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卷36《陈杞世家》可知，陈是舜之后，宋是殷之后，英、六是皋陶之后，齐是伯夷之后，等等。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就有着“兴灭国、继绝世”的意味。语出《论语》第20《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箕氏朝鲜与中原的关系，应该属于诸夏之国系统内部的关系。箕氏朝鲜在周人的方国体系中的地位应该与微子所封的宋国相似。箕子“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此节引文不见于今本《三才图会》。“教以礼义田蚕”，《后汉书》卷85《东夷传》。用殷商文化对当地土著夷人文化进行改造，就是一个“用夏变夷”的过程，是应该得到中原诸夏国肯定的行为。中原华夏诸国应该存在与箕氏朝鲜的认同。
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箕氏朝鲜毕竟立国于夷人居住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箕氏朝鲜并不属于诸夏之国，而是属于蛮夷戎狄国家。在周人的文献中，本着“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礼记》卷5《曲礼》）的原则，不是称呼箕子的本爵“箕侯”，而是称其为“箕子”，就是将之视为夷狄的心态的反映。中原各诸侯国也从未用对待宋国的态度来看待箕氏朝鲜。这样一来，箕氏朝鲜就不是先王之后的华夏正宗，而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类了。其与中原华夏诸国之间就存在着认同危机。
箕氏朝鲜对中原的认同也存在两重性。一方面，“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尚书大传·洪范》。箕子朝周的举动说明，箕子承认周的宗主国地位，正式将立国于大同江流域的箕氏朝鲜，纳入周王朝的方国体系之内。箕子的态度影响了一部分殷遗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逸周书》卷4《大匡》第38……这里所说的“东隅之侯”与《国语·齐语》所载的“海滨诸侯”《国语》卷6《齐语》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韦昭注：“海滨，海北涯也”，这里的海滨诸侯指渤海湾以北的各诸侯国。当处于同一区域之内，也就是指中国辽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商人所属各部，这一地区的商人旧部纷纷晋见武王，可见箕子在此地区的影响力。从这一角度看，箕子是认同周王朝的。
箕氏朝鲜对中原的认同也存在两重性。一方面，“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尚书大传·洪范》。箕子朝周的举动说明，箕子承认周的宗主国地位，正式将立国于大同江流域的箕氏朝鲜，纳入周王朝的方国体系之内。箕子的态度影响了一部分殷遗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逸周书》卷4《大匡》第38……这里所说的“东隅之侯”与《国语·齐语》所载的“海滨诸侯”《国语》卷6《齐语》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韦昭注：“海滨，海北涯也”，这里的海滨诸侯指渤海湾以北的各诸侯国。当处于同一区域之内，也就是指中国辽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商人所属各部，这一地区的商人旧部纷纷晋见武王，可见箕子在此地区的影响力。从这一角度看，箕子是认同周王朝的。
可是另一方面，箕子这次朝周，却是见于史书记载的仅有的一次，证明在“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国语》卷1《周语上》。服事方式上，箕子选择的是“戎翟荒服”的“终王”，也就是与中央关系最为疏远的一种。而后世子孙再也见不到朝周的记载，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箕侯国内部一直在沿用着商人的封国名“箕”，而不是周武王所赐的封国名“朝鲜”。（杨军：《箕子与古朝鲜》，《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9年第3期。）从这个角度看，似乎箕氏朝鲜与周政权之间并不存在认同，而是成为我行我素的一个独立王国了。
受箕子影响，东北的诸方国及夷族未参与武庚的叛乱，所以，在叛乱被平定以后，孤竹等商人在东北的方国得以保全。在周人对参与叛乱的殷遗民严加控制，于东方新建周人诸侯国、迁徙殷遗民分隶周人诸侯国之后，乘中原战乱已控制了商人及东夷人在东北各小国的箕侯国就以殷政权在东北的诸侯长的身份游离于周政权之外，自视为殷政权在东北的延续，不臣于周。保持殷代封国号不改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之所以出现箕氏朝鲜与中国间认同关系的双重性，究其原因，还是与箕子之后大同江流域与中原之间的互动关系呈递减之势有关。箕子与殷遗民进入大同江流域，是当地与中原互动关系的一个峰值期，在这个特别的互动关系中，大同江流域不仅与中原政权存在认同，而且由于其先代之后的特殊身份，认同的程度还是比较强的，几乎可以达到与中原华夏诸国相同的程度。
