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
异类的天赋
作者
（英）凯文·达顿（Kevin Dutton）
译者
金九菊 / 程亚克
豆瓣
http://douban.com/book/subject/27624387/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毒如蛇蝎
第二章 真正的精神病态者愿意站出来吗？
第三章 把握时机
第四章 疯子们的智慧
第五章 把我变成精神病人
第六章 取得成功的七个精神法宝
第七章 极度镇定
中文版附录：趣味心理测试
测一测：你自己的心理阴暗面
测一测：你是不是比精神病态者更聪明？
测一测：你有精神病态吗？
前言
精神障碍虽然会给患者带来无穷无尽的痛苦，但它有时候也会带来很多非同寻常的好处，当然这种说法算不得新奇。
相似的例子就是，人们总是认为天才艺术家们神神道道，这也并非毫无根据。即便是抑郁症也有对人有益的一面。最近的研究显示，抑郁有助于思考，能让人更专注，并能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就像焦虑、抑郁和许多其他精神障碍一样，有时候精神病对现实极具适应性。我们也会发现，精神病态者具有多种特性——个人魅力和伪装天分只是工具——如果你知道如何驾驭和控制它们，那么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你都会受益颇丰。精神病就像阳光，暴晒可能会致癌，加速一个人的死亡，但是有规律地晒晒太阳，合理地接受日光照射，对健康和生活质量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一章 毒如蛇蝎
“我不过是无照经营墓地”
那天莫里森的话点醒了我，“行为上的结构性变化”使我想起曾经听过的一个关于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的故事。黑尔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世界精神病研究的顶尖权威。早在20世纪90年代，他向一家学术期刊提交了一份研究论文，其中就包括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在辨识词汇时的脑电图成像。黑尔让他的实验对象看了一系列的字符串，让他们尽快判断这些字符串里是否包含某个单词。
结果令人惊讶。非精神病态者对带有感情色彩的单词，比如cancer（癌症）或rape（强奸）的识别速度远远快于中性词，比如tree（树）和plate（盘子），然而这一现象并不存在于精神病态者身上。于他们而言，情感未参与其中。
那家学术期刊拒绝刊登这篇论文。据审稿人说，拒绝的原因并不在于论文的结论，而是一些脑电图成像很反常，不可能来自真实的人。然而，它们确实是真实的人的脑电图成像。和莫里森的谈话激发了我对精神病态者谜一样的大脑的兴趣，于是我又去温哥华访问了黑尔。我问他那个传言是真的吗，论文是否真的被打回来了，如果是，那是为什么。
“大脑一共有四种波段，”他对我说，“β波是高警戒状态，从α波到δ波是深度睡眠状态，其间不同的波段显示了大脑在不同时间脑电波的波动水平。我们正常人处于昏昏欲睡、思考或睡着的状态中，大脑处于θ波段，而精神病态者则是在清醒状态甚至亢奋激动的时候也会出现θ波……
“对于精神病态者来说，语言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没有感情参与其中。一个精神病态者也许会说‘我爱你’，可实际上对他而言，这句话与‘我想要一杯咖啡’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精神病态者也能保持冷静和镇定的原因之一，也是他们追逐报酬和敢于冒险的原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大脑‘开启’得比我们少。”
精神病都尾随哪些人？
为了证实这一点，布克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首先，她向47名男大学生分发了《精神病态自测表》（Self-Report Psychopathy Scale），这是一份专门用来评估一般人精神病特征的问卷调查表，与监狱和医院的不同。布克根据他们的作答结果将这些男大学生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接着，她让另外12名志愿者沿着走廊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并录下他们的步态，再让他们填写标准的人口统计调查表。这份调查表包括两项：（1）你过去受到过伤害吗（有还是没有）？（2）如果有，这类伤害发生过几次？
最后，布克让最初的47名志愿者观看录制的12段录像，并要求他们按照1到10的等级对每个目标的易受伤害程度进行评级。这个实验的基本原理很简单。布克推测，如果邦迪说的是真的，即他确实能够通过受害者走路的姿势发现他们的弱点，那么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高的人会比得分低的人更擅长判断另外12名志愿者的弱点。
结果与她的推测完全相符。此外，当布克将这一实验重复应用于被囚禁在一家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中的精神病态者身上时，她得到了新的发现。第一个研究中“精神病”得分高的大学生可能很擅长识别他人的弱点，然而这些临床上的精神病人却更胜一筹。他们明确地说他们的判断依据是人们走路的姿势。他们跟邦迪一样，清楚地知道他们所要寻找的对象。
以眼杀人：偶尔疯狂也有好处
精神病态者具有无畏、自信、魅力非凡、冷酷、专注等特质。与普通大众的看法相反，精神病态者并不一定有暴力倾向。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态者可不是一眼就能辨别出来的，事情并不是“要么有精神病，要么是正常人”那么简单，而是像地铁地图上的收费区段那样，存在着内区、外区等不同情况。精神病态的程度，如你们将在第二章看到的，可以用一张“精神病态图”来表示，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状态都对应于图上的某一点，只有极少数人属于“非正常”人群。
我们可以把精神病态的各种特性想象成混音台上的旋钮。如果你把所有的旋钮都调到最大，那么所得到的声音对任何人都毫无用处。但如果各声道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某些成分如无畏、专注、冷酷、坚韧不拔等调得比其他成分高一些，那么就极有可能打造出一位能力超群的外科医生。
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较高的学生，70%以上认出了那个身上藏有手帕的家伙，而在《精神病态自测表》中得分较低的学生中，这一比例仅为30%。善于看出他人弱点可能是连环杀手的必备特质之一，不过它同样能在机场海关找到用武之地。
黑暗中的掠食者
为了找到答案，梅洛伊追溯到了暗黑、混沌的史前时代，考察了精神病态的起源，相关理论我们稍后将进行探讨。这涉及病原学说的庞杂问题，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弄明白的是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看它：是从临床角度看，把它当作一种人格障碍，还是从博弈论角度看，把它当成情理之中的生存策略，一种早期原始环境中的重要生存优势？
弗吉尼亚联邦大学临床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肯特·贝利（Kent Bailey）赞同后一种说法，他还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博弈是精神病态最初的发展病因。
贝利说：“在原始社会，在跟踪和捕杀大型动物时，人必然会与动物展开激烈残暴的厮杀。”所以人类通常另外组织一支彪悍的“战鹰”分遣队，专门负责跟踪和捕杀动物，同时他们还可作为击退其他部落分遣队袭击的主力。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进化到现代社会后会以怎样的形式存在呢？
牛津大学进化人类学教授罗宾·邓巴也支持贝利的说法。邓巴回溯到公元9世纪至12世纪的古北欧人时代，用了“狂武士”（berserkers，又译作“巴萨卡”）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据传说、诗歌和历史记载，公元8世纪到11世纪，生活在部落杀戮中的好斗的维京武士在战斗中异常残暴、野蛮。而当他对文献进行进一步研究时，一个更加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出现了：一个对敌人造成威胁的维京武士精英也会转而对他誓死保护的种群同胞干出同样残暴的事。
梅洛伊认为，人的“精神病雷达”经过长期进化会练就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病态思维，肯特·贝利也认为具有残暴掠夺本性的原始人类具有病态特征。但如果是这样，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看，在群体的自然进化过程中，病态特征应该是双方作用的结果，不可能单方面形成。群体中那些性情更加平和的成员会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隐性的神经监督机制，这种机制使得一旦某位成员感知到危险或者威胁，它就会发出信号和危险警示。这样，凭借这种隐形的预警系统，他们可以迅速避开危险。
安杰拉·布克对受攻击的受害者的研究和我本人对红手帕问题的调查证实，这一机制可以准确解释梅洛伊实验中的性别和身份差异问题。就如一个阴险的情绪识别师，精神病态者非常擅长在深奥的“低音阶”中嗅出受害者的弱点。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女性在身体上的脆弱性使得她们在面临危险时会更紧张，从而更快地做出反应。同理，心理素质低的专业人员也是如此。
这当然只是一种假设。你越是感觉到威胁，遇到危险的风险就越大，加强安全保护就显得越重要。
当然，在我们祖先生活的混沌时代，冷酷无情的猎人更深谙黑暗捕食之道，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那些拥有预警能力的猎人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病态者，还有待商榷。要确定这一点，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尚且不能真正了解精神病态者的内心。
也许你也想到了这一点。在原始时代，收获最丰富和狩猎技术最高超的猎人，并不是最嗜血和最强势的人。相反，他们最冷静，心思最敏锐。他们能够感受猎物的心思，看透猎物的内心，能够准确地预测出猎物构思巧妙的躲避路线和逃跑计划。
