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梅拾璎
我十二岁那年的冬天,冷极了。
那天,我放学回到家,书包一扔,赶紧哈着手钻进厨房。奶奶在灶间烧火,我就蹲在她老人家旁边,把手伸在炉门上烤。
奶奶把我通红的小手捂进她贴身的小棉袄里,又从红彤彤的炉膛里给我扒拉出一条烤得香软的红薯来。
正吃着,我母亲进来了,“囡囡,快去看看你榕姐姐吧,她咋就疯了!”
“哪个榕姐姐?”我一愣正。
“就是你小榕姐姐呀!我正被一口红薯噎住,顿觉心被一把利刃猛地挑破,血哗的一下都流出来了。
我冲出厨房的时候,头撞在门框上,不觉得疼,没命地朝小榕姐姐家跑。
刚走到半路上,看见村中间大水塘东的大路上聚着一伙人,走近了才看清:
我的榕姐姐头发一半松散地扎着,一半披散下来,有一缕被风吹得遮住了半边脸。她竟然披着一件不知谁的大黑棉袄,很有些晃荡,娟秀的脸庞沾满了锅灰一样的东西,她正朝一个过路的陌生小伙子跳着吐口水。周围几个不怕冷的小孩子傻呆呆地看笑话,有几个大叔大妈安慰着过路的小伙子,说闺女是疯了,没法子呀!
我也呆住了。不知道怎么走近榕姐姐身边的。
我轻轻握住她的手,冷透了。“姐姐,咱家去。”
她好似认出我来,竟乖乖跟我走到她家去。进了门,却见她一双老实巴交的父母正互相埋怨,小妹妹向隅而泣。
榕姐姐大我五六岁,家里两个姐姐一个妹妹。我记事儿的时候,她好像胖乎乎的,眼睛大,眼珠黄,头发也又黄又稀疏。却是个心眼儿最好的姑娘。
榕姐姐在家里几乎没有地位。她父母老实,话不多,但两个姐姐都很凶,在家里她就像姐姐的使唤丫头似的。平日,家里让她干啥就干啥,从不辩驳,但有次我撞见她在家里凶起来也好厉害,左手拿刀,右手攥杖,她二姐吓得钻进红薯窖半天都不敢出来。
我小时候在家里的地位正好跟她相反。父母结婚几年后才生下我,虽是个小女娃儿,也千宠万娇,要星星不给月亮的。
那时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算是有个挣钱的。母亲聪慧明理能干,脾气又好。爷爷奶奶身体健康。虽不是过于殷实,但能吃饱穿暖,一家人和气度日。
我母亲胆小,有几个和她要好的未出阁的姑娘晚上轮流陪伴她,其中就有榕姐姐的大姐。自然,我跟榕姐姐也相好起来。
因为我平时被母亲打扮得好看,颇遭同龄的几个小伙伴妒忌,她们时而孤立我,有时玩着玩着就给我难堪。
一次我正气得哭,榕姐姐从家里出来,一眼就明白怎么回事,胳膊一伸,冲一个起头的嚷:“谁要再欺负人,看我不撕了烂她的嘴!”说完,就一把把我扯走了。
榕姐姐不仅上学灵,干家里田里活一样麻利得很,挎篮子薅草自不在话下,再加上她格外喜欢我,又会说故事,到哪里我都愿意跟着她。那时,她家有个教书的亲戚,教给她很多诗词歌赋,她背会后总是诵给我听。
天下过一场透雨,我跟榕姐姐到村里小河南岸薅草。她一边薅得起劲,一边给我说故事,诵诗词。我只顾听,顾不上薅,一会儿在她左,一会儿在她右,像个花蝴蝶一样。有时讲着讲着没有了。我说,姐姐,再想一个吧!她很快就再想一个。现在想起来,那真是幼年好时光。
干了会儿活,她会一把拽起我,到河边上玩一会儿。
河水清澈照人,小蝌蚪和水蜘蛛从边上游过。我们忍不住掬起水,洗几把脸,猛一抬头,看见一只翠鸟婷婷袅袅地落在芦苇边的一块青石上,洁白的羽毛一尘不染,一双小黑眼睛那么柔和。俩个女孩儿都被一刹那的美惊呆了。
应是鸟儿激起女儿家爱美的天性,榕姐姐临水照影,把头上的皮筋松下来,一缕一缕地用手指梳理她的头发。我发现,她小时候的黄头发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如今是一头乌黑的秀发垂下,身儿窈窕,我看她水里的影子,纳闷儿我的榕姐姐啥时候变得这么美啦。
天抹黑时回家,榕姐姐的草篮子像一座草山,我的只有几把草在里面。快到村口,榕姐姐说咱们歇歇吧。她就把她篮子的草使劲掏出一堆来,塞进我篮子里。我不要,说家里没人骂我的,她说别人会笑你是个偷懒的囡囡呀!
