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不知道苏洵会相面还是对两个儿子的未来有不同的期盼，总之，他两个儿子的命运或许没有令他如意(被一贬再贬)，但他两个儿子的性格却真的像他们的名字一样生活着。

苏轼的“轼”字，是车体前面供人依靠的横木。

《左传*庄公十年》中有“登轼而望之。”苏轼的字“子瞻”的“瞻就是望的意思。”

苏辙的“辙”字，同样出自《左传*庄公十年》当中的“下，视其辙。”

苏洵在《名二子说》中说道:

“天下的车没有不顺着辙走的，虽然论功劳车辙是没份的，但车翻马毙，也怪不到车辙头上，虽然‘辙’不容易致福，却也难招灾。”

车辙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中华大地实现了“车同轨”，车辙就不再需要碾痕，只要“萧规曹随”就可以了。

苏辙名字，不光“辙”字有萧规曹随的意思，就连他的字“子由”，也是仿效和遵循的意思。

苏轼和苏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名字的不同，导致他们性格迥异。

一个站在“轼”旁登高望远，有了“诗酒趁年华”的豁达和潇洒，追求着心中的“诗和远方”。

一个站在“辙”旁平视众生，有了“政无旧新，以便民为本”的求真和务实，追求着真实人生。

02

可是，年少时的“子由”并不是这样的，他也是一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意气风发的少年。

公元1057年，苏轼和苏辙一起参加科举考试，苏辙的《御试制科策》针砭时弊，让当时的阅卷官一时哗然。

苏辙不仅指出出了赋税沉重、国防空虚、朝廷对外卑躬屈膝的现实，且道出原因是当时的皇帝宋仁宗造成的，因为宋仁宗沉迷后宫，不听忠臣之言，缺乏应变和执政能力。

宋仁宗看后不仅没有怪罪，反而夸赞苏轼和苏辙，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苏辙30岁的时候，上书宋仁宗，支持朝廷变法，被任命为置三司条例司的一名官员。

很快，苏辙发觉自己的变法思想与王安石的思想相差甚远，他又血气方刚地写了《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反对变法。

反对无效后，又上书《条例司乞外任奏状》要求自己离王安石越远越好。

据《续资治通鉴》记载:

宋仁宗看完后问王安石:“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

王安石回复说:“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

“飞钳”和“捭阖”都来源于《鬼谷子》，“飞钳”的意思是用语言的能力控制住对方，“捭阖”的意思是通过人情去交朋友。

王安石的意思就是说，苏轼和苏辙弟兄两个都是爱拉拢关系，邀功领赏的人。

如果说苏轼苏辙两兄弟都是爱结交朋友的话，那么王安石这句话说得也不过分，因为苏洵在名落孙山之后，就给两个儿子传达过要结交朋友的思想:

“哪管你才高八斗，就怕朱衣不点头。”

想在芸芸众生中出人头地，哪怕自己是千里马，也需要伯乐的赏识和提拔。

尽管苏轼苏辙都受到了父亲苏洵结交人脉的思想影响，但是他们两个都具有悲天悯人的思想。

苏辙开始支持变法，就是因为希望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但是在变法的过程当中，他发现有些政策对老百姓不利，就站在了王安石的反面。

其实，如果苏辙只是一味地想结交人脉和出人头地的话，他当时可以完全顺着王安石的意思，像他的好多当时的同僚章惇、曾布一样就可以。

可苏辙做不到，为了天下苍生，他宁可得罪王安石，宁可不要高官厚禄。

宋仁宗继续支持王安石变法，却也没有按王安石说的一样，给苏辙太重的惩罚，只是让他离开了三司条例司，去了河南府做推官。

此时的苏辙依然是血气方刚的少年。

1077年，王安石罢了官，苏辙血液沸腾地写了《自齐州回论时事书》，他否定了王安石的变法:

“盖青苗行，而农无余财;

报甲行，而农无余力;

免疫行，而公私并困;

市易行，而商贾皆病。”

还向新皇宋神宗保证废除变法后国库充盈，人民安居乐业。

就在苏辙信心满满地等待神宗可以采取自己的意见时，现实却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建议不予采纳，还被贬了官。

03

经过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打击后，苏辙长大了，成熟了。

他慢慢地收起自己的锋芒毕露，变得内敛、沉稳，真的如他父亲当初给他起名字时所想得一样，做起了一个车“辙”。

他还经常劝哥哥要谨言慎行，尤其是推心置腹的时候，不是对所有人都可以的。

无奈，哥哥苏轼的性情一直没有什么大变，不光管不住嘴巴，一直惹事，在花钱上也是大手大脚，没有计划。

当你看到了苏轼的真性情和豁达的一面，在什么时候也追求心中的“诗和远方”时，有没有想过这些“诗和远方”的成本来源？

除了一些至交朋友的资助外，弟弟苏辙才是苏轼能实现诗和远方的坚强后盾。

乌台诗案，牢狱当中，以为被杀之际，苏轼第一个想到的是苏辙，他请求弟弟帮助照顾家人，在《<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中写下了感人至深的名句: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苏辙看罢后泪流满面，痛哭流涕后，他内敛的性格，让理性战胜了感性。