受箕子影响，东北的诸方国及夷族未参与武庚的叛乱，所以，在叛乱被平定以后，孤竹等商人在东北的方国得以保全。在周人对参与叛乱的殷遗民严加控制，于东方新建周人诸侯国、迁徙殷遗民分隶周人诸侯国之后，乘中原战乱已控制了商人及东夷人在东北各小国的箕侯国就以殷政权在东北的诸侯长的身份游离于周政权之外，自视为殷政权在东北的延续，不臣于周。保持殷代封国号不改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之所以出现箕氏朝鲜与中国间认同关系的双重性，究其原因，还是与箕子之后大同江流域与中原之间的互动关系呈递减之势有关。箕子与殷遗民进入大同江流域，是当地与中原互动关系的一个峰值期，在这个特别的互动关系中，大同江流域不仅与中原政权存在认同，而且由于其先代之后的特殊身份，认同的程度还是比较强的，几乎可以达到与中原华夏诸国相同的程度。
但在此之后，大同江流域与中原之间的互动关系又回复到从前的低水平，在这种低水平的互动下，是无法继续维持与中原华夏国相同的较强认同的，也仅仅能维持“终王”的最低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殷遗民与中原的联系为人们所淡忘，大同江流域又恢复为陌生的地方，也就是蛮夷之地，箕氏朝鲜也就由准华夏国家下降为蛮夷戎狄之国。短暂的强烈互动未能改变大同江流域处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边缘地带的不利地理位置，一度在三环式等级结构中升入中环的箕氏朝鲜再次跌落回外环。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却发现，正是这种认同的双重性，使大同江流域得以在低水平互动的情况下与中原保持长期的认同感。大同江流域与中原的认同，不像中原地区华夏诸国与蛮夷戎狄诸国间的认同一样，始终向着越来越强一个方向发展，而是更具有摇摆性和不确定性。当互动能力趋强时，箕氏朝鲜就会更多地表现出其身份中的殷遗民、先王后的一面，与中原诸华夏国的认同也就趋于加强，其在方国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趋于提升，箕子也就被称为“箕侯”、“箕伯”。当互动能力趋弱时，箕氏朝鲜就会更多地表现出其身份中立国于夷人居住区的非华夏族方国的一面，与中原诸华夏国的认同也就趋于减弱，其在方国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趋于下降，箕子也就还是“虽大曰子”的箕子。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却发现，正是这种认同的双重性，使大同江流域得以在低水平互动的情况下与中原保持长期的认同感。大同江流域与中原的认同，不像中原地区华夏诸国与蛮夷戎狄诸国间的认同一样，始终向着越来越强一个方向发展，而是更具有摇摆性和不确定性。当互动能力趋强时，箕氏朝鲜就会更多地表现出其身份中的殷遗民、先王后的一面，与中原诸华夏国的认同也就趋于加强，其在方国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趋于提升，箕子也就被称为“箕侯”、“箕伯”。当互动能力趋弱时，箕氏朝鲜就会更多地表现出其身份中立国于夷人居住区的非华夏族方国的一面，与中原诸华夏国的认同也就趋于减弱，其在方国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趋于下降，箕子也就还是“虽大曰子”的箕子。
但无论如何摆动，由于地理位置与文化的限制，箕氏朝鲜绝不会真正地成为华夏之国；可是，由于这种认同心态的作用，箕氏朝鲜也绝不会自外于中国，把自己视为独立政权。《魏略》记载，“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就是这种认同的表现。
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大同江流域认同心态终于从指向东亚前国际体系，转而指向在此前国际体系内最早兴起的国家——中国。这种认同感使之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试图在当地建立地方政权。“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 “箕子朝鲜”遭到燕、秦的攻劫，但仿佛并未亡国。张华《博物志》卷九《杂说》：“箕子居朝鲜；其后，燕伐之，朝鲜亡，[王]入海为鲜现师。”（一上）入海之“海”，可能是汉江口外的江华湾。在秦末、汉初，箕氏又得以将其统治线再度北返。
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大同江流域认同心态终于从指向东亚前国际体系，转而指向在此前国际体系内最早兴起的国家——中国。这种认同感使之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试图在当地建立地方政权。“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 “箕子朝鲜”遭到燕、秦的攻劫，但仿佛并未亡国。张华《博物志》卷九《杂说》：“箕子居朝鲜；其后，燕伐之，朝鲜亡，[王]入海为鲜现师。”（一上）入海之“海”，可能是汉江口外的江华湾。在秦末、汉初，箕氏又得以将其统治线再度北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