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结论：武断成全了“知”

核心一：可以借助反证法来证明武断是理性之“知”的前提

那么，武断之知可否谓之为“知”？或者问得更贴切一些，即武断之知如何成其为“知”？

这个问题可以借助于反证的方法来求解，即通过抽掉那个潜在的武断基础，看看“认识”的格局还能否达成。

可以用反证的方法来求解武断之知如何成其为“知”。

核心二：无论是科学还是形而上学，抽掉或质疑“潜在的武断”，均致无“知”

哲学上一般是这样划分的：指谓具体之对象或存在物的学问乃为一般的学问或科学的学问，而对“指谓”本身加以指谓的学问就是哲学或形而上学。

哲学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

前者是在形而上之中求知，后者是对形而上本身研修；前者表达为指谓存在的存在者与指谓对象（即“感应对象”）的依存关系，后者表达为指谓存在的存在者对自身状态（即“感应属性”）的自我意识。

前者之“知”，即“认识”的格局，表达为与指谓对象的依存关系；

后者之“知”，即“认识”的格局，表达为对感应属性的自我意识

然而，这里马上发生了一个悖论──

作为前者，他虽然自以为知道自己所关注的“对象”为何物，但由于他全然不知自己借以关注对象的那个“关注”本身为何物，即不知自身之“能指”如何作用于“所指”，因而其“所指”究竟为何物到底仍旧是一个疑团；

对于前者来说，如果没有不自觉武断的“能知”决定其“所知”，从而达成与对象依存的话，其“所知”究竟为何物到底仍旧是一个疑团，更奢谈与对象的依存了。

【所以，纵然是身为科学泰斗的爱因斯坦亦不太那么自信，故有斯言：“一切科学，不论自然科学还是心理学，其目的都在于使我们的经验互相协调并将它们纳入逻辑体系。”（引自《相对论的意义》）显然，此处已先有一个必须对“经验”和“逻辑体系”之类的东西加以澄清的问题存在。】

科学界一直搞不清精神的规定性从而来，就连泰斗爱因斯坦也只朦胧意识到“能知”是某种自洽的逻辑体系。

作为后者，他其实根本找不见那个形而上的“能指”本身，一如眼睛看不见眼球自己一样，他所谓的“能指”必是已经包含着某种“所指”的“能指”，就像一旦说到“视力”（“能视”）必得借助于某个“所视”才可以将“能视”抽象出来一样。既往那些具体化了的“能指”（如知性、逻辑、精神等等）因此皆已成为“所指”，犹如眼睛一旦看到了“眼球”，那眼球对于“能视者”来说已是摆在解剖台上的“所视”而不是“能视”了。

对于后者来说，由于逃不脱精神禁闭，因此，横向视角下其对自身状态（即“感应属性”）的自我意识是不可能有清醒意识的，也就是说在认识论哲学中，由于对非逻辑武断的源头始终没法厘清，从而导致“能指”“所指”含混不清。

【所以，从柏拉图到贝克莱，举凡企图以究察“能指”来澄清“所指”者，非但未能说明“能指何以能指”，反而终于连“所指”与“能指”何者真存都一概迷失了。

“唯心主义”，使得所指和能指迷失。

为此，维特根斯坦不无道理地指出，“形而上学的主体”（此处不是指“人、人体或心理学上所说的人的灵魂”《逻辑哲学论》（5.641），而是指“形而上本身”或“能指”）是缺乏真值条件或真值函项的无意义命题或假命题；“命题能表述整个实在，但它们不能表述它们为了能表述实在而必须和实在共有的东西──即逻辑形式”（4.12），因此属于“不可说，而是显示其自己”（5.26）的东西，而“真命题之总和即是全部自然科学”（4.11）。】

维特根斯坦直接否认了“形而上本身”或“能指”本身，认为只有通过科学实验或经验事实才是真命题。

核心三：武断成全了“知”

结果，我们终于陷入一无所知。

若抽掉那个潜在的武断基础，“认识”的格局均无法达成。

在精神层面，由于分不清能指与所指，能知与所知，于是精神存在中的“知”失去了源头；

在对象层面，由于分不清“对象”是客观本体还是扭曲属性的耦合整顿，于是对象中的“在”失去了连接。

最终，我们将会陷入一无所知的局面。

【反之，假若爱因斯坦或维特根斯坦不去对那个“潜在的武断”加以质疑，则知者非但无疑于其“知”，通常倒是自以为这个一时所得的“武断之知”就是不容置疑的“真理显现”。】

一般人不会去质疑“潜在的武断”，只会认为自己的“武断之知”就是“真理显现”。

于是，可以肯定地说：恰恰是武断才成全了“知”。

在《物演通论》的纵向视角下，我们会发现，没有“武断”就没有“知”，或者说只有以武断为前提，才有了我们所谓的“知”（乃求存之知，而不是一般人误以为的求真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