要想弄清个中缘由，我们只需观察一下婴儿蹒跚学步即可。直立行走让人具备了流线型的身躯，预示着人能够更高效地移动，也使得我们的祖先摆脱了四肢爬行的局限，能够更长时间地从事捕猎活动。
但是根据人类学的研究，“穷追狩猎”也有其局限性。比如羚牛和羚羊轻轻松松就可以跑过人类，在地平线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如果你能够通过观察它们奔逃时留下的线索或者猜测它们的心思，来准确地预测出它们要去哪儿，那么你的速度就可以比它们快，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你就可以提高生存概率。
所以如果“捕食者”具有很强的共情心，他们怎么可能是精神病态者呢？如果对于大多数人都赞同的一件事，精神病态者无动于衷，严重缺乏对他人的理解，那么这两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我们该如何解决？对此认知神经科学也许能够提供一点帮助，只是还需要借助一点伦理学知识。
电车难题：我不在乎世界的逻辑
当面临与个人感情无关的道德两难问题时，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的神经元激活模式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一旦涉及个人感情，二者的反应就大相径庭。
想象一下，我把你推入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然后向你提出这两个道德难题。当你在感情与理智之间挣扎的时候，我会从大脑成像图上观察到什么呢？当问题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的那一刻，我会看到你的杏仁核及相关的大脑回路亮起来，就像赌博机上那些闪烁的灯一样。换言之，我会看到感情起作用了。
然而对于精神病态者，我只会看到一片黑暗。仿佛空荡荡的神经元赌场大门紧闭，已被废弃。当道德两难问题的性质从与个人感情无关转向与个人感情有关时，精神病态者完全不为所动，心中不会掀起一丝波澜。
对里德·梅洛伊和肯特·贝利这样的理论家来说，区别出了“热的”共情和“冷的”共情——我们观察别人时“感受到”别人的感受和冷冰冰地对别人的感受进行机械、客观的推算——之间的差别，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前者过于感性，精神病态者可能在这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是到了后一种情况，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理性”而不是“感性”了：需要做出客观、冷静的判断；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符号处理，而不是情感共生——这也是老练的猎人和读心者都具备的认知技能。不仅在自然界中如此，在人类的竞技场上也是一样，但精神病态者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他们只凭借一个共情引擎，就能比拥有两个共情引擎的人飞得更好。当然，这只是他们具有超强说服力的原因之一。
哥伦比亚大学的丹尼尔·巴特尔斯和康奈尔大学的戴维·皮萨罗也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他们还拿出了研究结论来证实这一点。研究显示，90%的人都不会将陌生人推下天桥，虽然他们很清楚只要克服了自己的道德洁癖，死亡人数就会只有原来的1/5。还有10%的人是没有道德洁癖的少数派，他们主宰他人的生死却少有悔意。
巴特尔斯和皮萨罗很想知道，精神病和功利主义，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所关联。答案是肯定的。他们的分析显示，用功利主义的方式解决火车问题（将胖子推下天桥）和一种重要的病态人格类型有非常显著的关联。至少根据罗宾·邓巴的预测，从金钱方面来考量，还是很划算的。然而，就功利主义的传统观点而言，还存在一定的疑问。从总体上看，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尔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又译J.S.密尔）这两位19世纪确立了功利主义理论的英国哲学家，通常都被视为好人。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道德与立法之根本。”这是边沁的一句名言。
而继续深入研究，一个更棘手、更怪异、更黑暗的画面就会出现——这是一种最残酷的选择，一种危险的道德激流。例如，起草法律、发掘其中的道德准则都不可避免地会严重损害他人的利益。即使是简简单单的彩票抽奖，某些团体或组织也要为了“更大的利益”勒紧腰带。
什么决定了你坐头等舱还是经济舱
2005年，英国萨里大学的贝琳达·博德和凯塔琳娜·弗里松进行了一项调查，试图弄明白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商界领袖脱颖而出。她们想弄清楚，决定某个人是坐头等舱还是坐经济舱的关键个性要素有哪些。
博德和弗里松考察了三类群体——企业主管、精神病态者和住院刑事犯人（包括精神病态者以及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并比较他们在接受心理分析测试时的表现。
她们的分析揭示，精神病态的许多要素，比如魅力十足、以自我为中心、具有非凡的说服力、缺乏共情能力、独立、专注等，在企业主管身上其实比在精神病态的犯人身上更为常见。这两个群体的主要差别在于，精神病态的犯人身上的那些“反社会”要素，即无法无天、暴力、冲动等特质的旋钮被调到了更高的位置上。
其他研究似乎也证实了这个“混音台”理论：功能正常型精神病态与功能失常型精神病态之间的界限，与精神病态的诸种特质是否存在无关，而与这些特质的程度及其相互混搭的方式有关。悉尼麦考瑞大学的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及其同事不久前证明，犯罪型精神病态者与非犯罪型精神病态者的大脑功能失常模式（即他们在做出决策时，情感输入的前额叶皮层的功能模式）之间的差异仅在于量的不同，而没有本质的区别。穆罕默德认为，此发现意味着这两组人不应被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群体，而应被视为同一大类下的不同小类。
“智力只是助你坐上第一把交椅的两个法宝之一，”一位事业有成的CEO告诉我，“记住，人们把成功比喻成难啃的硬骨头是有道理的。通向巅峰的道路非常艰难。如果你善于借助他人之力，攀上顶峰会容易一些。如果你认定这一点的话，那攀登起来就更容易了。”
伦敦最成功的风险投资人之一乔恩·莫尔顿对此表示赞同。他在不久前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把决断力、好奇心和镇定列为他成功的三大法宝。
前两项素质的价值不言自明，但镇定真有那么重要吗？莫尔顿解释说：“镇定的最有力之处在于，它会让你在别人辗转难眠之时安然入睡。”
如果说精神病态者的这些特征能够助商界人士一臂之力，这并不出人意料，那么这种优势在太空中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你可能会认为如果把精神病态者送上太空，别说让他们发挥在地球上的优势了，那时他们吓都吓破胆了。你兴许也认为，相对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独有的、让人望而却步的宇航员选拔标准，精神病态者拥有的“优势”特征根本是无稽之谈。但我曾经听过的一个故事形象地解释了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精神病特征中的冷漠、超然确实具有优势，这在罗伯特·黑尔的脑部扫描中显示出来过。神经外科医生詹姆斯·杰拉蒂那种缺乏人情味的专注和绝对的超然，有时预示着他不仅能够在会议室、法庭和手术室中取得成功，而且在另一个世界里也可以。
拆弹专家的秘密武器
以上发生在太空中的不可思议的事件正是我们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情况的缩影，在这里，成功和灾难只有一线之隔。然而这一次通往灾难的道路被封锁了。尼尔·阿姆斯特朗在压力之下的冷静，挽救了一场宇宙开发史上的灾难，并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壮举。不仅如此，随后的报告显示他的心率正常，而且他在整个过程中没有流一滴汗。也许对他来说，宇宙飞船在月球上着陆与在加油站加油并没有什么两样。他是一个心脑血管产生了异变的天才吗？科学显示，并非如此。
20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的研究员斯坦利·拉赫曼对拆弹专家进行了研究，他想知道在这个高风险行业里，到底是什么把人们区分出了优秀和平庸。所有的拆弹专家都不是平庸之辈，否则他们早就死掉了。但拆弹专家到底具备哪些普通技工不具备的品质呢？
研究结果令人惊讶。虽然所有专家的心率都很平稳，但获得过勋章的人身上出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差异——他们的心率居然降低了。一旦进入危险区域，他们就会处于更加冷静的、冥想般的专注中——这是一种人和设备合而为一的意识状态。
接下来，拉赫曼揭示了造成差异的原因：自信。测试发现，获得过勋章的专家比没有获得过勋章的专家更有自信。是自信激励了他们。
斯坦利·拉赫曼是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心理学家，他的调查结果引起了爆炸性轰动，就连他自己都表现出了担忧：我们是不是应该密切留意下拆弹专家？不过，他的结论似乎也非常明确：“拆弹专家因勇敢无畏而获得表彰，所以他们不会产生心理异常行为或反社会行为。”他指出精神病态者比较重要的特征包括不负责任和冲动，但在他的研究中，拆弹专家们没有这些表现。
然而，贝琳达·博德和凯塔琳娜·弗里松2005年的调查证实，患精神病的罪犯的一些特征在商界更为普遍。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态者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未被驯服，野性未改。在一系列精神病态特征中，只有“反社会”的方面，包括冲动和不负责任等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造就或毁灭了精神病态者。例如这些特征的程度不同，可能导致他们坠入深渊，或者取得成功。
事实证明，并不是只有拆弹专家在工作时心率会下降。畅销书《当男人对女人动手》的作者、两性关系专家尼尔·雅各布森和约翰·戈特曼发现，这些拆弹专家在工作时心血管的状况与某些施虐者相同。与闭上双眼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相比，施虐者在殴打他们的配偶时感觉更放松。
