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处与群聚 ——舒国治
人生际遇很是奇怪，我生性喜欢热闹、乐于相处人群，却落得多年来一人独居。我喜欢一桌人围着吃饭，却多年来总是一人独食。
不明内里的人或还以为我好幽静，以宜于写作；实则我何曾专志写作过？写作是不得已、很沉闷孤独后稍事纾发以致如此。
若有外间热闹事，我断不愿静待室内。若有人群活动，我断不愿自个一人写东西。
因此，我愈来愈希望我所写作的，是很像我亲口对友朋述说我远游回乡后之兴奋有趣事迹，那种活生生并且很众人堪用的暖热之物，而不是我个人很清冷孤高的人生见解之凝结。
倘外头有趣，我乐意只在睡觉时回家。就像军队的营房一样，人只在就寝前才需要靠近那小小一块铺位。
显然，我的命并不甚好；群居之热闹与围桌吃饭之香暖竟难拥得。或也正因如此，弄得了另外一式的生活，便是写作。不知算不算塞翁失马？
终于，往写作一点点地靠近了
我在最不优美年代（一九七年代）的最不佳良地方（台湾）濡染成长，致我之选取人生方式不自禁会有些奇诡，以是我也会逃避，终于我像是要去写作了。
七十年代，我所谓的最丑陋的年代，几乎我可以看到的世相，皆令我感到嫌恶，人只好借由创作去将之在内心中得到一袭美化。
欲满获想要创作的某种感觉，连白天也想弄成黑夜。太光亮，不知怎么，硬是教人比较无法将感觉沉沦至深处、沉沦至呼之欲出。
便此增加了极多的熬夜。
另一种把白天弄成黑夜的方法，是下午便走进电影院。
中年以后，要教自己白天便钻进电影院，奇怪，做不到了。
及于写作，于我不惟是逃避，并且也是我原所阅读过的小说、散文等并不能打动我。
他们所写的，皆非我亟想进入之世界；他们所写的，亦非我这台湾生长的孩子自五十年代看至七十年代所累蕴心中的悲与苦、乐与趣等等堪可相与映照终至醒人魂魄动人肺腑者。
终于我只能自己去创想另一片世界。这如同人们盛言的风景，你发现根本不合你要，你只好继续飘荡，去找取可以入你眼的景色。我一生在这种情况下流浪。
一直到几年前，我都始终还没有把自己当成是一个“作家”。看官这一刻突然听我如此说，或觉诧异，然真是如此。几年前我们开高中同学会，多半同学还不知道我是个写东西的，我自己也不认为是。
主要我年轻时并没以作家为职志。虽我也偶写点东西。再就是，写得太少，称作家原就丢人，何必呢？最主要的，其实是自己心底深处隐隐觉得：倘人够屌，是作家不是作家压根不重要。
便这最后一项，直到今天我仍这么认为。尤其是活得好、活得有风格，做什么人都好。是作家亦好，不是作家也一样好。
乃在人不该找一个依仗；不管是依仗名衔（如作家，如教授，如部长，如总经理，如某人的小孩），抑是依仗资产（如八千万、一亿，如几万亩地，如身上的珠光佩饰），皆是无谓事，并且益发透露其自信之不够。
又睡觉的韵律，亦孤立了我的作息。怎么说呢？譬如今日睡得极饱，至中午醒来，至夜阑人静时，所有的地方皆已打烊，全市已无处可去，我也赶最后一班公车回到了家里，这时候呢，良夜才始，人犹不感困，又有一腔的意念想发，于是东摸摸西摸摸终弄到索性在纸上写一点什么，写着写着便终于成为写东西了。
这说的是三十年前。
另就是，七十年代是最好的聊天的年代；并且，那时候台湾可能也是全世界聊天最好的地方；须知美国便不是。
因有聊不完的话题，有聊不完的电影与创作观念，还有多之又多、毫不感腻的各方朋友，便此造成台北竟是一块几乎算是最能激励创作的小小天堂了。至少我的创作与聊天甚有关系。
我愈是在最后一班公车前聊天聊至热烈，愈是会在回家后特别有提笔写些什么之冲动。譬似那是适才汹涌狂论之延续。
人和人能讲上话，并且讲得很富变化、很充满题材，这是多美的事。
有的人一辈子不聊天，他的情思如何宣吐？有的人只爱听，不发表自己言论。亦有人抢着讲，不听别人说；这是较怪的，或许称得上是过度幽闭下的精神官能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