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季奇葩说，杨奇函说他每天都会问自己：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博学了吗？

有一次，蔡康永终于忍不住，问李诞，你每天睡觉前也这样问自己吗？

李诞立刻接过话茬：

对，我也每天问自己这个问题，今天更博学了吗？

没有，但是没有关系，安稳地睡去。

当时很多人都在笑。

李诞又补充了一句：

没有，但是没关系，放过自己！

学会和自己和解！

放过自己，和自己和解，这不正是我们最应该学会的本事吗？

唐朝末年，有一位特别的诗人，他的名字叫罗隐。

特别在哪？

第一，罗隐特别有才，当时一朋友高中进士，他写诗祝贺，他朋友的父亲说：相比儿子高中进士，我更开心的是能得到罗相公的诗。罗隐的才学出众，就连当时的宰相郑畋和李蔚都对他青眼相待。

第二，特别惨，公元833年，罗隐和后来的唐懿宗李漼同年出生，而在公元859年，李漼继帝位，罗隐入京都应试，但是很不幸，名落孙山。

一次考不中就多考几次嘛，对不对，毕竟唐代历史上一次考中进士的诗人也不多，不是谁都像王维那样一考就考了个状元，想孟郊54岁才考中进士，那就再考嘛，第一年不中，第二年不中……就这样罗隐考了七年都不中。

要是普通人早就崩溃了，这就是罗隐的第三特别之处——罗隐是一个特别能和自己和解的诗人，连续考了七年都不中，第八年，老罗准备歇一歇，写写书，调整调整状态。

这一休息就不得了，历史上爆火的小品文《谗书》就这样出世了。

很多读者可能不理解什么是小品文，这个说来话长，简单点说小品文就是散文的一种，大多具有讽刺性，或自嘲或针砭时弊。举个例子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就是一篇自嘲类型的小品文。

而罗隐的《谗书》更多的是讽刺意味，这显然在当时不会被统治阶级买账，不仅不买账，甚至对罗隐深恶痛绝。由此也可见罗隐进士不中的端倪。所以罗衮赠诗说：“《谗书》虽胜一名休”。

但这并不能影响罗隐，要是你不喜欢我就不写、不说了，那我还是罗隐吗？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写书之余，为了调整自己的状态，老罗也写诗宽慰自己：

《自遣》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老罗这首诗颇有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风味：“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各种愁啊恨啊，再多我也要乐悠悠的。正所谓日出东山落西山，愁也一天，喜也一天。只要杯中有酒，就痛痛快快的喝他个一醉方休，明天的忧愁，明天的烦恼，明天再考虑。这等豪情一点也不比太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逊色。

放过自己，调整好状态，老罗再次向进士发起冲锋，又断断续续冲了几次，前后考了十多次始终没有中第。老罗戏称自己“十二三年就试期”，历史也给他贴了一个“十上不第”的标签。

但这都没关系，考不上进士难道还能影响罗隐写诗？只是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罢了！所以他用诸葛亮的典故写诗宽慰自己：“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筹笔驿》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唐才子传》中记载有这样一段故事：罗隐当年前往京城参加进士考试，途中路过钟陵遇到歌妓云英。十二年前的罗隐，年少英敏，风华正茂，才气逼人；而歌妓云英也正值妙龄，体态轻盈，色艺双全。当年两人彼此倾慕，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两人经常欢饮达旦，又都是少男少女，干柴烈火，免不了身体和灵魂的碰撞，两人当时肯定许下了很多美好的诺言。

然而谁能想到十二年后，罗隐回去路过钟陵又遇到了曾经的老情人云英。十二年的时间，云英以为罗隐功成名就，而罗隐以为云英已经嫁作人妇。但此次相遇，完全没有久别重逢的感觉，场面一度相当尴尬，于是云英率先打破尴尬说：罗秀才尚未脱白？