雅各布森和戈特曼把这种施虐者比喻为“眼镜蛇”，与“眼镜蛇”对应的是“比特犬”。与“比特犬”不同的是，“眼镜蛇”能迅速而残忍地发起攻击，并保持控制力。“眼镜蛇”型的人大多自高自大，认为自己有权力为所欲为。另外，就像其名字一样，他们在发动攻击前会变得冷静而专注。“比特犬”型的人在情绪上则不稳定，更容易把事情搞砸，一发不可收拾。
表1.1具体列出了这两种人的不同。
表1.1 “眼镜蛇”型与“比特犬”型的比较
正如拉赫曼在拆弹专家实验中提到的，无所畏惧很可能源于勇气，这种勇气使他们习惯了从事危险的工作。不过有人声称，他们的生物基础与我们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即使是最小的焦虑抗原，他们也能自动将其抵制并扼杀于摇篮之中。
恐惧的气味
精神病态者在压力之下一向泰然自若，那他们对其他人所承受的压力是否也具有免疫力？安杰拉·布克发现，精神病态者能够在视觉上轻易识别出他人的弱点，那么在嗅觉上，通过嗅闻志愿者的汗液，他们是否也能够识别出受到惊吓的志愿者？
实验结果与穆希卡-帕罗蒂的预测完全一致，无精神病态的志愿者接触过“恐惧汗液”后越发谨小慎微，赌注也会下得更低。而精神病态者则仍然泰然自若。他们自始至终都表现得非常大胆，闻再多的“恐惧汗液”也阻挡不了他们下大赌注，冒大风险。他们的神经免疫系统似乎压制了“传染病毒”，无视焦虑，而我们呢，只会让焦虑肆意蔓延。
人格混音台：调节情绪按钮，就能切换不同人格
如果把“精神病态”和“智慧”放在一起，你肯定会感到怪异，但是从科学和逻辑上讲，它们的组合意义广博。
精神病态者具有某种特殊智慧这一看法十分重要。在这里，“智慧”这个词并不是其传统意思，不是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经验的积累而产生的一种能力，而是指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可言喻的能力。
也许“有病”的人唯一的特点，也即精神病态人格与“正常”人格最根本、最关键的区别，就是精神病态者毫不在乎周围的人甚至整个社会怎么看待他们。毋庸置疑，不在乎社会的看法也是精神病态者屡屡陷入麻烦的一个根本原因。自然，这也就成为我们认为他们吸引人的地方。
不过有些精神病态者也拥有种种英勇的行为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有一些可敬的品质，如勇敢、正直和善良——冲进熊熊燃烧的建筑物抢救困在大火里的生命，或者将大块头陌生人推下天桥，阻拦轨道上呼啸而来的火车。
精神病态者就像一辆高性能跑车，精神病是一把双刃剑，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双重后果。
在这把“双刃剑”的两边，都有为数众多的代表人物。比如达默、莱克特和邦迪这些人是典型的开膛手、砍刀手和扼杀者；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比如崇尚精神修炼的僧徒，他们年复一年，进行最高境界的冥想，满怀怜悯之心。事实上，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显示，精神病态谱系可能是环形的。越过神经学上理智和疯狂的分界线，精神病态者和天才之间触手可及。
第二章 真正的精神病态者愿意站出来吗？
葬礼后她为什么杀死了自己的姐姐
作为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心理学教授、世界顶尖的精神病专家之一，斯科特·利林菲尔德（Scott Lilienfeld）说，成功的“精神病态者”更有可能在股市上有所斩获，大赚一笔，而不是在垃圾遍地的黑暗巷子里杀人。
个性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仅仅通过一个一次性的室内游戏，不可能揭开其中的奥秘。事实上，该领域的专家们多年来已经数次论战，只是近些年，才休战握手言和。
属于你的人格坐标
现在的职业心理学家和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人应该庆幸后来的理论家们继续推进了这一理论的研究。1961年，美国空军研究员欧内斯特·图佩斯和雷蒙德·克里斯特尔成功地将卡特尔的16种人格特征浓缩为5种。他们将其称为外倾性、宜人性、可靠性、情绪稳定性和世故性。最近的20年里，保罗·科斯塔和罗伯特·麦克雷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制作出了NEO人格调查表。此时该理论已完全成熟，心理学家们终于达成共识。人格的五种特质，即经验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外倾性（Extraversion）、宜人性（Agreeableness）和神经质性（Neuroticism），也就是OCEAN（海洋），组成了人类的人格基因组。帕特里克·麦古恩曾经在《囚徒》里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们不是数字代码。”但事实上，我们就是一系列的数字集群。在人格空间的无限算法中，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坐标，而这个坐标的具体位置，则取决于我们在五大人格维度中的具体数值，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大五人格”（Big Five）。
异类也能当总统？
对于外行来说，人格显得模糊不清、没有界限。只有通过数学方法这面多棱镜仔细筛选，人格才能最终被清晰地划分成五个部分。你也许会说，“大五人格”就相当于心理学上的“人格色彩”：两端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品格特质，中间是一个连续的谱系，一个能区别我们所有人的人格图谱。
麦克雷和科斯塔总结出了“大五人格”中每一种人格的特质，见表2.2。
表2.2 “大五人格”特质
职业心理学家从NEO人格调查表和其他类似的“大五人格”测试中受益颇丰。他们将其应用于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人的性格与工作性质及工作环境有极大关系。
事实证明，经验开放性人格非常适合那些强调创新或情商的行业，例如咨询工作、仲裁和广告业，而在这个方面得分低的人可能更擅长制造或机械方面的工作。在尽责性方面得分较高的人容易“做过头”，拥有强迫心理或者完美主义倾向，而那些得分较低的人情况正好相反。拥有外倾性人格的人在需要社会互动的行业中表现优异，而拥有内向性人格的人在更需要“单干”或“思考”的职业中做得更好，例如平面设计和会计。与尽责性类似，宜人性总体来说能够促进执行力，这一点在强调团队协作或顾客服务的工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看护和武装部队。与尽责性不同的是，宜人性水平较低的人也会有用武之地，例如在竞争激烈的竞技场上和媒体行业。在媒体行业里经常会发生碰撞，对创意、新闻和佣金等资源的抢夺往往非常激烈。
最后，我们对神经质性进行了研究，这很可能是NEO五个维度中最不确定的一个。然而，毫无疑问，在需要专注和冷静的职业中，情绪稳定和冷静举足轻重，比如在战场上和手术室中。需要记住的是，情绪稳定性和创造性之间一直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年代久远的伟大文学和艺术遗产所闪烁的不是大脑浅层的思考，而是灵魂迷宫深处的智慧。
如果职业心理学家会根据工作表现区分人的气质差异，即工作成功与否与人格的关联，那么，精神病态者的情况又会怎样？为了找到答案，2001年，唐纳德·莱纳姆（Donald Lynam）和他肯塔基大学的同事展开了一项研究，他们邀请多位世界顶级的精神病专家按照1到5的等级（1代表极低，5代表极高）对精神病态者的30个人格特征进行评级，这些特征是构成“大五人格”的要素。结果如表2.3所示。
表2.3 专家们对精神病态者的人格特征进行评级
从中可以看出，精神病态者极其缺乏亲和力。如果专家们说爱说谎、强势、无情和自大是精神病态者的“职业特征”，也不足为奇。同样，在尽责性方面，精神病态者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在精神病态者的人格列表中，冲动、缺乏长期目标、不负责任等，都毫无意外地包含在内。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精神病态者的强大“能力”让他们的人格分值转负为正，也正是因为能力超群，他们有着不可动摇的自信和对逆境漠不关心的魄力。此外，精神病态者的能力与神经质性有着微妙而密切的联系。焦虑、抑郁、害羞和脆弱都被认为是负面的人格特质，但是当它们与外倾性（独断性和寻求刺激）和经验开放性（尝试）结合在一起时，就产生了一种自然而独特的魅力。
精神病态者有着令人印象深刻而又瞬息万变的人格特质，一边是魅力四射的无情，另一边是不可预料的冷酷。
当人格开始走偏
说到人格障碍，我们需要格外注意，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点人格障碍。有人激怒了你，并不代表这个人有人格障碍。这种错误观念，是自恋型人格才有的。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中的定义，人格障碍是“个体长期偏离其所属文化期待的一种内在经验和行为模式”。
这里的关键词是“长期”，说明人格障碍不是单单发生在圣诞节期间的（无可否认，圣诞节期间为典型的发作期）。人格障碍是一种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思考障碍、感受障碍或沟通障碍，甚至是不能控制和调整冲动，从而给自身带来痛苦或造成人格功能损害。所以说，人格障碍并不只是那些惹火你的人才有。不过患上了这种病的人都可能惹恼你。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将人格障碍分为三类。分别是奇特/怪癖类、戏剧/多变类和焦虑/抑制类。这些人格障碍其实在生活中处处可见。人格障碍不只会给生活带来种种麻烦，在临床心理学上也引发了争议。
2004年，莉萨·索斯曼和安德鲁·佩奇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他们认同后者，反对将人格障碍与“大五人格”分离开来。索斯曼和佩奇一方面阅遍无数临床文献，依次对《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所列的10种人格障碍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对“大五人格”的五个维度逐个进行检查，然后将调查结果进行数据分析。分析结果显示，《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提到的10种人格障碍都可以在“大五人格”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其中，最关键的两项是神经质性和宜人性。
