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之（11）
文/吴文博
《大学》八目之中前五目都是对君子自身修养而言的，以“身修”为标志；后五目是针对君子经世致用而言的，有三项内容，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完成了前五目也就完成了君子自身的修行，具备了知识、能力、品德、修养、功业的基础，能不能经世致用，先看他能不能“齐家”。“齐家”是什么标志呢？简单地说，就是自己结了婚有了子嗣，上有老，下有小，兄弟姐妹一大家，和睦友爱，幸福美满。
《大学》的这种理念，既是基于人生成长所必须完满完成的一个阶段，又是基于人作为从事社会管理工作时所应当具备的人生历练和积累。换句话说，一个人要成为君子，他的人生就必须进入到一定的人生阶段，这个阶段有一个显著的衡量标准就是完成了“身修”，实现了“家齐”。之后才可以说治国、平天下。“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嘛。
由此看来，在先儒那里，“齐家”是一个人成为君子的重要量标。反之，自己修行不好，德性不好，以至于连自己的家都乱七八糟，怎么去影响别人呢？所以，君子首先是家庭的楷模、邻里的楷模，其次才能成为世人的楷模。这个楷模就是公信力和影响力，后世以此称老师“学高为师，行为世范”，这是以“君子”的标准来比附“师”的，可见“师”在古代也是很神圣的。有了这个楷模，世人的言行就有了共同遵守的准则，评判世道人心也就有了标准和规范。以此治理国家，也就有了号令天下的权威。应当说，中国古人是以家的温情和理想来制定国家统治秩序的标准和规范的，从而将家庭的人伦情理上升为国家的制度法理，这是乡土社会中从家庭走向国家的有益尝试，体现了先儒善于“推己及人”的精神情怀。在我看来，榜样之外，君子的行为标准和规范其内涵就是“絜矩之道”。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何谓“絜矩之道”？就是“内圣外王”，就是君子，就是天下人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天下人以我为楷模，我即可以榜样的力量影响天下，进而号令天下。这就是儒家最为理想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生观，也是儒家最为理想的人格形象。从一开始读《大学》我就感觉到，儒家的“君子”是一个意蕴十分特别的概念，是他们心目之中最理想的人格理念，有着极其丰富而且高大完美的价值内涵，其理想化程度让人高不可攀。如果有人要想攀登这一理想的人格高峰，他就要更加严格苛刻地要求自己，像现代人理解的“苦修行”、“苦行僧”那样去刻苦努力。实际上，先儒这种严格苛刻的个人修炼行为有着十分博大而宏伟的胸怀和理想，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刻苦自励，苦苦修行，其目的都是为了做君子，增强自身人格魅力，将来号令天下。换句话说，先儒们苦苦追求的这种“内圣”，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外王”的理想。这就是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也就是所谓“王道”思想。由此再来理解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克己复礼”等行为和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学而优则仕”以及头悬梁椎刺骨、囊蝇映雪等行为，也就不难看出其中包含的哲学理念和治世用意了。实现“内圣”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有“外王”的理想支撑，再苦再累也不在话下，只有咬紧牙关，坚持到底，克己用功，方能达成圆满。儒家的这一点与佛家有些相似，他们都在努力追求“内圣”，都在苦苦修行，但是儒家与佛家的根本区别在于儒家修行之后想方设法去实现“外王”的经世致用目的，而佛家只是为了修成正果，完善自我，尽佛缘，行善道，实现布道影响的精神引领目的。
然而，“絜矩之道”的理想不能只停留在概念上。作为一个人如何用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呢？或者说如何在社会活动中遵从和推广它呢？《大学》讲了一段话，我感觉这一段话是从反面立意，向人们提出了一种警示和劝诫。这段话很长，但只讲了一个句式，即“所恶……，毋以……”，这个句式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见所不欲勿施于人”，连自己都不喜欢，为什么还要强加于别人呢，比如，厌恶上面的某种东西，不能照样去对待下面，厌恶下面的某种东西，不能照样去对待上面。与此类似，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在人际交往中，还有前后左右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我们去对待和处理。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这个原则，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这就是“絜矩之道”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
读到这里，我们会产生一个错觉，似乎认为君子一旦具有“絜矩之道”，且能以此立身行事，身先垂范，就成了一个远离民众、高高在上的偶像。其实不然。在古人那里，君子或者想做君子的人对社会生活的理想憧憬，往往就是他们对个人人格的理想追求，他们也深谙“内圣而外王”的道理，只有个人人格完美、影响力和公信力增强了，才能具有号令天下的权威。而这些并不是挂在口头上的，是要落实到日常琐事中去的，是要由具体行动和日常行为来体现的。这个与现代媒体传播快、信息化手段多样的社会不同，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古代一个人的影响力首先要从自己身边做起，要有让人有可感可知的具体内容，这就是古人强调“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原因。否则，连自己家里都乱七八糟的，左邻右舍都说你坏话，传布出去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的影响。基于此，古代君子对自己的要求往往极其严格，以至于虔恭修行、以身殉道的地步。
“《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如果说“絜矩之道”是专为君子自身形象品德提出的要求，那么“乐之君子”就是专门为君子眼光向下、与老百姓打成一片提出的态度要求和行为规范。这一点《大学》连续引用了《诗经》中三首诗的句子，以此来说明君子一方面要有“絜矩之道”，另一方面也要做一个与老百姓同声气、共命运的“乐只君子”。如此，才可以成为“民之父母”，才可以做到“道得众”。《大学》里这种行文思维方法与其政治思维方法是十分一致的。从理想的一面看，君子要有“絜矩之道”，就是要掌握测量方正的法则，要有权衡利弊的能力；而从实际的一面看，君子还要眼光向下，与老百姓休戚与共。也就是说，在君子身上应该是既有“絜矩之道”，又能够与民同命，是一个“乐只君子”。二者应该是一个统一整体。这显然是对君子理想人格的完美描绘。“乐只君子”是说与民同休戚共命运时必须高兴快乐，态度真诚，不能虚情假意地摆摆架子、做做样子。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提倡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不论古代现代，要发自内心地真诚地做到这一点，真是难能可贵。
核心问题在于，儒家看到了君子“絜矩”、“乐只”与人民大众的密切关系，“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是一层关系，君子要想人民大众之所想，急人民大众之所急，与民同乐，休戚与共。另一层关系，强调了君子在人民大众中的地位和影响，犹如巍峨高耸的终南山，“民具尔瞻”，众人仰慕，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谨慎，都是以身作则的“絜矩之道”。反之，行为普普通通甚至经常有乱七八糟的事情纠缠，人们烦还嫌烦不够，怎么会有好的影响呢。这就是先儒对君子人格形象的完美表述和理想追求。
“絜矩之道”与“乐只君子”是《大学》里两个十分重要的概念，虽然没有被固定在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体系中，成为指导社会行为准则，但我在抠读《大学》的时候却强烈地感受到，这两个概念在君子个人修行和经世致用方面有着很特殊的意义，在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身上如果真的能够将它们十分完美地统一成一个整体，也就是说既有“絜矩之道”，又能“乐只君子”，那样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就会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可惜，这一点自古及今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真正做到，也没有几个君子能够坚持做好。这太遗憾了！
不过，有一句话或许能够简明地表达“絜矩之道”与“乐只君子”这两句话的内容，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家想想，自己都觉得不好的事情怎么能够让别人去做呢？反过来，自己喜欢的东西怎么能够想想占有就占有呢？一切都要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