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法国非常重要的西方文艺理论批评家和思想家。福柯的思想是前后连贯一致的，他从多门学科、多个层面和多位思想家那里汲取思想的精髓。
因此，福柯的哲学思想受惠于很多人，从福柯在巴黎亨利四世高中时期的哲学导师让·希利波特，到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导师阿尔都塞、冈格彦和杜美济,再到后来的柯以列、巴塔耶、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雷蒙·阿隆、梅洛·庞蒂、萨特和加缪等等，这些人都对福柯的哲学思想从青涩走向成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这样说道：“弗洛伊德消解了疯人院各种结构的神秘性；废除了缄默和审察，消除了疯癫在自我自传中的自知，让谴责之声消逝。
但另一方面，他却挖掘出包容医务人员的解构；他扩充了医务人员，魔法式的效能，为其准备了几近神圣的全能之位。他只关注这样的存在——它隐身于病人之上之后，它貌似缺失，这就是播布在疯人院集体生活中的各种权力。
弗洛伊德又使这种权力成为一种绝对——一种纯粹而缜密的缄默，一位在甚至是无需语言的审判中进行赏罚的法官；他使之成为镜子，在它的映照中，疯癫以一种几乎静止的运动停止而又放弃自己。”
在学术界习惯把福柯认为是后现代主义在理论上的真正开创者，这是鉴于福柯所发展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体系对整个西方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但是福柯本人却并不承认自己是后现代主义者，但是福柯的思想和方法对整个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却是不可忽视的，而且意义深远。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而是西方文论史上非常有建树的理论，是他独创的一种批判和揭露西方社会的“历史的和政治的活动”。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发展过程的基本原则其实就是对知识进行历史层面和政治层面的交叉研究，通过这种交叉的研究方式把知识运用到西方社会制度的实际活动中去。
1961年福柯发表了他的考古学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疯颠与文明》，这是福柯知识考古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开始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时期，精神治疗学成为了福柯知识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内容。福柯的哲学生涯一直都贯穿着对于知识的分析和研究，特别是现代知识的研究，之所以选择精神治疗学，这真是因为精神治疗学非常真实的表现了现代知识在权力性质以及规定性功能上的特点。
对精神治疗学的研究分析非常有利于全面地揭露现代知识同权力运作之间的内在关系，特别是揭露现代知识为近代社会制度的建设和巩固而服务的本质。
福柯研究知识考古学的第二个阶段是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在这个阶段福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近代科学知识的实践应用上。
在1966年福柯发表了他在这个阶段研究知识考古学的代表作——《词与物》。这是一部研究人文科学的考古史，是对现代人文科学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其话语结构和规则的研究。
福柯曾经这样说道：“我研究人类主体是如何进入到关于真理的游戏之中，不管这种真理游戏是采取某种科学的形式或者参照某种科学的模式，也不管这种真理游戏是在某些制度和控制的实际活动中表现出来的。
这就是我的著作《词与物》研究的主题，在那本书中，我试图观察，人类主体是如何在科学的论述中自己确定为说话的、活着的和劳动的个人。
福柯曾经预言“人之死”，这是福柯通过分析人的诞生得出的结论，在《词与物》的序言中他这样说道：“人只不过是新近的一个发明创造，以还不到两个世纪的形象，是我们的知识中一个新的褶皱，一旦这种知识发现发现一种新的形式，他就又重新消失。”这意味着人作为主体的认识论在后现代知识型结构主义中的消失。
福柯研究知识考古学的第三个阶段是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这个阶段福柯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考古学的著作《知识考古学》，这是一部对《词与物》扩大化的理论附录。在书中福柯试图反思他理论中的方法和目标，这是福柯最后一部关于考古学的著作，在此以后福柯开始从考古学转向谱系学的研究，从知识的线索转向权力的线索研究。