索斯曼和佩奇发现，精神受损害型人格障碍（如偏执型、精神分裂型、边缘型、回避型和依赖型）最可能有神经质性特征，人际困难型人格障碍（如偏执型、精神分裂型、反社会型、边缘型和自恋型）宜人性差。研究显示，人格障碍还与外倾性和尽责性有关。位于名流-隐士分界线两边的人格障碍（一边是戏剧型和自恋型，另一边是精神分裂型、偏执型和回避型）是外倾性极高和极低的两端，而对应的寄生虫-控制狂人格障碍（一边是反社会型和边缘型，另一边是强迫型）则位于尽责性的两端。
这种情况看似让人信服。如果说万能的“大五人格”维度构成了我们人格的太阳系，那么人格障碍的星群则是太阳系中的一部分。
疯狂的理智
佐治亚医学院的美国医师赫维·克莱克利更详细地列举了精神病态者的特征。他说，精神病态者很有智慧，其主要特点是情感贫乏、没有羞耻感、以自我为中心、外表迷人、缺乏内疚感、没有焦虑感、不计后果、反复无常、不负责任、操纵欲强以及人际关系无常，这些描述与21世纪的今天临床医生对人格障碍的定义大体相当。不过克莱克利的每一个词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精神病态者被描述成“机灵敏捷”“风趣幽默”而且“魅力非凡”。
身份危机
精神病态者的说服能力无与伦比，他们打开他人心理缺口的能力也堪称传奇。乔当然也不例外，他有着北极雪地般冰冷的蓝眼睛和天才般的高智商，他是杀人凶手和强奸犯。所以在现实中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你与一个精神病态者交谈的时候，如果你不知就里，你很难发现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也是这么多年来学术界难以对人格障碍的分类达成共识的原因之一。
最近一些临床心理学研究显示，人格空间确实存在着五种主要维度，其中隐藏着精神病态谱系的四种主要因素（见表2.4）。
表2.4 精神病态的四种主要因素
换句话说，精神病态是一种复合型人格障碍，它们由许多分散而又相互独立的谱系组成——人际关系、情感、生活方式和反社会，它就像人格这个女巫在酿造魔法药水时产生的边料。
在监狱中，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就像感冒一样普通，等同于精神病态。对患有精神病的罪犯和没有精神病的罪犯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和精神病态之间是不对应的。被诊断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每四个人中，可能只有一个是精神病态者。但每一个精神病态者都可能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杀人者之间的区别
假如你是临床医生，伊恩和吉米是同屋狱友，他们都坐在走廊里等着咨询。你认为你可以辨别出他们两个谁是精神病态者吗？从表面上看，也许很难区分。不过再看看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特征吧。他们两个人都无法遵守社会准则，行为控制能力都很差——冲动性、攻击性和不负责任。我会说，这个诊断准确无误。
不过现在还是让我们查看一下对精神病的表述：寻求刺激和寄生的生活方式。我会说，伊恩的问题比吉米多。然而当我们说到感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感情的缺乏时，伊恩“理智的面具”才真正开始脱落。富有魅力，自以为是，善于控制他人，缺乏共情和内疚感——伊恩的品性与精神病的特征如此相符，就好像他一直在亲身实践这些标准，好像他刚从一家秘密的精神病态者精修学校出来一样，而且成绩优异。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就是有感情的精神病，而精神病是不带任何感情的真空状态。
大多数精神病态者都在监狱外
调查结果显示：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的“精神病态者”，尤其是来自商界、学术界和执法机关的成功的“精神病态者”，与以往的调查一样都被描述为有“邪恶和卑鄙的本性”。在那些不成功的同行眼里，他们“不诚实，利用他人，缺乏悔意，从不自责，傲慢自大，浅薄”。
《病态人格检测表》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提出的反社会型人格障碍的标准，“犯罪行为的多样性”和“多次做出可遭受拘捕的行为”分别构成了被诊断为精神病的决定性因素。然而，马林斯-斯韦特的研究却表明，以上两条都不一定适用于成功的精神病态者。也就是说，一个人是一名精神病态者却不是一个罪犯，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
异类的独木桥
1996年，斯科特·利林菲尔德和搭档布赖恩·安德鲁斯正在争分夺秒攻克这个难题。多年以来，利林菲尔德认识到，诊断精神病的关注点已经变得很宽泛了。最初的关注点集中在人格障碍的基础，也就是人格特征上，而现在的重点则在反社会行为上。精神病就像一个热闹的马戏团，现在已经陷入取证的泥潭里了。
利林菲尔德还发现，“临床派”和精神病态研究群体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理论断层——定性的心理学方法和定量的行为结果。
这两个阵营一边是克莱克利派，他们感兴趣的主要是人格的深层方面，另一边则是行动主义学派，他们坚持《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反社会型人格障碍中的标准，他们更倾向于关注犯罪记录。这两种观点各有利弊。我们需要融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利林菲尔德和安德鲁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精神病态特质量表》（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Inventory，简称PPI）包括187个问题，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心理测试表之一。其中包括8个相互独立的精神病维度：不择手段地以自我为中心（ME），冲动且不遵守规则（IN），责任外在化（BE），无忧无虑无计划性（CN），无畏（F），社会效能（SOP），对压力的免疫力（STI）和无情（C）。将其重新划分为三种更高级的轴线为：
1.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性（ME+IN+BE+CN）
2.无畏的操纵性（SOP+F+STI）
3.无情（C）
在统计学中，一旦通过数学方法使其得到确定，最后就呈现出了精神病纯粹的DNA结构。这就是克莱克利最初得到的“基因组”。
利林菲尔德根据核心人格，解释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神病态者。他列举了《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产生的基本原理：“这个问题与现有的对这种综合征的研究方法的结合，所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多数都应用于罪犯和违法群体上。不过，我们知道，从外部看来，精神病态者的表现一切正常，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非常成功。可以这么说，无情、意志坚定、魅力非凡、专注、有说服力和处变不惊，是区分强者和弱者的品质，而且覆盖也相当全面。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弥合监狱中的精神病态者和精英精神病态者之间的差距。通往精神病态的阳关道已经建好，但是独木桥……
“我们推论出精神病是一个谱系。毫无疑问，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某些特征上得分高，而在其他一些特征上的得分则不那么高。我们可以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中取得同样高的总分，而我们在这8个维度中的情况则可能完全不同。你可能在无忧无虑无计划性上得分更高，在无情上得分低，而我的情况恰恰相反。”
利林菲尔德认为精神病是一个谱系，这种观念意义重大。如果将精神病定义为正常人格的延展，那么从逻辑上说，精神病本身就是一个标量，在一定的情况下，它多多少少都可能带来一定的优势。
无知者无畏
传统观点认为，精神病态者无法体会到恐惧、共情等多种情绪，这就使得他们的社会认知被麻痹，相应地他们也就无法将这些情绪与他们所做的事联系起来。
纽曼却不这么认为。他不相信精神病态者无法感受到恐惧，相反，纽曼提出，他们只是没有注意到而已。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蜘蛛恐惧症患者，那么就算是想一想一只有八条腿的东西，你都会出一身冷汗。可想而知，如果有一只塔兰图拉毒蜘蛛在你头顶几厘米的地方摇摆，会出现什么情况。但是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在那里，你就不会害怕，对吧？在你的头脑中，它根本就不存在。
纽曼通过一个非常具有独创性的实验证明了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精神病态者。精神病态者没有感觉到痛苦，没有注意到其他人的这种情绪，不是因为他们无法感觉，而是因为当他们全神贯注于一件可能获得即时回报的工作时，他们将所有“不相干的事情”都过滤了。
纽曼及其合作者们向一组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展示了一系列贴错标签的图画，如图所示。
这是认知心理学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实验，而且这个任务简单至极：说出图画的名称，而忽略掉与图画不相符的文字——在一定的时间限制内，连续不断地进行实验。
事实是，最后多数人都会发现这个实验并不那么简单。说出位于焦点上的图画的名字这个明确的指令，与读出同图画不相符的文字的强烈欲望产生了冲突，这种不吻合让人犹豫不决。这种犹豫，或者大家所谓的“斯特鲁普效应”，是一种衡量注意焦点的方法。你说得越快，你注意的焦点就越狭窄；你说得越慢，你注意光束的弧度就越大。
如果说纽曼的理论有道理，精神病态者确实存在着某种信息处理缺陷（或才能），那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测试就会很简单。他们说出图画的名字的速度会比非精神病态者快。他们轻而易举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斯特鲁普图
