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上神经性耳鸣是在初一那年暑假，当时我正好12岁，至于正式确诊却是在初二那年，为何没有第一时间确诊，缘由很多，其一是我逃避问题、讳疾忌医，其二是小镇的医生水平有限，也没把这件事当回事，不仅没开药还让我试试民间的土方子。就这样，这件事一直被我搁着，我一直盼望着有一天，耳朵里的嗡嗡声能自己消失，但很显然，我这个想法有些可笑。
“这不是普通的耳鸣。”母亲终于下了定论，“我们得去找专家看看。”我知道母亲是对的，再拖下去，结果只会更糟。
母亲带着我去县城的医院约了专家号。我看了诊室门口放着的宣传立牌，知道了给我会诊的是一位市里来的医生，水平很高超，我吊着的心一瞬间踏实了不少，这么厉害的医生一定有办法治好我的病，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来得早，诊室门口已经有了一大批人，医生还没来上班，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我坐在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晃着腿环顾四周，有拄着拐白发苍苍的老人，有眯着眼打瞌睡的中年人，也有像我这样上蹿下跳、跑来跑去的孩子。医院真是一个奇特的地方，在这里，聚集了社会上各个年龄段的陌生人，大家本来都不认识，却因为同一类疾病相遇，你一言我一语，因为相似的经历成为了短暂的朋友。
八点一刻，医生准时到场，身前身后还跟着几名助理医师和实习生，看上去很有派头。人们立刻拥了上去，将医生团团围住，我站在人群外沿，只觉得医生像是掉进狼群的肉，所有人都恨不得冲上去咬第一口。当然了，现在是文明社会，凡事都有秩序，讲求一个先来后到，所以很快人们就在门口排起了长队，听从安排，一个一个进入诊室。
不多时就轮到了我，我看见前面一个男生被他妈妈领着出来，我注意到他妈妈的脸上带着笑，是那种轻松愉快的笑容，我默默地吞了口口水，在医师的带领下跟着母亲一同进去了。我端正地坐在医生面前，抬头扫视了一圈，周围除了医生还站着四五名助理医师和实习生，大家都静静地看着我，在这样的视线包围下，我感觉我像只待宰的实验小白鼠。好在医生本人是位很和蔼的伯伯，他亲切地向我问话，又为我检查了耳道，然后让我跟着阿姨去做听力测试。
我发誓，我一点也不喜欢那个听力测试，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这辈子都不要再做了。听力测试是在一个密闭的小房间里进行的，房间小得像个集装箱，里面只有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两副耳麦，耳麦上连着细长的几根线一直通到房间外面。我依照医师的指示坐在椅子上，医师为我戴上了耳麦，戴的很奇怪，是斜着戴的，包着我的右耳和左耳的一半。医师给我戴完后就离开了，门被关上，狭小的空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从未感觉过周围能如此地安静，什么声音都没有，静得吓人，左耳里的耳鸣声被放大，同时被放大的还有我鼓动的心跳声。医师通过耳机跟我发出指令，让我在听到某个声音的时候就按一下手里的按钮。整个听力测试时间其实不长，听了很多段古怪的音频，都是各种各样奇怪的噪音，有几段跟我左耳里的噪声还挺相似，医师中途进来给我调整过一次耳机，而后我就糊里糊涂地结束了测试。紧接着我又被带到了医生面前，测试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我坐在医生面前，盯着他注视屏幕的眼睛，心里忐忑不安，我真害怕他下一秒会说出让我难过的消息。几分钟的时间就像几年那么漫长，我终于承受不住心理负担，低下了头，直到听见医生的声音。
“她这个情况不太好啊。”
话是对着我母亲说的。
“左耳的听力已经下降很多了，长期的话，右耳也会受到影响。”医生说着将打印出来的测试结果递给我母亲，我瞥到上面有几张折线图，密密麻麻的一些数字。
“那要怎么治疗呢？”母亲尽可能轻松地问道。
“先吃药吧，先开点副作用小的药吃着。”医生沉稳地说着，“要想恢复到原先的听力水平是不太可能的，只能让它别继续恶化。”末了又补充了一句，“过段时间再来复查一下看看情况。”
母亲点点头，接过病例本和单子，又在众人的注视下领着我走出了诊室。诊室门口站着给我测试的那名医师，兴许是我和母亲的脸色太过难看，她宽慰我们道：“其实没关系的，只要不影响生活，适应了就好了，我也是一只耳朵耳聋，但我觉得不影响我生活工作。”
我看见母亲的眼睛亮了亮，整个人又振奋起来了，我至今都很感激那名好心的医师。
