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龙

如果说，有人没有落入人生的困境之中，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如果说有人在思考人生的困境给一个人带来的意义，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绝大多数人遇到困境时想到的，通常都是要尽快摆脱困境，而不是沉淀一段时间，觉察和聆听困境要向我们传达的讯息。

1.

人生的困境包括生存的困境、情感的困境及存在的困境，可以对应到马斯洛的五层次需要：人的生存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以及自尊、自我实现和存在的意义的需要。

生存要解决一个人的身体、温饱及生活舒适的问题。安全则是解决一个人安全感的问题。生存和安全的需要是一个人最基本、最底层的需要。

工作失业、生意失败、投资失败、生活失意、重大疾病、意外事故和灾难，这些都会造成一个人的生存的困境。尤其是遇到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和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动和扰动，很多人都会遇到生存问题，遭遇生存困境。

在和平与平稳时期，生存的困境可以通过学业、职业、事业进行解决，通过提高个人的学识、视野、能力，积累和拓展资源与人脉，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完成个人命运的转变。而在灾难时期，就有赖于个人的智慧和整个国家与集体的共同应对。无论是个人、公司还是国家，这部分都有赖于理性与规则，减少情绪的干扰与感性的冲动。

但情感的困境却恰恰来源于感性的这部分。一个人要在心理上存活，就不能不借助于心理的氧气，也就是另一个重要个体情感的镜映与支持。这是人们走入爱情、友情和亲密关系的主要动力。

而存在的困境则是要回答“我是谁”、“我要成为谁”这个千古困难的问题，要回答“我的心如何安定下来”这个根本的存在问题，回答“死亡与自由”这个本质的存在问题。

一个人倘若找不到存在感，找不到安全感和归属感，他的心也就没有办法定下来。

有的人会把心安定在家庭和孩子，有的人会把心安定在伴侣和亲密关系，有的人会选择把心安定在职业、事业和志业。

这里职业、事业和志业有联系又有所不同。职业在解决一个人的生存问题，它是可以不断更换的；但志业则解决一个人的存在问题，它基于一个人的热爱和专长，如果这个热爱值得一个人投入一生，就可以称之为志业了，它寄托了一个人全部的志向、热情和梦想，例如投身于学术和思想、成为学者和思想家，成为作家和艺术家的梦想，成为企业家和投资家的梦想。志业也可能基于一个人所信奉的理想和价值，这就会有更多的利他的色彩，例如建立公益组织、教育机构，投身环境保护、社区工作、山区支教等等。事业则介于职业和志业两者之间，既解决生存问题，又解决一部分存在问题。

如果一个人能将他的职业、事业和志业统一，找到他一生所爱，那当然是一件幸事。

然而即便如此，仍然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根本的存在问题，也就是脆弱、死亡和自由的问题。

2.

那人生的困境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又如何走出人生的困境？

人生的困境主要由制约造成，包括内在和外在的制约。而走出困境的途径就是一趟去除制约的旅程。

内在的制约主要来自于我们的原生家庭，确切的来讲，来自于每个人的父母和养育者。很多父母总是把他们的期待加诸到孩子身上，把他们的执念和自恋延伸到孩子身上，去完成他们曾经匮乏的那一部分，甚至把孩子当成他们的私人财产，而不是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用所谓的“爱”来劫持和绑架孩子，去满足他们自私的愿望和期待。孩子为了讨好和迎合父母，就这样被父母所劫持，就这样逐渐失去了自我，就这样悲剧的成为了父母的所谓的“爱”的牺牲品。这部分一开始是外在的，但经过孩子内化之后，直到成年，就变成内在的无意识之中的无法被察觉的部分了，也是他们无法活成自己最主要的来源之一。中国文化中所谓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就是这样的劫持的典型体现。

外在的制约则来自于我们生活的环境、社会、道德和文化。

在精神分析思想史上，科胡特和温尼科特分别洞察到了孩子被“劫持”和“顺从”的这部分，称之为人格的垂直分裂或假自体，他的真实自我就这样被掩盖住了。中国的父母、学校和中国社会、文化的底色，总是喜欢乖顺的孩子，总是喜欢顺从和服从，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也是非常可悲的。一个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性也正是这样被扼杀的。伍绮诗的《无声告白》、黑塞的《在轮下》以及电影《死亡诗社》，都在表达一个人如何被父母、学校和社会所劫持，而无法成为他自己；同时又在为成为自己而努力的挣扎与挣脱束缚。

