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难以形容的悲伤，迅速在胸口膨胀。张了张口，试图想发出点什么，却始终没有一点声音。我这才意识到，这几来年，对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以至于在这个极度难过的时候，还顾虑着大声宣泄会惹来邻居的非议。
大学四年，毕业工作两年，我一直控制着自己，没学会抽烟，没学会喝酒，没让自己学会发泄情绪的一切极端方式。要确保对自己一切的控制，要确保对某种想象的未来达成，要确保自己能准确地活在通往目标的那个程序里。
然而我要抵达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抵达到底有什么意义？
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
不想哭，内心憋闷得难受，只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不断来来回回地到处走，然后不断深深地、长长地叹气。仿佛我的胸口淤积着一个发酵出浓郁沼气的沼泽，淤积着一个被人拼命咀嚼，但终究没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团的整个世界。
也就是在那时候，我突然察觉，或许我也是个来北京看病的人。
或许，我和厚朴生的是同一种病 。
——节选自蔡崇达《皮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