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那么哪个时代不是最好的，同时又是最坏的呢？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我们只能追溯进那苍茫悠远的历史长河当中，同那些我们心目中的大时代，或者表面上似乎微不足道的时代进行比较。有时候甚至即便我们有幸能够进入我们所钟情的时代，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尘埃，遗迹和卷册中，追寻到了那若有若无的，似乎来自于人类性灵深处那一缕光明的时刻，我们还是免不了怅然若失的感情。我们还是要一个劲地问自己，真的是那样么？当时的人类就是那个样子吗？当时的社会就是那个样子吗？当时的人就是那么想的吗？为什么他们似乎与我们如此之不同呢？如果我与他们当中的一个，交换一下彼此在时空中的位置，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呢？
今天的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距离历史异常遥远的时代。诸君同鉴，今日的我们言必称创新，变革，俨然一副新新人类的派头，忙不迭地割断自己与过往的联系，同时心中多少有点同情甚至可怜的回望自己的祖先，“他们懂得些什么呢？他们又知道些什么呢？大多是一群呆头呆脑的乡野蠢汉罢了。”是啊，想想恐怕也就是在仅仅一百多年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无数个世代里的绝大多数人，穷其一生也不过活动在离家不超过一百公里的范围内，为了勉强糊口而终日操劳，他们的见识恐怕真的比不上今日一个学龄孩童的常识。遑论飞机，高铁，电影电视，更不用说什么手机，电脑，互联网等等我们这个信息社会最为基本的设施。看来我们的骄傲是有理由的。今天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只要愿意，几乎能够同时得到最为新鲜的讯息，了解这个世界上最新的事件，并及时的发表自己的意见。不必出门，也不必请教智者，整个世界就几乎能呈现在我们面前。
仅以此种优势观之，的确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已经完全能被称之伟大的时代了。十九世纪中国著名的学者和官员曾国藩曾经评价当时的中国世事的变革是所谓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用他的这句话，稍作改动，来形容今天世界的情形“旷古未有之变局”应该不为过。生活在如此剧烈的变革时代，到底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坦率说，于个人而言，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抑或这是个根本无意义的问题，谁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呢？可是对人类的整体而言，这就是当下横亘在我们面前无可回避，几乎最为重要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这种变革的真正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它与过往的无数个世代的联系和区别在哪里呢？
这个追问不禁让我想起了以前读历史的时候看到的一个小故事。说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一个武士为了表明自己坚决支持维新变法的态度，挥刀将自己的武士袍服截断一片，掷于地下并大声言表，自今日起，我乃完全地为一新人，与传统和历史不再有任何关系。姑且不论这种申明对他个人是否真正地有意义，只就表达而言，这种表态对个人而言尚可以接受，但对整体，对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的意义就几乎无从谈起，甚至可以算做无知的行为了。
再回到我们对当下世界这个“旷古未有之变局”的讨论，显而易见，既然是所谓“旷古未有”，那么何谓“古”呢？这当然的要回到历史中去追寻。
问题随之而来，而且这个问题本身亘古长存。即何谓“历史”呢？是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总和吗？如果是，那这样的堆砌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从这样的浩如烟海的集合当中又能追寻到什么呢？显然这样的历史定义不太妥当，这种充满“科学”味道的定义充其量只能让我们迷失，这个意义下的历史恐怕还是称作历史材料或资料来得比较妥当一点。
再来看另一个广为人们所接受的历史观念。中国古语有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说的就是这种历史，西方人把这种意义下的历史研究称作“历史哲学”。二者说得其实大体是一回事，即所谓的历史规律，历史路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从我们先前所述的历史材料中提炼，萃取出一种理论来对历史的实际发展路径予以解释，并试图对未来进行预测和判断。可惜的是，尽管人们对这种历史寄以厚望，但每每却以失望收场。实际的历史情形无数次的羞辱了持这种观点的人们，并让人们瞠目结舌，叹为观止。是啊，“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同时“万古同此明月”，也许诗人才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历史永远徘徊在是与不是之间。其实想想也简单，研究历史其实就是研究人，研究人那就不可能是纯粹的科学，那自然也就不可能用教条化的理论框架予以完全地确定。