按照当时的规定，牢犯的只言片句都要交到最高当局接受查阅，苏辙把苏轼的诗句交了上去，其实，他是想能传到神宗手里。

还好，诗被神宗看到了，苏辙接着向神宗皇上书“乞求”，在《为兄轼下狱上书》中写道:

“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

兄弟两人手足情深的诗句，让神宗大为感动，为苏轼出狱赢得了感情分。

后有王安石和太后的说情，苏轼最终获救。

出狱后，苏轼心情大好，提笔写道:

“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未有因。”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苏轼的豁达，想到的两句俗话:

“常在江湖漂，哪有不挨刀？”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可是这豁达的背后，却是苏辙的操心和艰辛。

大家想想，苏辙一直劝哥哥要谨言慎行，可哥哥在牢狱四个月，差点被杀头，竟然没让他的“嘴巴”做出丝毫改变，一出狱又大放厥词，唉，除了增加担心外，还能说什么？

担心只是一方面，苏辙还得拖家带口地上路。

拖家带口不说，拖的还不是一家，而是两家大几十口人。

苏轼出狱的第二天被押送往黄州，苏辙被贬江西，他带着自己和哥哥的两家老小上路，两家人加起来怎么也得有三五十口。

当时的交通条件可不是现在能比的，一路是舟车劳顿不说，若瘟疫横行，那艰难就可想而知。

看过一篇文章说过，带一个熊孩子出门几天就要累到崩溃的边缘，再想想当时的苏辙，带着的可不是一个熊孩子，而是两家十几个。

尽管有妻妾帮忙，可一路的吵闹不止，吃喝拉撒睡，哪一样苏辙这个一家之主不得想着？

苏轼到了黄州游山会友，可苏辙到了江西，安顿好自家后，又接着上路送哥哥的妻妾儿女到黄州。

除了这些，更有甚者。

苏轼到哪都是“此心安处是吾乡”，不光在“吾乡”能踏实地睡觉吃喝，还热心地为“吾乡”的父老乡亲做贡献。

去惠州赴任时，苏轼没有路费，找苏辙;

到了惠州，想安居下来没有钱，找苏辙;

想为惠州搭桥修路，还是找苏辙……

04

苏辙在苏轼面前，不像是弟弟，更像是兄长，我们从苏轼的好多诗词中也能看到他对苏辙的一种“依赖”，那种通常是弟弟对兄长的依赖。

苏轼在《送李公择》中写道:

“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

在《颍州初别子由两首》中写道:

“咫尺不相见，实与千里同。

人生无别离，谁知恩爱重。”

在《子由将赴南都，与余会宿於逍遥堂，做两绝句》中写道:

“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潇潇已断魂”

在《次韵答邦直子由四首》中写道:

“君虽为我此迟留，别后凄凉我已忧。”

在《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中写道: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

林语堂说:“往往为了子由，苏东坡才能写出最好的诗。”

对这句话我深有同感，弟弟子由是苏轼苏东坡一生好像都不愿离开也不能离开的人:

困难时，想到子由;寂寞时，想到子由;生死关头，想到的依然是子由……

在不容易见到弟弟后，苏东坡写道:

“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和陶止酒》

苏东坡在密州，想起了七年未见的弟弟时写道: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是《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名句，后世人都把这句话用在形容爱情上，其实，是苏东坡对弟弟的思念之情。

由此可见，子由在苏轼心中的位置。

苏轼这样说苏辙:

“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

这不是他对弟弟的夸赞，而是内心真实的评价，苏轼知道弟弟的真才实学。

当时的相国韩琦对苏辙尤为重视，据说，在开科前，因为苏苏辙病了，韩琦特意向皇上申请科考延期。

北宋名臣张方平曾说苏轼、苏辙两兄弟:

“皆天才！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慎重，成就或过之。”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在《明道杂志》中也写道:

“某平生见人多矣，唯见苏循州不曾忙……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

宋朝尚书都司何万在《苏文定公谥议》中写苏辙:

“朝廷尊，言路辟，忠贤相望，贵癰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苏辙)之力居多焉。”

苏轼性格奔涌外放，爱游山玩水，结交朋友，诗词大部分被人知晓，苏辙性格内敛内收，在颖昌十年，几乎谢绝了一切社交。

就像他在《杜门》和《闭门》中写到的一样:

“经年客不至，不冠仍不衣。”

“闭门颖昌市，不识颖昌人。”

苏轼的诗词、当事人和后世人对苏辙的评价、苏辙的自我评价，让我们看到了一对“和而不同”的兄弟，看到了一位豁达感性的哥哥，一位内敛理性的弟弟，更看到了人世间难得可贵的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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