这个研究结果非常完美。纽曼经过反复实验发现，没有精神病的志愿者因为图画和文字不相符而完全无法完成任务，他们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说出图画的名字。精神病态者轻轻松松就完成了任务，完全不受图画和文字不对应的影响。纽曼还在这些数据中发现了异常——在《病态人格检测表》中得分较低的人情况都一样，在任务过程中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但一旦得分达到某个阈值，也就是28～30分时，这个任务就变得容易至极。对于其他人清清楚楚看到的那些信息，他们似乎完全感觉不到。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这些信息具有免疫力。在一个独立研究中，纽曼在电脑屏幕上向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展示了一系列字母串。其中一些字母串是红色的，一些是绿色的。另外还有一个规则：红色数字在电脑屏幕上随机显示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们就会遭到电击。正如预料的那样，当字母并不暗示会遭到电击时（例如当他们被问及出现在屏幕中的字母是大写还是小写时），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精神病态者表现出较少的焦虑。但是，当字母的颜色表明会遭到电击时（例如当志愿者被要求明确地说出字母的颜色是红色还是绿色时），两组志愿者的焦虑程度就与纽曼和他的合作者们的预料正好相反。这一次，轮到精神病态者更加紧张不安了。
“人们认为精神病态者冷酷无情，不会害怕，”他说，“但事实远不是这样。当聚焦于情绪时，他们的情绪反应很正常。但是当关注其他事情时，他们就对情绪完全不敏感。”
一小步，一大飞跃
不过不久以后，我找到机会问乔·纽曼了。我问他：“有没有这种可能，假设确实存在谱系的话，从神经病学角度来讲，你得到的精神病态谱系越长，就越可能看到渐变的发生？比如说，根据大脑的注意机制或奖励系统的不同，一个人越变态，他们的关注就越像雷达，也就越倾向于获得即时满足？虽然一个人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和《病态人格检测表》中可能呈现出直线型，但是当其已经证实大脑活动处于较低水平，尤其是得分非常高时，情况会不会就大不相同了？在实际情况中有没有可能呈指数变化？”
他眯起了眼睛。这位足智多谋的专家并没有心情开玩笑。“当然，”他说，“有可能。但是精神病态在临床上的分界线是30分。而且在实验室中，不知是巧合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根据大多数时候的经验，即便大脑活动是较低水平，也会造成认知上的困境。”
“不管怎么说，”他说，“你怎么看都没有太大关系。每一个临床精神病态者都是一个独特的样本。他们各不相同。不是吗？”
第三章 把握时机
蓝色海洋上的恶魔
在精神病指数较低的20名大学男生中，只有一个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出了裁决，其他人都还沉浸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中。而精神病指数较高的20名大学男生则无一例外地做出了裁决，并且结果惊人地一致：霍姆斯应该获得自由。
群体中的异见者
顺从是人类及动物的本性，这一特性在进化过程中一代代沿袭。当一只群居动物受到捕食者的威胁时，它会靠近群体，与同类挤成一团。个体的个性减少，生存机会就会增加。这一规则在动物界及人类社会普遍适用。从史前血雨腥风的蛮荒时代起，进化机制就已深深根植于我们的大脑。社会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将最新的社交网络与最初的生物本性联系起来，他们发现，当网络聊天室的用户感受到威胁时，他们会显示出“团结一致”的迹象。他们让自己的观点逐渐趋同，从而更容易与其他人的态度和观点达成一致。不过有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只有那些善于打破社会惯例、有着“非群体思维”的人才能够救人于水火。1952年，社会学家威廉·怀特提出了“群体思维”的概念，用以解释将不同个体紧密团结在一起的群体机制。这一机制使个体迅速形成规范、“正确”的定位，从而免受外界的影响：对群体外部的反对无所顾忌，对群体内部的异议则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他们认为自身的公正性无懈可击，非常自信。心理学家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对这种现象做了很多实证工作，他将这一过程总结为：“当人们处于紧密的内群体中时，群体成员为了达成一致，会置他们的个人目标于不顾，这是一种从现实的角度对备选行动方案进行评估的思维模式。”但这样并不一定就能够做出最优决策。举例为证，比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事件。当时的总统里根下令成立专门的工作组——罗杰斯委员会（The Rogers Commission），负责对此次事件进行调查，证实了当时全世界社会心理学家难以言喻的担忧：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组织文化和决策程序是酿成这场悲剧的罪魁祸首，其中，达成一致意见的压力、对警告的不加重视、自我感觉良好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那么，独立于社会规范之外，站出来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的能力也是人类固有的吗？证据表明确实如此。勇敢无畏、无拘无束的少数派早已形成。
疯狂的数学游戏
精神病的基因是如何成形并被遗传下来的？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这种“变异”在人类基因的发展中适应性不强，那么为什么其发生率一直如此稳定，一直有1%～2%的人有精神病？莱斯特大学心理学教授安德鲁·科尔曼（Andrew Coleman）对此的解释非常有趣。
博弈论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博弈的结果并不取决于博弈个体的行动，而是博弈双方行动的交互作用，它是一个将最优决策程序量化的过程（见表3.1）。
表3.1 精神病演变的博弈论模型
数学世界的这个微观缩影解释的各种可能性与社会学世界里真正的精神病态者可以说是如出一辙。我们在实验室里反复对这个游戏进行实验，从生物学的角度预先运用电脑程序对几种响应策略进行编码，之后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当以进化论的标准设置结果的时候，假设获得更好结果的玩家有更多的子孙受其影响采取同样的策略，这些人的进化最终就会达到一个稳定的平衡，即他们会保持祖先的精神病态特征。这个结果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格障碍的发病率（1%～2%）。
也就是说，那些脚踩油门的人，那些“疯狂”的人，如果他们的对手是正常人，他们终究会是胜出者。有时候，看似“不合理的”行为可能才是真正正确的行为。
2010年，名古屋大学心理学家大平英树和他的博士生大隅尚广证实了科尔曼的理论。他们发现，在某种特殊情况下，相比正常人，精神病态者能做出更好的财务决策。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精神病态者的行为方式确实显得有点荒谬。
英树和尚广设置了一个“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这是一个神经经济学领域广泛采用的范例，从广义上说，它主要对我们评估货币以及其他类型的收益方式进行研究。游戏中有两名参与者，他们共同选择如何对他们得到的一笔钱进行分配。第一个人提出一种分配方案，第二个人决定是否接受这个提议。如果第二个人拒绝了这个提议，那么两个人都得不到这笔钱。如果第二个人接受这个方案，那么这笔钱就按照第一个人的提议进行分配。
最后通牒博弈（1=游戏参与者一；2=游戏参与者二；F=公平的分配方案；U=不公平的分配方案；A=接受分配方案；R=拒绝分配方案）
英树和尚广发现，精神病态者玩这个游戏的方式与常人有很大不同。他们不仅更愿意接受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而且在处于吃亏、应该自我保护的紧急状况下，他们也会按照简单的经济效益原则选择分配方案，并且更少为分配方案的不公平而烦恼。“皮电反应”（GSR，一种根据汗腺的自然反应测出压力指数的方法）实验显示了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之间的差异。当对方占便宜时，与对照组相比，精神病态者明显更不容易烦恼，而且研究结果表明，他们银行账户里的钱千真万确是多了起来，是没心没肺让他们的钱包鼓了起来。所以说“傻人有福”“吃亏是福”这些话，可能蕴含着有趣的心理学真理。
英树和尚广总结说，有时候成为精神病态者也是有好处的，不过在表现方式上他们的研究结果与安德鲁·科尔曼的不同。科尔曼证实的结果是采取果断措施（换句话说，在他的案例中就是放弃），而英树和尚广的发现结果却恰恰相反。
美国黑帮怎么上位？
“洛克”，也就是雅利安兄弟会，是美国联邦监狱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帮派之一。洛克是监狱世界里的“特种部队”，其成员都是些心狠手辣的角色。尽管很多帮派成员都被关在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里，而且经常是23个小时都被单独关押，他们仍然能通过各种巧妙的办法协调行动，例如用尿液制成看不见的墨水，使用由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培根爵士发明的、有400年历史的二进制密码系统……各种奇妙精绝的方法层出不穷。洛克组织冷酷无情，时至今日还保留着其简单而邪恶的会规：“流血进，流血出”（Blood in, blood out）。“天不怕，地不怕”是他们的准则。他们在人数上的缺陷，用无所畏惧的残忍得到了弥补。毫无疑问，这一点在被高度激发的精神病态者中很常见，而无情也有利于他们行事。洛克成员会进行大量的研修工作，比如锒铛入狱后在监狱图书馆阅览图书，通过其他途径也能弄到一些资料来看，他们把这当成“毕业”前的学习模块。他们知道，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一定要明白应该怎么做，这一点非常重要。
洛克前成员巴里说，在联邦监狱幽暗的角落里，潜藏着一面不可理解的道德高墙，你看不到它，也无法控制它。然而这种策略也许非常适合监狱这种环境，它能灭火而不是引火上身。从长远来看，它能够控制局势，而不是煽风点火。
