。因事到北京时认识鲁迅而交往。
陈公猛（1880-1950），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会员。留学日本时与鲁迅相识。民国初年在北京财政部任司长、参事。当时与鲁迅先生为同乡交往。
王叔眉（1875-1941），浙江绍兴人。民国初年任福建闽侯知事。与鲁迅先生为同乡交往。
陈子英（1882-1950），浙江绍兴人。早年在日本与鲁迅、许寿裳等从孔特夫人学俄文。1910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监事。与鲁迅先生为老同学、老同事而书信交往。
刘楫先，浙江上虞人，数学教师。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教时的同事，因此而书信交往。
由以上列述不难见出，“绍兴籍”人士即为11人，让我非常慨叹：绍兴多出人才，真是文化宝地啊！
我想，有一天，一定要去绍兴，在那里住上三、五月，仔细地挖掘一下其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和原理。
1912年，鲁迅先生32岁，正值青年时代的黄金智力期，与文化同根、学问相当的青年才俊共同切磋、往来交流，该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呀！
同时，我们也必须深切地认识到：与什么样的人保持密切交往，是非常能够影响和塑形一个人的思想饱有与精神气质的！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关乎人生样式、涉及人生命运的大事项。
人这一生，无论伟大与庸常，不都是取决于社会关系吗？而这社会关系中，不是最在于和什么样的人紧密交往吗？
在我的周围，少有鲁迅先生那样思想与文化的杰出才俊，所以，我选择了细读深交《鲁迅全集》。如此，该是一种最为上乘的“人际交往”吧？
与什么样的人交往，决定个人的历史印迹、现实生活和未来发展。这个人生规律，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真切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