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工作很忙，脑子转不动，读点杂文小说放松。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我开始得太晚了，很可能做不成什么，但我总得申明我的态度，所以就有了这本书——为我自己，也代表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

有些人呐，就是比其他人厉害，同样的一件事，ta就是能看透事物的本质。不过看透归看透，无力改变，这种痛苦更折磨人。这么说来，有时还是蠢点好。

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决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很可惜，思想恐慌的后遗症一直还延续着，我们已经习惯了思想的单调和机械化。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

不过还是有分别的，知识分子有话语能力，但不一定有话语权，“沉默者”连话语能力都没有。也就是说，话语权意味着权力。权力的掌控者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话语能力，有时是他们自己发话，有时是通过一些知识分子。以前，现在，未来，都一样。

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

现在这个时代，是好是坏呢？

罗素先生说，在古代的西方，大概就数希腊人最为文明，比其他人等聪明得多。但要论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想法就不大对头——他们以为整个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么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这是就闹地震。古埃及人的看法比他们正确，他们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埃及人还算过地球的直径，居然算得非常准确。这种见识上的差异源于他们住的地方不同：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蚁爬上篮球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所以说地是个球。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往四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他们那里还老闹地震，所以就想出个沙盘鲸鱼之说。

人们的见识总要受处境的限制，这种限制既不知不觉，又牢不可破。

也许，若干年后，我们现在认同的东西，都会被推翻。

我去起圈时，猪老诧异地看着我。假如它会说话，肯定要问问我：抽什么疯呢？有时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揍它。被猪看成笨蛋，这是不能忍受的。

被蠢货瞧不起，是非常恼火的一件事，毕竟，被拉低到了和ta去比较的程度。

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点虚伪……站在荷兰牧场面前，我发现还有第三种选择。对于个人来说，这种选择不存在，但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不仅存在，而且还是正途。

可是啊，有些政权，就不想找第三种选择。

学习文史知识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代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学习科学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将来，他生活在从现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假如你什么都不学习，那就只能生活在现时现世的一个小圈子里，狭窄得很。

所以杨绛先生说，年轻人，你的问题在于读书不多而想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