“在监狱里，”巴里解释说，“环境复杂恶劣。与外面的世界相比，它有另一套完全不同的生存法则。监狱是社会中的社会。如果你不站出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就随时会有人找上门来，所以你必须做点什么。你要靠近人群，但不必太过，因为一两次后就会有人警告你：不要跟这些人混在一起。与其补救已然，不如防患未然。”
巴里关于解决冲突的观点很有意思，并且得到了被监禁的沉默寡言的音乐制作人菲尔·斯佩克特的认同。这个携带玛格努姆手枪的怪人曾经这样阐述：“一枪在手而不发，胜过用时没枪在手。”至于他今天是不是还这样认为，我们不得而知。公元前6世纪的中国军事战略家孙子坚持这样一个更为微妙的立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种至高境界，与我们刚才在吉姆和巴兹的例子中看到的一样，都很难伪装出来。而且很显然，它们都必须根植于自信——不是虚张声势的虚假的自信，而是一种源自信仰的真正意义上的自信。
曾是特种部队战士、现为武术指导的迪安·彼得森说：“有时候，当你处于劣势时，最好的办法是迎合对方对你的攻击意图，然后先他一步而动。刺激他，就像打扑克那样。一旦你获得了心理上的优势，就给他点颜色瞧瞧。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老大，你才能一举将他拿下。”
巴里的话蕴含着更深层的意义，不仅包含了冷酷无情，还与无畏和迷人的外表等其他精神病特征有关。现在看来，冲突并不是在自然界确立统治地位的唯一方法。回溯我们祖先生活的时代，那时的生存与在监狱里一样并非易事。虽然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群体还是给予了挑起事端的冒险者极大的奖励。
有人发现，时至今日，在猴群中仍然存在着这样的情况。雄性黑猩猩（与我们最接近的近亲，有96%的基因与我们相同）通过采取有利于下属的举动，也就是“慷慨”来取胜。这种慷慨主要体现在食物上：它们承受着向群体提供食物而自己长期面临食物匮乏的危险，慷慨地分配自己的猎食成果，并将其他成员的成果没收，进而将食物重新分配。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指出：“首领并不是通过获得什么东西脱颖而出的，相反，它们是通过给予群体东西来确立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的。”
同时，还有一些灵长类动物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或者“领导能力”来与同类争夺地位，例如促进群体间的合作，或者，我们可以说它们是通过非凡的领导力、说服力和魅力获胜的。占统治地位的黑猩猩、短尾猴和大猩猩都是通过干预下属之间的争斗进行竞争的。然而，与我们的想象不同的是，在一般情况下，它们的干预并不是偏向亲属和朋友。如德·瓦尔所说，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恢复和平”。
德·瓦尔接着说：“因此，它们并不是采取分散的方式解决冲突。大猩猩们会在它们中间找出一个最有效的仲裁人，然后全力支持这个人，使之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以此取得和平和秩序。”
冷酷无情、无惧无畏、具有非凡的说服力、富有魅力，这些特征结合在一起是致命的，然而有时候也可以救命。如果说在进化过程中，现在的杀手渐渐背负了曾经的冲突调节者所拥有的英勇，那么结果又会怎样？这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暴力是稀松平常的事。
精神病态者的生存法则
与刚才描述的关于“背负说”的论点相反，精神病态者在传统演变中主要体现在人格障碍的掠夺性和攻击性方面。在《利文森自评量表》（the Levenson Self-Report Scale）中，有下面这样一个典型的测试项目：
“适者生存，我不关心那些失败者。”在从1到4的4个等级中，1表示“强烈反对”，4表示“非常赞同”，请你对这一表述进行评级。
多数精神病态者都对这一说法表示出强烈的赞同——当然，这也不总是坏事。
不过在谱系的另一端，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规劝，例如宗教上、精神上和哲学文本中信奉的信条，有很多关于节制、忍耐和善待地球之类的典故。
那么你属于哪一种？精神病态者、圣人，还是介于两者之间？从概率上来说很可能是后者，这可是有充分的生物学依据的。
囚徒困境
博弈论作为应用数学的分支有助于战略形势的研究，使我们在成本与收益可控的情况下，制定出理想的行为策略。相比较而言，博弈论从本质上设置了一个不断变化的场景。它更强调个体的能动性和更广阔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是自然选择的一个分支。在这种模式和理论下，我们能够了解到多种行为或生活策略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安德鲁·科尔曼的研究已经向我们证实，精神病态也不例外。
在囚徒困境这样的一次性例子中，你可能会认为，采取果断行为（用官方的话来说就是背叛）就可以抢占先机。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放手去做呢？
原因很简单。生活并不是一次性的，它有其复杂性。如果生活真像一次性筷子那样用一次之后就可以随意丢弃，那么人类生存的全部不过就是无穷无尽的船只在黑夜里行驶，那么，精神病态者的做法就是正确的。他们很快就会统治这个地球。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生活这面屏幕上密密麻麻地填充着成千上万的像素点，它们相互交织，构成更大的图景。我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的历史。与囚徒困境中的角色不同的是，我们能够相互交流。这一点点的不同会造就多大的不同啊！如果我们能够来一次囚徒困境的话，我们能够重复进行很多次，可以反反复复地进行下去。利用奖惩制度中的分数得失来代替刑期，通过一些简单的数学运算，采用与吉姆和巴兹故事中同样的方法，我们就能够模拟出更为复杂的现实生活。
好人与小人，谁能统治世界？
好人与小人，究竟谁能统治世界？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想象一个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稍微有点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就像过去的西方社会，工人们每个周末都会从老板手里接过棕色信封，里面装着自己一周的工资。设想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些工人分为两种不同的人。第一种人诚实、勤奋，把整整一周的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之中，我们暂且称他们为好人；另一种人不但不诚实、懒惰，而且还会在周五的时候打劫走在回家路上的同事，或者等在工厂大门外伏击他们，将他们的辛劳所得据为己有，我们权且称他们为小人。
刚开始的时候，小人们似乎得手了：至少在短期内，他们的恶行换来了回报。好人们打卡上班，维持群体的运转，小人们却得到双重好处。他们不仅充分享受着繁荣社会的悠闲生活，并且打劫同事还让他们不劳而获。行得通的话，这样生活似乎也不错。
但是，这种行为模式一直持续下去会怎样？好人开始变得疲乏，进而病倒。然而他们的收入并不足以供他们自由支配并照顾自己。好人开始慢慢消亡，随之而来的是“劳动”人群结构的逐渐改变，小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显然，这并不是小人们希望看到的情况。一周又一周，好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小人偷小人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小人遇到好人的次数屈指可数，并且就算遇到，也很可能毫无收获——其他小人比他先一步下手。如果这个游戏一直玩下去，其动力平衡就会兜一个圈子，回到最初，钟摆又会摇摆到有利于好人的一边，社会也会恢复到以工作为生的状态。历史就是这样，不断重演。只有当经济衰退时，好人才会起决定性作用。只要好人能让小人免于破产，那么小人也会努力维持局面。繁荣与衰退就这样循环往复，像不停旋转的木马。
退一步说，对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道德的简短刻画，是将一系列极为复杂的动态过程简化了。然而，正是这种简化和行为上的两极化，赋予了这种模式以力量。在社会分工精细而各行各业又相互联系的复杂社会结构中，纯粹的无条件的暴力行为和纯粹的无条件的妥协行为都注定会以失败告终。从本质上说，在不断变化的拉锯效应中，一旦一方占上风，那么其每一种策略都很容易被另一方所利用——直到这种策略的支持者不断壮大，壮大到能够依靠竞争策略存活下去。借用社会生物学中的一个词来说：所谓生存策略，不论是绝对的合作还是绝对的竞争，都不能形成进化稳定模式，它们都可能因为遭遇相应的对策或突发情况而失败。
我们能对这个迭代过程的实际运行，也就是囚徒困境的动态演变进行观察吗？毕竟这一切都属于思想实验的范畴。这些抽象的假设会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吗？这要看我们如何理解“现实”这个词。如果我们把“虚拟”也纳入“现实”之内，那么我们很幸运，确实如此，假设会在现实中出现。
一报还一报
“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程序是由出生于俄罗斯的数学家兼生物学家阿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设计的，他在社会互动和系统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正如事实所显示的那样，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在政治舞台上，其成果都在解决冲突和裁军事务方面发挥着全面性的作用。“一报还一报”程序以合作开始，然后需要准确反映对手的最后反应。比如在实验一中，如果开始时对手采取合作策略，那么“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就将持续下去。相反，如果对方的程序展开竞争，那么在后续实验里，它就会自食其果……直到它改变策略，开始合作。