福柯认为谱系学就应该执着于过往历史的细节，这些细枝末节的历史才能真真的体现人类历史发展的成果。例如一棵参天大树，主杆的生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主杆的生长是往上延伸的，在历史的悠长岁月中，真正能体现这棵大树生命力的却是它的枝繁叶茂和硕果累累，但是这些细节往往被人们忽视，那些被世人忽视的历史插曲，在福柯看来才是谱系学研究的核心。“恰恰是要驻于细枝末节、驻于开端的偶然性；要专注于它们微不足道的邪恶；要倾心于观看它们在面具打碎后以另外一副面目的涌现；决不羞于到它们所在之外它们：通过‘挖掘卑微-基础’，使它们有机会从迷宫中走出，那儿并没有什么真理将它们置于卵翼之下。”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课程演讲中指出：“谱系学指的是使那些局部的、不连贯的、被贬低的、不合法的知识运作起来，去反对统一性的理论法庭；后者往往以正确认识的名义，以控制在几个人手中的科学权力的名义，试图通过那些知识，对它们进行分级、整理。
福柯的整体理论的思想方法和他自己谱系学的灵感主要来自于尼采，这种非常直接的思想灵感，福柯勾勒了尼采的谱系学特征，他借用尼采的谱系学，从而为构建自己的谱系学框架建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也奠定了他后期研究的基础。
尼采的《道德的谱系》可以说是福柯谱系学发展的直接思想源头和理论背景，对尼采提出的问题及其自身的反思，福柯进行了新一轮的整理，因此谱系学的研究和发展变得更加的细致和深刻。
法国著名的学者吉尔·德勒兹曾经这样归纳和总结谱系学的指定意义：“谱系学既指起源的价值，又指价值的起源。它既反对绝对价值，又不赞成相对主义或功利主义价值，谱系学意指价值的区分性因素，正是从这些因素中价值获得自身价值。因此，谱系学意味着起源或自身，同时又意味着起源时的差异或距离。它意指起源中的高贵与卑微、高贵与粗俗、高贵与颓废、高贵与低贱——这些是真正具有谱系学意义和批判意义的因素。”
福柯强烈的批判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他认为，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主体理论崇尚至高无上的主体，任何事物都具有普遍性的主体，其中存在主义认为，人的存在本身是没有意义的。
存在先与本质，本质先于存在不是一种绝对的、普遍的规定，它只适用于物，而不适用于人，这其实与福柯主体思想中以人为主体，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理论背道而驰，另外现象学推崇的是“纯粹的意识”和“纯粹的自我”，把知识的客观性和正确性全部建立在纯主观性的基础上，把一切经验性的东西都给排除掉，是留下先验自我、意向作用和意向对象，这是彻彻底底的主观先验唯心主义，福柯认为，现象学意义上的主体不能作为意义上的提供者而参与结构分析。
非理性其实是理性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不应该把理性和非理性割裂开来，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有机整体，区分理性和非理性不但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还是不可能的，不应该把非理性与癫狂对等。这是不符合主体真相的，癫狂一直都陪伴在理性的身边。
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是这样说的：“注视不再是可以还原的，确切地说，它以其不可还原性构建了个体。因此，围绕它组织一种理性语言就成为可能。
如果客体没有被发生改变的话，话语的客体也许同时就是一个主体。
与其说是对理论和旧系统的放弃，不如说是这种深层的规范重组使得临床经验成为可能。它撤销了亚里士多德式的禁忌：人最终能拥有一种关于个体的科学的结构语言。”
人的身体不是简单的一个承载生命的物质基础，而是在社会中发挥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作用的具有实践性的生命体。
人的身体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权力网络中运动，因此身体的特定状态和形式是在一定的文化中形成的，这解释了在不同的时代或者不同的国度，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不尽相同的。
一方面，人的身体的各个功能受到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和限制，人的身体会被一个社会或时代贴上标签；另一方面人的身体又反过来作用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维持和再生产，人的身体又会为这个社会或时代打上一个烙印。这是人的身体和社会与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