如此，本书的主旨就明晰了。本书讲的也是一种历史，方法是对人的研究。这种历史考察最为宏观意义下的人的活动及其所造就的成果，我想这只能被称之为“文明史”。曾有史家云“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言不差，今天尤其如此，无法阻挡的全球化和人类一体化的趋势使得任何局部化的历史研究都显得几乎没有意义，恐怕只有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对人类整体文明的进展予以解释和说明才是一条可能的道路。
在对本书这种历史方法进行具体说明之前，有一点还需要补充。这就是当下如此慎重的审视过往历史的必要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恐怕来得都要迫切。这决不能算危言耸听，理由如下。不管一个具体的社会还是个人，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范围中存在，看看我们今天周围的世界，人类的活动领域突然变的无比广阔，对社会而言，技术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趋势如火如荼的开展；对个体而言，知识化，原子化，碎片化已经深入骨髓。一言以蔽之，凡此种种特征，都是空间拓展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这种结果难言好坏。
其实，弊端已经显露无疑，人人可见，关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情形我们以后正文中再来探讨。这里只是打个比方，空间和时间就像人类社会，或者个体人格构成的经纬线，如果说空间因素我们视为纬线，那么时间我们就可以看做经线。现在的情形是纬线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拉扯开来，如果经线的延展力无法适应这种急速拉伸，整个系统就有可能被撕裂。回望过去，空间纬线的扩张，如果我们简单从大航海时代算起，迄今已经有500多年了，尤其近几十年来，这种势头开始加速发展。同样，时间的经线也到了我们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和建设的时候了。就像爱因斯坦的物理层面的时空相对论一样，我想把这个称之为历史的时空相对论。
一说到谈及某种历史，那么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历史观，性急而又严肃的读者朋友恐怕立刻就会发问，你所秉承的历史观是什么呢？怎么答复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还是不妨先来梳理一下比较流行的几种历史观吧。最为常见的应该是所谓进步史观，这种观念的来源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史观的一个变种，这种史观大体上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比如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是从落后到先进，从野蛮到文明有序的向前发展。总之，这种史观认为古不如今，当下全面超越以往。表面上看，这种论断似乎很是合理，尤其在社会管理，技术发展等等方面，古代社会和古人怎么可能与今天的人比肩而立。有笑谈说，最多只需要今天一个全副武装的集团军，就可以征服冷兵器时代的整个地球上的所有国家。
可是，难道人类的文明进步的程度仅仅只以这种技术发展的水平作为主要衡量标准吗？扪心自问，我们难道真的认为我们自己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更加文明，更加优越吗？我想，任何一个真正的有见识，有良心的人都不敢做这种断言。我们今天有什么呢？富足的供给，方便的出行，丰富的资讯和娱乐。我们还有什么呢？紧张的工作，忧郁的心情，和永不知足的贪欲。古人呢？且不说他们的生活好坏，仅仅就他们创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诗歌，绘画，音乐等等伟大的艺术品而言，我们就应该感到汗颜。坦率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基本上无法产生真正的艺术品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几乎笃定是悲哀的。先不说这个，回到我们关于历史观的讨论，简单的对比我想就能看出，这种进步史观其实是很难站得住脚的。
再来看另外一种比较流行的史观。这种历史观点认为历史只是人类活动在时间中形成的序列，这些序列互相联系，起码直观上在时间轴上前后相接，这些序列只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不存在高下之分，也没有好与坏的判断，只是存在而已，显然，持这种历史观点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尽可能的将所谓历史的事实还原出来，而不加或者极少的添加个人化的判断。这种追求极致客观化的倾向不禁让我们想起了20世纪流行的一个哲学观点，或曰哲学学派，即萨特的“存在主义”。我们不妨将这种历史观简单的命名为“存在史观”。如果说上述的进步史观在普通人群中接受度比较高的话，那么这种“存在史观”在职业历史学者和受过必要的历史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就比较受欢迎了。