实验证明，“一报还一报”程序具有完美的实用性和富有弹性的优异表现。随便一个普通人都能看出个中缘由。在没有组织管理和突触感应的情况下，它奇异而又惊人地向人们展示：正是感恩、愤怒和宽恕的基本特性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采取合作的态度，对方也会与你合作，从而使整个集体获利。而与对方竞争，他就会与你干戈相向，让你知道他不是好欺负的。在充满敌意的氛围中，双方又会逐渐放弃相互指责，转而相互利用。这样，那些可能造成持久破坏性的竞争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这与进化论中老生常谈的群体选择——有利于群体的特性会被保存在个体中——没有关系。如果说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还告诉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利他主义是构成群体凝聚力的基本要素，它必然会引起一些更高层面上的差异，例如它有利于种族甚至整个部落，但是个体之间还是存在着生存差异的。
这样看来，宏观的和谐和微观的个人主义就组成了“进化”这枚硬币的两面。神秘主义者的言论已经过时。“施”并不比“受”更高尚，施予反而就是得到。并且，也没有什么“良药”能够挽回“付出”这一道德标杆的江湖地位。
与之前的好人和小人的例子不同的是，一旦拉锯效应中的一方取得一定优势，就会出现一个“临界点”，“一报还一报”策略就会不断地持续下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能够将竞争策略永远地从这个领域中剔除出去。获胜只是第一步。“一报还一报”不只是赢家，一旦继续下去，它将所向披靡。
两全其美
阿克塞尔罗德比赛中出现的情况反映了人类和前人类的进化过程。“个体”经过了几十轮有规律的交互作用，那么这种情形与早期群体的真实情况非常接近。同样，每个程序都被赋予了这样一种能力：不仅要记住此前的遭遇，还要相应地对自身的行为进行调整。所以说这个观念和这种道德进化的理论都很有趣。不仅如此，根据阿克塞尔罗德的实验结果，还存在一种非常大的可能性：“适者生存”并不像之前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不加选择地鼓励竞争，它是有选择性的。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可能敞开暴力行为的大门（你可能会想起吉姆和巴兹）。然而在其他情况下，它更有可能关上这扇大门，比如在好人和小人的例子中出现的情况。
现在看来，关于精神病态者的说法只对了一半。残酷无情与野蛮确实存在，“适者生存”也确实是自然法则，但这并不意味着唯有做到残酷与野蛮方能立足于世。实际上，尽管自古以来自然界与人类社会都存在着诸多杀戮与伤害，但妥协才是真正掌控地球的生存法则。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教导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直到今天，多亏了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和阿纳托尔·拉波波特，我们才最终用数学方法证实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精神病态特征，这是独立于数学平衡之外的一种生物谱系属性，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多年以来，我们的造物主通过自然选择赋予了精神病态者一个进化庇护所。当然，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好人和小人的道德品性可能一直都是一成不变的，但如果每个人都将各自的道德打倒在地，最终人类也将不复存在。同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我们都需要增强道德感。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我们也需要冷静地“选择我们的立场”。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阿克塞尔罗德的虚拟竞赛。“一报还一报”在无休无止、永不停歇的洪流中被保留下来，形成了一种稳固的机制，原因是在微笑的外表下潜伏着一颗钢铁般的心。如果形势需要，它绝对会毫不迟疑地补上一脚。而在实际中则正好相反。一有机会，它就会将分数拉平。“一报还一报”起作用的秘诀在于，冷酷无情的黑暗面与它默认的光明面同样多；一旦情况有变，它就能迅速行动，将黑暗和光明融合在一起。
这种结论很明显，虽然也可能令人感到不安。“一报还一报”这个成功的蓝图中当然还包括精神病态的成分。一方面，他们魅力十足，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进行无情报复，而后还自信十足，并且能恢复常态，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以看出，这个程序中没有洛克组织的特点。但是在这种互相转换和突触反应的无情挣扎间，却荡漾着贪婪的回声。温言在口，大棒在手，正是如此。如果你想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里继续生存下去，这倒是个金玉良言。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精神病态者依然行走在地球上，并没有因为可能对基因库构成威胁而随着致命的进化论的洪流销声匿迹。
这个社会永远需要冒险家，正如永远有敢于打破常规的人和伤心欲绝的人。如果没有他们，10岁男孩掉进池塘溺亡的情况就会随处可见。在海上的情况又会怎样呢？如果大副和一等水兵没有鼓足勇气做这种不可思议的事，那么，1841年那个毁灭性的夜晚，在风暴肆虐的北大西洋上，在距离纽芬兰250英里的冰冷海面上，“威廉·布朗”号惨剧中还有没有幸存者就不得而知了。
第四章 疯子们的智慧
我的好朋友不太正常
你可能很想知道，这么多年以来，我到底为什么还要跟约翰尼做朋友。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可是，不要忘了，约翰尼是个精神病态者。约翰尼的一个长处就是，他几乎可以把任何情况都变得有利于他自己，这一点在跟他一样拥有高智商的人群中并不罕见。他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有说服力的一个，一些世界顶尖的骗子也是如此。不仅如此，他还是个有着非凡说服力的神童。
“黑暗三性格”和詹姆斯·邦德心理学
在生活的每个转折点，约翰尼都有讨价还价的本事。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能随机应变、扭转局面，把事情导向有利于他的方向。他因此能够左右逢源，稳稳地立于不败之地。后来他加入了情报机构。
如果我们让詹姆斯·邦德做一下《精神病态特质量表》，相信他会在谱系中得到很高的分数。问题是这种推测有什么依据呢？推测是一方面，而看到幻想如何在现实中实现是另一方面的事。约翰尼也是个精神病态者，又碰巧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这纯粹是巧合吗？
2010年，心理学家彼得·乔纳森（Peter Jonason）和他的同事发表了一篇名为《詹姆斯·邦德何许人也？间谍人际交往中的“黑暗三性格”》的论文，这篇论文显示，具有以下三种特别人格特质的男人能够在某种社会阶层中游刃有余：
高度自信、自恋；
精神病态式的无畏、冷酷、冲动和渴求刺激；
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欺诈和利用。
不仅如此，与在这些方面水平较低的男人相比，他们可能拥有更多的性伴侣，经历过更多短暂的风流韵事。乔纳森坚信，“黑暗三性格”在处理异性关系上并不存在障碍，恰恰相反，它更可能让女性心跳加快，并且由于提高了基因繁殖的可能性，它还代表着一种成功率更高的繁衍策略。
你只需迅速瞥一眼小报标题和八卦专栏，就会相信，这个理论也许是合乎逻辑的。实际上，这种说法很有可信度。不过乔纳森认为，最好的例子是詹姆斯·邦德。
“他确实招人喜欢，非常外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他说，“包括杀人和找女人。”
乔纳森对200名大学生进行研究，让他们填写人格问卷表，以此对“黑暗三性格”的特征进行评定。研究问到了这些学生对两性关系，包括对露水情缘和一夜情的态度。结果不出所料，与得分较低的人相比，那些在“黑暗三性格”方面得分较高的人倾向于有更多的性行为，这就意味着这三种性格类型——自恋、精神病态和马基雅弗利主义——促进了“阿尔法男”的交配策略，他们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生殖潜能：
1.使尽可能多的女性怀孕；
2.在有人叫你爸爸前抽身离去。
这些年来，这一策略看起来进展顺利。否则，正如乔纳森所说，为什么带有这些特征的人还在四处游荡呢？
精神病态者掌控世界
有趣的是，精神病态者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生殖能力上。进化心理学家如彼得·乔纳森的研究结果证明在其他的生活领域，他们也获益匪浅。精神病态策略不仅让他们情场得意，而且在会议室里，他们同样能够如鱼得水。
2005年，由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和艾奥瓦大学的心理学家和神经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联合研究小组，完美地证实了这一点。
“这也许是第一个证明了在某种情况下，大脑受损的人能够做出比普通人更好的财务决策的研究。”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兼心理学教授乔治·列文斯坦说。
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兼神经科学教授安托万·贝沙拉更胜一筹。“研究需要确定在何种情况下情绪是有利的或具有破坏性，‘在何种情况下’能够对人类的行为进行引导，”他指出，“最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很可能被称为‘功能性精神病态者’，一方面，这些人更擅长控制自身的情绪，另一方面，他们感受不到与其他人同等程度的紧张。”
巴巴·希夫赞同这种观点。“很多首席执行官，”他颇为气馁地补充说，“还有很多顶级律师，很可能也具有这种特性。”
经济学家卡里·弗里德曼和他在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同事进行的一项研究证实了这种说法。这并不是随机选择的问题，结果显示，有一小部分志愿者远比其他人聪明，他们能够冒着风险不断做出最佳选择。这些人并不是什么金融奇才，也不是经济学家、数学家或世界级扑克大赛冠军。他们不过是携带了“斗士基因”——单胺氧化酶A基因L型变种（MAOA-L），这种基因之前被认为与危险的“精神病态”行为有关。