一个人没有办法选择他真正喜爱的职业、事业或志业，不正是来自于父母的劫持或者社会的绑架吗？一个人不断的进入情感内耗中，不断的重复的进入糟糕的关系之中，不正是在重复他早年的关系模式吗？

一个人要活成他自己，就需要有拒绝的力量，需要有被讨厌的勇气。

中国近年兴起的断亲文化，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在逐步摆脱这部分的桎梏和枷锁，拒绝道德的绑架和异己的侵入，以形成独立的人格和良好的边界感，是个人、社会和文明进步的体现，是中国步入现代文明必经的进程。尽管他们可能会被背上不孝甚至六亲不认的罪名。不幸的是，中国的［孝］和［顺］总是放在一起的，所谓孝顺，不顺就是意味着不孝。其实，孝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顺。我们仍然可以孝，仍然可以对养育我们的人感恩，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顺从他们、服从他们、要和他们融合在一起，我们要有说“不”的能力，要有拒绝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在人格上独立的人。所以，断亲并非六亲不认，和亲人保持这样的人格上、心理上甚至经济上的边界，但仍然根据情况保有有限度的情感上的联结，就是一种好的断亲。

当然从根本的制约来看，那就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内在的脆弱。我们的父母、社会、宗教和文化都是在逃离人性内在的脆弱。人类文明就是建立在对脆弱的逃离之上的。人类还没有学会与脆弱待在一起，还没有学会接受身上不完美的部分。所以我们也不能过度的责怪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也都是由他们的父母、他们父母的父母造成的。

是的，与其思考“我是谁”、“我如何成为自己”，不如思考和觉察-“为何我无法成为自己”、“究竟是什么在制约着我”。如果能够探寻到这一部分，并勇敢的完成去制约的旅程，真实的自己就会自然的浮现。

3.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困境与磨难，也许在为一个人打开生命的的另一扇窗提供机缘，如果他能够从中听到生命所传达的不寻常的讯息。

一个女性，当她遭遇婚姻或家庭的不幸；或者一个母亲，遭遇与孩子相关的困难，才启动了她内在的资源，去完成自我的成长与蜕变。

一个男人，当他遭遇学业、工作、事业或财务的失败，如果他没有就此倒下，而是用这部分来锤炼他自己，穿越脆弱与困境，同样可以达成生命的转化。

反观我自己，也是在2017年遭遇一次身体的重大疾病而致四肢瘫痪时，当与死亡直接面对时，穿越这一困难的旅程，才完成了生命的转化。我才领悟到，人生的困境和磨难，恰恰是生命的馈赠，是生命赠予一个人的礼物，尽管它是如此令人难以承受。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人生之后就是一路坦途。命运随时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加于我们身上。只是我们看待它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既不屈服于它，也不与之对抗，而是聆听内在的声音，顺应命运的流动，去做好每一件当下可以做好的事情，去完成还没有完成的那部分。

在新冠疫情的那几年，在一场全球性的生命健康和经济危机中，反而是我个人生活最为平静和安定的几年。许多人包括我身边的人，很不适应这段封控和禁闭的日子，因为这是他们过去没有经历和体会过的，他们是突然被抛入一种未知的生活方式中。但对我而言，由于在疫情之前的几年里，我已经适应了这种一个人封闭在方寸之地的日子，所以疫情的到来，并没有对我带来什么真正的不便，反而是一种幸运，可以让我更加安静和更加投入的进入到心理学与心理咨询的学习之中，而2020~2023年也是我在这条道路上成长最快的几年，我的第三态理论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成型。

我想起史铁生的一段文字：

“但是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着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

当然，那不是我。

但是，那不是我吗?

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

这位人生的不幸者，大概也走过了一趟穿越脆弱和死亡的旅程，才寻获了精神和灵魂上的富足与自由。

2023/12/10，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