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广州、佛山两地十多余名关注劳工权益的NGO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被警方带走。虽然知道无力，但是老师和学生们纷纷转发、支持。让我诧异的是下面的好多评论，“抗议是违法的呀”、“总有一条罪名适用”。中国的广大民众不仅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而且也是被迫愚昧、被迫无知的，可悲的人民。这让我回过头来重读《社会学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如果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的心智质量，那么人们会不会就能看清楚自己所处的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勇于做出自己的思考，说出自己的话语了呢？
米尔斯从日常生活中的人的困惑和限制切入，揭示出的处在历史变革时代人们的迷茫、无知、困惑、麻木的背后原因是社会结构出现了非个人性的变化；他质疑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质疑新形式的民主和专制，人们越来越被束缚，忘记思考。米尔斯认为，我们创造历史的进程超出了人们根据所珍视的价值调适自身的能力，社会越来越失控，社会中的人被“规训与惩戒”而迷失。在此论证的基础上，米尔斯提出，解放陷入无知、困惑、麻木等的人们的可行之道，他提出人们需要的不是信息而是一种心智质量——“社会学的想象力”。
米尔斯认为社会学想象力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机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活机遇。
充满社会学想象力的社会分析家们总是不断地问三种类型的问题：（1）、一定的生活作为整体，其结构是什么？它的基本组成成分是什么，这一结构与其他种种社会秩序有什么不同？（2）、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该社会处于什么位置？它发生变化的动力是什么？对于人性整体的进步，它处于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意义？（3）、在这一时期，占主流的是什么类型的人？什么类型的人又将逐渐占主流？通过什么途径，这些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被压制，从而变得敏感和迟钝？
在我看来，米尔斯的社会学想象力在当代的中国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单单就中国农民工领域而言，中国的农民不知道，他们的贫苦，他们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感激于国家四万万亿的救市带来的就业，感激一年到头的“一大笔收入”。如今数亿农村劳动力投身城市建设，以一个模糊的身份“农民工”。他们永远融入不了城市，永远改变不了身份，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后代“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知道，不去思考，更不会问：是什么造成了自身的处境？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中国真正的主人是工人农民吗？谁决定我们的命运？中国实行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农村成为城市和国家的发展而贡献的牺牲品，却得不到应得的身份和福利。以农民工包工制度为例，包工制是国家主导下的城市扩张、空间生产以及资本主导下的弹性积累等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情境中，共同作用所生成和维系的一种劳动力使用方式。包工制度符合快速发展的国家需求（政治逻辑）又符合弹性积累的资本需求（经济逻辑），所以才在几十年间反反复复被废止又重新出现数次，而农民工就在这种分裂的制度下苟活着。
这一切，我们的人们都不知道，他们只知道勤勤恳恳地不停地流汗流血，他们仍然怀揣幸福生活梦想，而甘愿付出。他们困惑、焦虑、为什么永远无法翻身。在此时，一部分清醒的知识分子想帮他们一把，想告诉他们应该明白的活着，告诉他们应该活得像一个“真正的人”。但是，很快这一些清醒的的人就被抓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什么比人的觉醒更可怕了。这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V字仇杀队》，原来，历史总是在重演，总需要有人站出来或暗暗地发声。
《社会学的想象力》确实是一本很有批判力度的书，它从社会科学的高度去批判已存在的宏大理论等。我关注的是怎样才能让这种社会学想象力走入民间，我们的普通大众太需要这种心智的质量。这个责任当然应该是社会工作应该担当的。无论是农村社会工作实践还是公民社会的倡导，无论是无奈的“家庭综合服务”还是被压制的劳工社会工作，他们都在践行。我们的工伤农民工，我们的无人照料的老人，我们的大病儿童，我们的精神压力群体，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都生病了，我们有权利知道自己，知道自己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有权利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需要社会学想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