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的才华不必多论，《围城》通透入里，《管锥编》高山仰止，但作为一代文豪和大师，钱先生的作品要亲近起来真是的颇有难度。《围城》大起大落，讲世道，论人性，每读每叹；《管锥编》汪洋大海，一扎下去，可能就是小半辈子。相比阿城，王小波，甚至鲁迅，郁达夫，钱先生的留世作品少而不易读，感觉每次都要充足的心理准备和建设才能读。索性的是，杨绛先生集结出版了这本钱先生的散文集，终于有不那么重的内容可以读了。
钱先生在前言中关于「人生边上」的解释：
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 假使人生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作者只能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写完交卷。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的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作那些事呢？ 假使人生是一部大书，那么，下面的几篇散文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我一直觉得，要真正读一个作家，当然要读他的代表作，那些长篇巨制，那些恢宏如《百年孤独》和《唐吉坷德》的巨作，但也应该要读读他的散文。因为在那些长篇里，一个作家体现的是他的才华和底蕴，但时常受限于架构而必须内敛，所以我们看到长篇作品经常气势磅礴、才华横溢但故事沉缓。而一到了散文里，一个作家体现的是他的天赋和有趣，没了那些条条框框和一部传世之作的沉稳，完全可以天马行空地恣意挥洒，文笔所及之处，皆如行云，如流水，自然通透。所以，读鲁迅别光看《阿Q》《朝花夕拾》，要看看《故事新编》你才能知道先生的有趣；读木心，也别光捧着《文学回忆录》，也看看《艾默生家的恶客》《云雀叫了一整天》才能体会他刻薄的幽默。再比如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阿城的《文化不是味精》。
而这本《写在人生边上》，放在《围城》和《管锥编》边上，便是这么一本有趣的存在。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刘熙《释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跟凯罗（Gottfriend Keller）《晚歌》（Abendlied）起句所谓：“双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历历。”同样地只说着一半。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梅特林克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许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嘴边。我们跟带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彷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据爱戈门（Eckermann）记一八三○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谈话，歌德恨一切带眼镜的人，说他们看得清楚他脸上的皱纹，但是他给他们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缭乱，看不出他们的心境。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予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因为只是春天，还留着残冷，窗子也不能镇天镇夜不关的。
随性的同时，抛开小说里人物性格的束缚，钱先生讨论起人性来，可谓一针见血：
人生的刺，就在这里，留恋着不肯快走的，偏是你所不留恋的东西。
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子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假使你觉得快活，并非全因为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 ，轻松的灵魂可以专注肉体的感觉，来欣赏，来审定。要是你精神不痛快，像将离别时的宴席，随它怎样烹调得好，吃来只是土气息，泥滋味。那时刻的灵魂，彷佛害病的眼怕见阳光，撕去皮的伤口怕接触空气，虽然空气和阳光都是好东西。
比如他讲「善恶正邪」：
嫌脏所以表示爱洁，因此清洁成癖的人宁可不洗澡，而不愿借用旁人的浴具。秽洁之分结果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分别。自以为干净的人，总嫌别人龌龊，甚至觉得自己就是肮脏，还比清洁的旁人好受，往往一身臭汗、满口腥味，还不肯借用旁人使过的牙刷和手巾。当然，除非肯把情人出让的人，也决不甘以手巾牙刷公诸朋友。这样看来，我们并非爱洁，不过是自爱。“洁身自好”那句成语，颇含有深刻的心理观察。老实说，世界上是非善恶邪正等等分别，有时候也不过是人我的差异，正和身体上的秽洁一样。
比如他讲「偏见」：
偏见可以说是思想的放假。它是没有思想的人的家常日用，而是有思想的人的星期日娱乐。假如我们不能怀挟偏见，随时随地必须得客观公平、正经严肃，那就像造屋只有客厅，没有卧室，又好比在浴室里照镜子还得做出摄影机头前的姿态。
钱先生对自然颇有敬畏之心，但对人，则多了些睥睨，可能是太聪明剔透，傲气难免，可能人生经历使他对人性恶的一面看得太多太深刻，不再抱有太高的希冀。（具体的可以看首篇《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
人籁是寂静的致命伤，天籁是能和寂静溶为一片的。风声涛声之于寂静，正如风之于空气，涛之于海水，是一是二。
人籁是寂静的致命伤，天籁是能和寂静溶为一片的。风声涛声之于寂静，正如风之于空气，涛之于海水，是一是二。每日东方乍白，我们梦已回而困未醒，会听到无数禽声，向早晨打招呼。那时夜未全消，寂静还逗留着，来庇荫未找清的睡梦。数不清的麻雀的鸣噪，琐碎得像要啄破了这个寂静；鸟鹊的声音清利像把剪刀，老鹳鸟的声音滞涩而有刺像把锯子，都一声两声地向寂静来试锋口。但是寂静似乎太厚实了，又似乎太流动了，太富于弹性了，给禽鸟啼破的浮面，立刻就填满。雄鸡引吭悠扬的报晓，也并未在寂静上划下一道声迹。慢慢地，我们忘了鸟啭是在破坏寂静；似乎寂静已将鸟语吸收消化，变成一种有声音的寂静。
有一位时髦贵妇对大画家威斯娄（Whistler）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好东西，我只知道我喜欢什么东西。”威斯娄鞠躬敬答：“亲爱的太太，在这一点上太太所见和野兽相同。”真的，文明人类跟野蛮兽类的区别，就在人类有一个超自我（Trans subjective）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把是非真伪跟一己的利害分开，把善恶好丑跟一己的爱憎分开。他并不和日常生命粘合得难分难解，而尽量企图跳出自己的凡躯俗骨来批判自己。所以，他在实用应付以外，还知道有真理；在教书投稿以外，还知道有学问；在看电影明星照片以外，还知道有崇高的美术；虽然爱惜身命，也明白殉国殉道的可贵。生来是个人，终免不得做几椿傻事错事，吃不该吃的果子，爱不值得爱的东西；但是心上自有权衡，不肯颠倒是非，抹杀好坏来为自己辩护。他了解该做的事未必就是爱做的事。这种自我的分裂、知行的歧出，紧张时产出了悲剧，松散时变成了讽刺。只有禽兽是天生就知行合一的，因为它们不知道有比一己奢欲更高的理想。好容易千辛万苦，从猴子进化到人类，还要把嗜好跟价值浑而为一，变作人面兽心，真有点对不住达尔文。
最后，初读《围城》的时候正当年少，觉得钱先生文笔绝妙但严肃地要死，再后来对《管锥编》有点了解，一派大师风范，但作为读者的缘分也就到此，一来先生著作太少，二来这两本都不是随随便便拿起来就能读的类型。这本《写在人生边上》，钱先生幽默诙谐地调侃人生，对人生小感说道一二，云淡风轻之下往往又是厚重的阅历积淀。这种书，等人生阅历长进了，再不时地拿起来，随手翻两篇，偶读偶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