榕姐姐上完初中就被迫辍学回家干活了。过两年,就有媒人到她家提亲,那时她大姐姐已出嫁。订好亲后,对方小伙子就去当兵了,据我母亲说,小伙子长得眉清目秀,配得上榕姐姐。订亲后的两三年,榕姐姐就经常到未来的婆家去,帮他们干那些没完没了的活,都很少见她了。
可是到第三年末的时候,那个眉清目秀的小伙子在部队提干了,找了个镇医院吃公家粮的医生。我的榕姐姐却疯了!
第一次疯病发作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可病一好,榕姐姐就彻底不说话了,也不爱出家门了。路上碰见再亲再近的人,都是点点头,羞涩掩面而过。她长长地乌发变成了齐耳短发,眼睛也有些浑浊了。
就这样,疯病间歇性地发作。发作最狠的一次,是我上中学回家拿东西的中午。我骑着自行车正走着,她只穿个三角裤衩,赤身露体地绕着村子疯跑,一大群顽童在后年追,她父亲拿着衣服在后面喊她。我难受得要命,第一次觉得这世界充满罪恶!
因为疯了,再没人给榕姐姐提亲,不知过了几年,才恍惚听说榕姐姐嫁人了。而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出村子,走向梦中的象牙塔。
女儿三岁的时候,暑假里,我回乡探亲,和母亲一起到姨妈家探望。
午饭后,我牵着女儿的小手,到姨妈家的晾台上乘凉。漫不经心地一瞥之下,看见姨妈家的隔壁,有个穿着青布碎花短袖的女人在树荫下纳鞋底,神态安详。她旁边的一个槌布石上,有个三四岁的小男孩玩石子。院子里,一个四十岁左右魁梧结实的汉子在檐下劈柴,一条黑色的小土狗卧在门槛边,勾着头,饶有兴趣地看着主人。大梧桐树荫几乎洒满半个院子。
忽然觉得这个女人好面熟。一阵风吹来,几片青黄的槐叶落在头上,小男孩帮妈妈摘下头上的叶子,女人收起针线,站起身,轻轻拉起小男孩,走回家了。
看着她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背影,我越想越觉得像我的榕姐姐。
回到楼下,把刚在的一幕说给母亲和姨妈,原来她们俩都知道,我的榕姐姐就是嫁给了这家。
刚才那个劈柴的汉子正是榕姐姐的丈夫,是家里三个儿子中的老大。父母早逝,他独自一人把俩个幼小的弟弟抚养长大,给两个弟弟盖房娶妇完毕,轮到他的时候,已经山穷水尽,再无钱娶亲了。后来,人家把间歇性疯病的榕姐姐说给他,他一口气竟答应了。
“他对榕姐姐好吗?”我着急地是这个。
“好得很呢。榕姑娘刚嫁过来的时候还间歇着犯病,可他家生儿(榕姐姐丈夫)从不计较,好言好语给劝回家,四处拉着给她看病。没有白花的钱,生儿攒的钱快花完了,你榕姐的疯病也不常犯了,这两年没再犯过,还养下个大胖小子,这不,那两兄弟还给凑钱翻盖了房,拉了院子。邻居也都高兴着呢。”
我听到这里,就往外走去,要去榕姐姐家。姨妈一把拉住我,说不能去,医生叮嘱,见旧人越少越好,不然,疯病容易犯。
我简直被钉在了地上。
两年后的盛夏,我再次回到故乡,和母亲坐在河岸上树荫下乘凉。
河对岸的紫葛花开得正盛,一大片一大片地堆向天边,花香从河水上浮过来,我有点恹恹欲睡了。忽听有人连呼我母亲“秀婶,秀婶”,转头细瞧,竟是我的榕姐姐坐在一辆崭新的电动三轮车上,搂着儿子,生儿大哥憨憨地笑着。
从此以后,不管每年的夏天有多炎热,在我心里都有一片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