后来的半年里，我一直吃药，中途只要碰到那名医生来会诊，我母亲就去挂号，我厌恶的听力测试还是每次都要做，但测试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数据波动着下降，由于设备有限医生建议母亲带我去市里的医院会诊一次，事实上，医生怀疑我脑子里可能有个肿瘤压迫了神经。
坐大巴车去市医院的路上，我的心情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母亲安慰了我一路，等到了医院门口，我还是生出了仓皇而逃的冲动，好像只要我不去检查我就不会长瘤子似的。当然最终我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毕竟来一趟不容易，挂号费也很贵，不能白来。给我会诊的依旧是那名医生，我再一次进入了讨厌的“集装箱”，医生说听力状况和之前差不多。随后我又被带着去做核磁共振，做完之后，医生就告诉我们可以回去了，结果两天后才会出来，让我们两天后再来，他特别交代了一句，“大人来拿就行了，孩子可以不用来。”
就这样，我们出了医院，打算在路边找一家餐馆吃饭。母亲问我想吃什么，我说随便。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是真得无所谓吃什么，甚至都不想吃，我吃不下。虽然母亲很努力地挑起话题，活跃气氛，但一上午所经历的一切以及可能出现的结果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是太沉重了。等饭菜上桌的时候，在几乎没有人的餐厅里，我和母亲面对面坐着，我终于没忍住哭了起来。
我哭得很小声，也很委屈，我实在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会出现在我身上，为什么在那么平凡的一天，打完羽毛球之后我就突然开始耳鸣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承受两天之后的结果，但很显然，事实摆在那里，无论我想不想，我都必须得承受。
母亲应该是比我还难过的，她见我哭也红了眼圈，但她深知这时候她不能哭，她得坚强。她等我哭了一会儿后柔声安慰我，“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病我们就治病，治完就好了嘛。你看看，你现在日常生活也没受什么影响是不是？一只耳朵也听得很清楚啊，跟别人听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我听了母亲的话，点了点头，用纸巾擦了擦鼻涕。
“再说啦，上次那个阿姨你忘啦？她比你还糟糕呢，她一只耳朵完全聋的，她都那么乐观，还是好好生活好好工作着，那我们比起她来还是好很多的，对不对？”母亲知道我听进去了，赶紧接着说。
我停止了哭泣，认真地点了点头。
母亲继续说：“那我们下午去植物园玩好不好？再带你看看灯会，看完灯会我们再回家，好吗？”
“嗯！”我笑了，笑得很真诚。
母亲带着我玩了一下午，晚上在车站又给我买了一个汉堡，然后才坐上回家的大巴车。在母亲的开导下，我的心情比来时还轻松。
两天后的早晨，我醒来，母亲已经独自坐上了去市里的大巴。下午她带着结果回来了，一进门，她就搂住我说：“你看，我跟你说吧，你没问题的！”
“我的脑子里没瘤子？”我忐忑地问道。
“没有，好着呢！”母亲说着从袋子里抽出了x光片给我看，“你看，就是正常的大脑嘛。”
“真的啊？他会不会没检查到位？”我小声地问道。
“怎么会呢？他们都是专业的。”母亲拍拍我的肩膀，“哎哟，害得我紧张死了，昨晚一晚上都没睡着觉。”
我这才知道原来母亲也是害怕的，她比我还要担心还要紧张，但在我面前，她从来不表现出来，原来这就是母亲。
“那我为什么会耳朵一直响呢？”我还是不解。
“具体原因医生也说不清楚，他说你这种属于神经性耳鸣，像你这种年纪患上的几率很小。目前还很难治疗，能做的只有维持现状。”母亲宽慰似地拍拍我，“没关系，适应它就好了，把它看作你身体的一部分，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
就这样，我和耳鸣相伴至今，七八年过去了，大多时候我已经能够忽略它的存在，除了有时候别人在我左耳边讲话，我听不清楚不自觉地凑过去右耳之外，大多时候，耳鸣并没有怎么影响到我。
虽然之前我常常因为想到耳鸣很可能会伴我一生而感到愤怒，但最终我学会了和耳鸣一同生活。尽管我感受不到绝对的安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的耳朵里也总有说不出的噪声，但是，我依然热爱着生活，并且学会了比之前更加认真地去倾听、去珍惜听见的每一种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