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斌

2025年的第一场雪马上就要下了，几天前就有大规模的预报，据说这场雪声势浩大，强度大，范围广，温度低，又正赶上春运，给回家的人增添了麻烦。

祝愿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平安顺遂，早点到家。

说到下雪，想起了许多童年往事。虽然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但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冬天到了，刮起呼啸的北风，天寒地冻，我穿上了厚厚的棉袄棉裤，围巾帽子和手套一样不少。我妈把我捂得严严实实。

妈妈怕我丢手套，两只手套间用一根细绳连接着，戴手套时，细绳挂在脖子上。

妈妈织的毛线帽子，先织一个近似圆的八边形，再织一个长方形，围着八边形缝起来，最后再织一条长长的宽带子和帽体缝在一起，宽带子起到了围巾的作用。

妈妈喜欢红色，我的毛线帽子和手套都是大红色的。

下雪了，雪很大，冬天如果没有雪，就不能称其为冬天。下雪了，冬天才更加有趣。树上、地上、屋顶上到处都被白雪覆盖，好像进入了童话世界。

院子里的小朋友们在堆雪人，我站在一边上看着。我那时大概五六岁，还没有上小学。

我那时每到冬春季节极容易扁桃体发炎，每次扁桃体发炎都会发高烧。妈妈要带我去儿童医院打针。有时要连续打好多天。

妈妈从不让我玩雪，说我若是玩雪，就要带我到儿童医院去打针；我若是玩雪，就要没收我的帽子和手套。

我只好看着院子里的小朋友们堆雪人，也有大点的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参与。

仁仁是最忙活的一个。他发动小朋友跟着他从其它地方捧来一捧一捧的雪，拍在雪人的身上或头上，他的手冻得通红，不停地哈他的手。他还把他的灰色围巾围在雪人的脖子上。他又找了两个黑煤球，作雪人的眼睛，找了一根弯曲的小木棍作雪人的嘴巴。

我站在旁边看着，仿佛是监工，或是质量检查员一样。

仁仁说：“把你的红帽子给雪人戴上。”

我吓坏了，这要是让我妈看见，那还了得，又要带我去打针了。我赶紧跑回家去。

这个仁仁，是院子里的一个男孩子，比我大两岁，他家住在二楼。

仁仁姓王，有一双大大的眼睛，总是流着鼻涕。鼻涕流长了，他又吸进去，脏兮兮的样子。

但院子里的孩子们都听他，他自己总称自己是司令，让我们都叫他“王司令”。

平时，仁仁带着我们十来个孩子玩打仗。在仁仁的指挥下我们冲啊，杀呀的，喊得震天响。

李奶奶迈着小脚走到院子中吼我们，不许乱喊，吵了我睡午觉了。

仁仁总是能想出各种新花样，他让我当英雄，有一次他还用草绳把我五花大绑地捆起来，他手里拿着木制手枪，顶着我的腰，要送我上刑场。

仁仁和我说，一会我会在你脚下扔好多树枝，假装把你烧死。你就唱《国际歌》。

还有一次，我也是被绑着要送刑场。仁仁说，一会我开枪，你就举起手喊口号。

我还没有被带到刑场，却被刚下班回来的妈妈看到了，一把把我拽回了家。

仁仁有个姐姐，叫英英。有一年冬天，英英发明了自制冰棍。

我们五六个女孩子，在英英的指导下，将自来水倒在一个塑料杯子里，上边蒙上一张纸，用橡皮筋勒住，再插上一根小棍，放在自家窗户外面，等第二天结冻。

英英说，她第二天要检查大家的冰棍做好没有。

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杯子里的水倒是冻上了，但冰面有些细沙子。

爸爸妈妈不知道我神神秘秘地在做什么，一会儿一趟往家跑，拿了什么东西，一会儿又跑出去。

英英看了我做的冰棍，说我上边的纸没有封严，让我重新做。

我从家里白糖罐里㧟了一小勺子白糖放在塑料杯子里，按照英英的要求，上边用纸包严，在纸的中间用小刀划一个小口，将吃剩下的奶油冰棍的木棍插进去。

过了一天，我的冰棍终于做成功了，但我拿不出来。又是英英出了主意，我们拿着塑料杯子在炉子边上转着圈地烤。不一会儿的工夫冰棍终于脱模了，从塑料杯子里滑落出来，掉在地上，摔成了几块。

我从地上捡起一小块放进嘴里，又捡了一块塞进英英嘴里。

“甜的。”英英惊奇地叫。

“是啊，我放糖了。”

英英忙从地上捡起几块略干净些的大些的冰块，放进杯子里，嘴里不停地说：“多可惜啊。”

放在塑料杯子里的碎冰块，一点点融化，好像被洗过一样，看得英英直笑。

往事如烟，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那时候物质匮乏，一点点白糖都很精贵，两个不到十岁的女孩子珍惜那放了白糖的自制冰棍，掉在地上的碎渣都舍不得丢弃。

当然，在那自制的冰棍里，不仅仅是放了白糖，还有我们辛勤的劳动与童年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