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中有许多靠自己的手艺吃饭的能工巧匠，他们走村串户，今天在张家干活就在张家吃饭，换一天到李家干活就在李家家里吃饭，他们被称为“百家师傅”。

      所有的“百家师傳”中，裁缝师傅应该是一个既干净体面，又是讲技术手艺的在屋子里面干活的不会很累的一类人了。

      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裁缝师傅是和外婆家一个村坊上的，姓潘，名字叫二寸，也许叫二春，我们农村人发音时“春”与“寸”是一样的。但我估想应该是“二寸”，至于缘由，一方面固然是他后来习得的一手裁缝绝艺，而另一方面应该是他家也算是裁缝世家，取“二寸”之名，也算是一种长辈的期望，《乐羊子妻》中不是有“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这些励志名言么，也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而“二春”，让我想起老舍的话剧《龙须沟》里面的人物，虽沾染了喜气，终究觉得泥土气息重了些。那个时候的农村，邻近村坊间的人家之间总是沾亲带故，人与人之间称呼上也是热络而亲切的，我们都唤他“二寸爹爹”。

      每年的秋收冬种结束后，大抵是农村里干农活人的冬闲时节了，但却是“二寸爹爹”他们最忙的时候了。一方面家家户户过年时穿的新衣，都要赶在这段时间做好；另一方面农村冬天婚嫁喜事集中，新郎新娘们及其家人们的衣服缝制更是有紧迫的时间要求。所以一般当年有嫁娶大事的人家都会在上半年就约好做衣服的日子，以避免临时“轧脚”（挤在一起，无暇兼顾）情况的出现。

      我家一般在年关将近的时候请裁缝师傅做衣服，主要原因当然是我们兄妹几个放假在家，便于师傅做衣服时比量尺寸，保证衣服长短大小更加合身了，虽然每个人只有一件或者一套衣服可以轮到。

      来做衣服的上一天晚饭前，“二寸爹爹”的两个徒弟会把他们的吃饭家伙（缝纫所需的设备）送到我们家来，用肩挑的，一根扁担，一头系着脚踩缝纫机，一头是一个八十厘米左右四角的方的箱子，箱子里装有电熨斗和各种颜色的画粉等物件，他们用的通常不似挑河泥时的那种硬呛的很的扁担，而是更薄一些窄一些的，缧在两头的东西有细长的带绳穿起，扁担弹性很足，挑起东西走在路上，两头的东西上下起伏，远望则好像小提琴协奏曲那样悠扬；等到了近旁，扁担发出的“哒嗞哒嗞”的声音传来，在暮色苍茫中，田园里油菜正顶着两三片叶子，麦田里的麦苗像针一样的竖着，与隆冬腊月的年息混在一起，既动听，又温暖。

      裁缝的工作台是家里的一对大木门，卸下来平铺在堂屋中间，为了保证光亮，大门两边的叠子门，再把旁边的窗户也全打开。母亲把前几天洗好晒干的衣料全部拿出来，堆放在蚕扁里，衣料有土布和洋布，土布基本染成各色，有北京蓝、乌花布、哔叽布之类，洋布则有卡其布、的确良等等。这个时候最忙的就是“二寸爹爹”了，他头丝笔挺，脸色青中带白，衣服十分整齐，脖子上挂着软皮尺，两头均长地挂在胸前，我们兄妹几个轮流着到他面前站好，量领口，量肩宽，量胸围，量臂长，量袖口⋯

      然而那时候我最关心的是他工具盒中的那些画粉，扁平的，扇形地展开来。红的，白的，黄的⋯我眼睛里看到的简直就是七彩的梦幻，看到“二寸爹爹”在布上用各种颜色画线，我就莫名的希望自己也可以去画，而且觉得可以画得更好。于是趁师傅不注意的时候，便去偷盒里的画粉，专拣整块的大的，跑到外面墙角处在墙上画猫啊鱼啊，树啊花啊。有时候，被师傅发现，他便会抓住你的手，掰开手心，缴下画粉，还要拿起他的那把油光泛黄的竹尺，在我的手心手背打两下。未了，他会挑出那些很小块的画粉，“阿二头，这些你拿去弄白相吧。”

      中午饭在旁边的八仙桌上准备好后，师傅会带着两个徒弟先吃，通常一碗红烧肉，冬菜炒豆芽，酱爆青菜，一段红烧的白鲢，再加豆腐羹。徒弟吃饭有规矩，午饭时不能吃肉的，只吃些其他的菜，且只能吃一碗饭，而师傅可以吃一块肉。那时候，我的姨表弟常会在这些天来我家做客，等师傳们吃完饭，就轮到我们了，他爱吃肉，夹一块，“嚼咕嚼咕”转眼间就吃光了，当他再把筷子伸向肉碗时，我就会以最快的速度用筷子夹住他的筷子，不让他吃第二块肉。后来他回家告诉姨妈，“小阿哥不让我吃肉。”在那个年代，没有更多的钱，食物供应不够丰富，一碗肉，中午吃掉得多了，晚上师傳们吃饭时就拿不出一碗了。姨妈当然知道我只是在执行我曾祖父布置的任务罢了，于是就随便安慰表弟几句，第二年的那个时候，表弟又会欢天喜地的来做客了。

      晚餐时，徒弟们可以吃一块肉，饭也可以吃完一碗再加一个添头，而有些较为客气且家境较好的东家也会给师傅准备一小盅酒。

      “二寸爹爹”今年该有九十多岁了，他的曾孙子今年到市里的硖石小学上一年级了，春天时节来询问有关读书的情况。

      岁月逝兮，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