罗隐心里想：你不是还云英未嫁（这个成语出处就是这里），于是写诗嘲讽道（但罗隐嘲讽的是自己还是云英，谁又可知呢）：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有人说，这是罗隐的“毒舌”，但窃以为仅仅说“毒舌”是不全面的，为什么不看作这是罗隐和自己心中的那个“罗隐”的对话，说的什么呢？和前面一样，放下吧，老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公元909年，罗隐去世，终年77岁。人生七十古来稀，这样的高寿在唐代诗人中并不多见，这不得不说和老罗的心态有很大关系。

罗隐像

另外一位特别能和自己和解的诗人，是笔者最欣赏的苏轼。

苏轼幼年时便立志要成为范滂那样的时代巨人，自幼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心怀匡扶社稷的远大志向。

然而出仕后的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我们不得不承认，苏轼当时对变法的积极认识是不够的），被调离京城，在地方任职，纵然远离京城，但苏轼始终心怀天下，完全做到了范仲淹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于是对变法多有不满，也曾写诗讽刺。

元丰二年，一群奸佞小人用这些诗和部分报表大做文章，上书罗列苏轼的种种罪状，硬生生给苏轼扣上一个“无尊君之义，亏大忠之节”的帽子。

北宋历史上最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由此爆发，庆幸的是，入狱130天后，苏轼平安出狱——被贬黄州。

但这次事情给苏轼带来了深刻打击，也从思想上影响了他后来的创作。

在“乌台诗案”前，苏轼内心可能大都是儒家积极出仕、仁爱治国的思想；但经历这件事之后，苏轼的内心开始往佛家思想转变，苏轼在内心开始逐渐和曾经的自己和解。

元丰六年，因为受到苏轼“乌台诗案”牵连的老朋友王巩遇赦北归，绕道专门来黄州看望苏轼，两人相谈欢愉。

与王巩随行的只有一名侍妾，名叫柔奴，三年来，柔奴陪伴在王巩身边，与他同甘共苦，无怨无悔，苏轼对这位女子甚是感激，便问道：岭南风土应是不好？

谁知道柔奴却回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

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

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其实这何尝不是苏轼内心的想法呢，只不过借柔奴之口说出来罢了。

世上万事恍如一场大梦，人生又能经历几度新凉的秋天？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樯橹 一作：强虏)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此时的苏轼已经认识到，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想自己22岁参加考试时是多么雄心壮志，多么豪气干云。用600字写下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气呵成，无一字赘余。而如今呢，贬谪到这黄州井底之地，陪伴他的只有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既然“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何不明朝散发弄扁舟，驾一叶小舟，泛游江河湖海寄托余生。

学会和自己和解的苏轼，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做到了超然物外，面对一次次贬谪，他再也不感到意外。面对狂风暴雨，他自闲庭信步。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来，司马光重回宰相，苏轼也得到重用，此时的他见惯了民间疾苦，也深知官场黑暗。于是主动请求外任，谁知道这一贬，就一步步贬到了海南的不毛之地——儋州。虽然终日奔波很闹累，身体很受苦，但在精神上苏轼很满足，他达到了“无我”的境界。道家、儒家、佛家思想真正在他的身上融为一体。

当他写下绝笔诗《自题金山画像》时，虽然有壮志未酬的叹息，但这又怎能不说是他和画像中的自己进行最后一次对话呢：嘿，老伙计，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什么？你问我这辈子干了啥？你看，我去了黄州、惠州、儋州，其实何止这些地方，还有杭州、密州、徐州……虽然没有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是我也为百姓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好事。就这样吧，我释怀了，你也释怀吧！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人们常常说罗隐毒舌，却未可知那不过是和另一个耽于幻想的自己对话，不“毒”不足以叫醒那个美梦中的自己。“得即高歌失即休”——这才是真实酣畅的人生。

人们都欣赏苏东坡的超然洒脱，但却忽略了每一份洒脱的背后，都有一个苏轼“死”去，只有和所有的苏轼和解，苏轼才能进入“无我”的境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如果你也在问自己：今天的我比昨天更博学了吗？

没有，但是没关系。放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