可是，这种史观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或者说弱点，就是它本质上其实就是我们先前说的历史材料而已，它对历史不做表态的态度本身就是一个态度，即它不置可否。这样做的实际结果其实就是将历史进行了碎片化和分裂化，历史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消失殆尽，那这样的历史除了提供一些也许好玩的故事以外，遭遇些许有趣或者伟大的人物，对今天的我们还能有什么用呢？其实，如果更加露骨坦白地说，持这种历史观的很多人根本不会接受什么伟大一说，能有什么伟大可言呢，能有什么英雄人物呢？充其量也就是个好玩而已。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当然也不允许历史上有英雄的身影出没。总之，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我们隔着不可逾越的时间长河相望，两不相干。
比较上述的两种主流历史观，不难看出，前者保留了历史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可以对历史和今天做出一个尽可能简单完备的解释，满足了大众对生活的稳定性和可把握性的心理诉求。但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用已经千疮百孔的教条去加固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大厦，其在思维上和学术上的活力已经几乎完全的丧失殆尽。后者严格来说应该算是前者的破坏者，但是只是一味的破坏，身后留下一地瓦砾和残垣断壁，站在这样的废墟之上，除了迷茫和彷徨之外我实在也想不出还能有其他什么感情。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较少见，或者说不为大多数人所了解的历史观。比如一神论的创世说，还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历史化演进。佛教的缘起论，三千世界等等。这些看法严格说已经超越了一般历史讨论的范畴，我们在此就不过多关注了。
现在可以来回答我撰述本书所秉持的历史观这个问题了。其实，从根本上讲，这本是个无需回答的问题。因为任何一种形式化，理论化的观念从本质上讲都是不完备的，或者说不究竟的。而先前我们说过，历史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莫名其妙，而又无限丰富的“人”而已，试问怎么可能用一种确定的观察方式来研究人呢？如果这种方式成立，那无疑这等于宣布了人的死刑，生死问题就不是历史的范畴了，那是宗教的领域。所以显然，我们只能是将这种具体的历史考察方法加以描述，当然我本人深信，这种方法是我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方法，因为它直接地来源于对所谓“人”的观察。哲人云，考察事物的真正的方法总是来源于事物自身，而不是其外。
下面简单介绍这种方法。当我们观察历史的时候，总是首先按照时间的顺序将历史事件连接起来，然后追问这些事件内在的联系，并且这些事件往往绝大多数都是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不难发现，上述这些内容总是与国家相联系。换言之，其实我们所谓的普通历史的本质就是国家史，一般意义下的历史其实也就是国家的形式和内容在时空当中的变化。后面正文中会更完整的解释这个问题，即所谓国家其实不过是“人”的一种展现方式罢了。
随着我们对这种存在于国家内的事件的进一步考察，我们当然会问，这些事件何以会发生，它们何以能发生，一直到最后我们会追问到国家何以建立，国家的本质是什么。至此，我们会发现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人们所建立的几乎所有国家，其背后都有一种类似于指导性的思维方式再起作用，由这种思维来告诉人们如何建立国家，国家和个人的关系，甚至这种思维方式几乎完全地决定了人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一般把这种思维方式的形式化的，比较可见的一面称之为“意识形态”，这就是国家的本质。那么，显然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又产生了，这种思维方式它又是依据什么在变化呢？自然，这也是一种历史，只是比表面的事件历史，国家历史隐藏的更深。这种历史需要人们进行更为深刻的反思才能对它有所把握，我们管这样的历史一般称之为学术史，思想史。这样，我们就有了两种“历史”。
在对上述两种历史的考察中，尤其是对思想史的研究中，我们又发现，实际上我们仅仅知道思维的历史似乎还很不足够。具体的事件化历史似乎和更为深入的思维的历史很不合拍，二者经常此起彼伏，无法捉摸，好像有一种更为深入的力量再起作用，直观的观察结论是一种被我们称之为“感情”的存在。感情具体是什么，我们恐怕无法言表，但是我们知道，表达感情最好的形式是人类创造的艺术品，还有就是我们的宗教以及等价于宗教感情的存在形式。这样，我们接下来的目标起码明晰了，那就是第三种需要我们研究的历史，宗教史和艺术史。
简而言之，本书中研究历史的方式就是这样，首先从普通历史，即事件史入手，然后追溯进入学术史和思想史，再追溯进入宗教史和艺术史，最后用所形成的结果关照最为普通的历史，当然的也包括当下正在发生着的事件。即达到所谓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最终诉求。以上是我写作本书时所采用的分析和思考方法，实际的行文过程自然是与上述思考相反的。
不待多言，这种历史言说的构想的确有点过于庞大了，远非个人，甚至一个时代的力量所能完成，也远非我这样的一本小书能企及，所以我将本书定名为“文明简史”。一来这种看待历史的方式恐怕也只能以“文明”二字来表述，二来用“简史”的形式尝试着给这种方式提供一个粗糙的，框架性的初步描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