“与之前文献中的讨论完全不同的是，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这些行为模式并不一定不好，”弗里德曼团队写道，“因为在做财务决策时，这些人只在有利可图的条件下才会做出冒险行为。”
弗里德曼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如果两个赌徒在玩牌，其中一个下了很大的赌注。”他说，“看起来似乎他更暴力或冲动，但是你并不知道他手中的牌，他也许有更好的机会呢。”
另外，鲍勃·黑尔及其同事在2010年所做的调查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黑尔向200多名美国企业高管分发了《病态人格检测表》，对企业高管与一般人群的精神病态特性进行了比较。企业高管们不仅在得分上遥遥领先，而且他们的精神病态与个人魅力和演讲方式正相关：他们拥有创造力、良好的战略思维能力和高超的沟通技巧。
随后证实这一点的还有贝琳达·博德和凯塔琳娜·弗里松进行的调查。博德和弗里松将公司首席执行官和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Broadmoor Hospital）——英国一家高安全级别的鉴定机构——的住院者的心理特征测试结果进行比较。结果，在精神病态特征方面，首席执行官们胜出。要知道，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里关押的可是英国最危险的犯人。
我对黑尔说，近年来，随着企业规模缩小、改组和并购，企业环境的变化实际上为精神病态者提供了更好的温床。而且，政治的动荡和不稳定性也为精神病态者的“培养”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贸易与工业的自由空间也为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他点头表示赞同。
“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不在监狱里研究精神病态者，我就一定会到股票交易市场上去研究的，”他兴奋地说道，“毫无疑问，在商界名流大腕中，精神病态的比例远远高于一般人群。你在任何组织中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在那里，他们有相应的地位和身份，有控制他人的权力，还有获得物质财富的机会。”
与他共同撰写企业中的精神病态人格相关论文的合著者、纽约工业与组织心理学家保罗·巴比亚克对此表示赞同。
“精神病态者在处理突发情况方面几乎毫无困难。事实上，他们在这方面游刃有余，”他解释说，“组织内部的混乱既为精神病态者寻求刺激这一特性提供了条件，又为其强烈的控制欲和滥用行为提供了足够的庇护。”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敢于打破常规、热衷冒险和寻求刺激的人决定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他们与废墟上的崛起者拥有完全相同的个性。正如弗兰克·阿巴内尔所说，他们是掉进奶油里的老鼠，通过不断抗争，最终将奶油搅拌成了黄油。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巴比亚克和黑尔的说法，与博德和弗里松的一样，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从人口统计学和社会学的角度，为精神病态提供了研究素材。这里又将更多从实际中得来的观察结果放在一起进行比较，例如神经经济学家巴巴·希夫和他的合作者——提出“黑暗三性格”的彼得·乔纳森，还有坚持数学方法的博弈论学者安德鲁·科尔曼，他们都明确证实，在这个社会里，确实有精神病态者的一席之地。
这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精神病态者能在社会中长期存在，他们黑暗且永恒不变的基因流势不可当。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职位和工作——人们可以利用自己本性中的竞争性、残酷或冷漠的强制性，在职场中获得自己想要的。他们那些精神病态特征都躺在光鲜的神经文件夹里待价而沽。他们与生俱来的压力和危险，回报他们以地位和声誉，而且这类职业还常常伴随着更多的财富。正如彼得·乔纳森所说，坏男孩似乎对某一类女孩有一套，无怪乎他们的基因会四处散播。你可能会说，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他们增加了自身的筹码。
当然，诸如魅力超凡和处变不惊之类的特征，都可以在那些善于利用社会的人身上找到，例如世界顶尖的行骗高手。当这些特征与欺诈这种天分结合在一起时，结果就有可能是毁灭性的。以格雷格·莫兰特为例。莫兰特是美国最成功和最令人难以捉摸的骗子之一。
“对骗子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极强的判断力，他能够准确地探测出别人的弱点。”莫兰特解释道。他的这番话不禁让我回想起心理学家安杰拉·布克。本书的第一章讲述了布克的发现，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在实施暴力前，精神病态者仅仅凭借走路的姿势，就能识别出受害者。“你遇到的大多数人，他们在与你交谈时都不会留意自己说的话。话一说出口，他们就忘了。但是如果你是骗子，你会留意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就像在开药方之前医生需要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一样，你要想欺骗某个人，就得先了解这个人。通过各种小细节去了解，魔鬼就藏在细节里。一开始你可以先谈谈你自己，一个称职的骗子要会讲故事。然后迅速而自然地变换话题，打断刚才滔滔不绝的交谈。那么十个人中有九个都会把他们刚才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这样你就可以开始了——不是现在开始，而是一两个月以后，你得耐心点。不管他们跟你说过什么，你都可以随便编造，找准重点，改点什么内容，然后就像是在讲你自己的故事一样讲给他们听。然后，你想要什么，就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拿走了。”
然而，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从莫兰特的话里发现了一种简单而无情的真理。他的做法符合严格的科学原理。调查显示，让其他人开口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谈论你自己，自我表露是相互的。研究还显示，如果你不希望别人想起什么事，就要分散他的注意力。总而言之，行动要迅速。在临床心理学中几乎每一次进行治疗性干预时，都会有一个临界点，临床医学家往往在此有所收获：在一段时间内，通过一个固定的时刻或事件，你就可以揭开潜在的问题，或者将其封藏。这种做法并不适用于功能性障碍。核心的人格结构、交际风格、个人价值，所有这一切往往都能够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最好的体现。
“当你与人交谈时，你总是会对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保持警惕。”诺丁汉大学心理学教授斯蒂芬·约瑟夫说，“比如，10年前因为账户问题，你与布莱恩的矛盾在办公室里一触即发；老师说你迟到了，不能参加考试；或者你做了所有的工作，那个默默无闻的人却来享受成果；你要找的是针，而不是稻草……生活的弹片都深深地埋在大脑里。”
你做了所有的工作，而别人来享受成果？没门！
谎言背后的真相
如果说与我交谈的那名英国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的观点颇有几分道理，那么行骗高手和间谍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罢了。她还指出，这还要看他们冒充别人的能力、思维敏捷的程度和迅速识别圈套的水平。
2011年，新墨西哥大学的心理学博士后埃亚尔·阿哈罗尼提出了一个从未有人提过的问题：如果在某些条件下，精神病态是有益的，那么它能够让人成为一名更成功的罪犯吗？为此，他向全州多家中等安全级别监狱里的囚犯发出了300多份调查表。通过对每名囚犯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总量与他们未被定罪的案件数量进行比较，计算他们的“犯罪能力”。例如，10次犯罪行为中有7次未被定罪，那么成功率为70%。调查结果非常有意思：精神病态确实能提高犯罪成功率。但存在着一个极限。重度精神病态（各项精神病态特征都趋向极致）与极低水平的精神病态成功率都低，而中等水平的精神病态成功率格外高。至于精神病态如何让犯罪更成功还存在争议。一方面，精神病态者是能够在压力之下保持冷静的高手，这就很可能为他们驾车逃跑或者在会面室里掌控局面取得优势；另一方面，他们非常冷酷，可能会威胁目击者不得做证。不过同样是冷酷和无畏，与间谍和骗子之类不同的是，精神病态者还拥有另一种更为完善的人格优势。与世界顶级的扑克玩家完全相同，赌注的风险很高、无路可退时，他们比其他人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就不仅为他们在法庭外取得一定的优势，比如实施穷凶极恶的方案和行动，而且在法庭上也是如此。
截至2011年，这类证据多数都是间接的。赫尔辛基大学的心理学家赫莉娜·哈卡宁-尼霍姆与鲍勃·黑尔合作发现，有精神病态的罪犯比没有精神病态的罪犯在表示悔恨时更可信——出现这种情况很奇怪，因为他们自身并没有办法感觉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快速浏览一下得出这种结论的具体环境：出庭时，宣判前；出庭时，上诉前；假释委员会的心理学家和监狱长在出席听证会前——这些引起了心理学家斯蒂芬·波特的怀疑。这属于“情感真实性”问题。波特想知道，比起感到悔恨，精神病态者是不是更擅长假装悔恨？
波特想知道，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参与者是不是比那些精神病态水平较低的参与者更擅长掩饰真实情感。实验结果证实了他的设想。有无精神病态特征可以预示其做出虚假表情的逼真程度。当向精神病态者展示表示高兴表情的图像而让他们假装悲伤，或向他们展示表示悲伤表情的图像而让他们假装高兴时，他们表现得远比非精神病态者更令人信服。不仅如此，他们的表现与在情商测试中获得高分的志愿者一样好。就像有人说的那样，如果你能够假装真诚，那么你就是真诚的。
认知神经科学家艾哈迈德·卡里姆进一步借助电磁的神奇功能，大幅度提高了骗子和间谍的职业发展前景。卡里姆和他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团队能让你说谎说得更高明。在一个实验中，志愿者们玩了一个游戏：从一间办公室里偷钱，然后由一个扮演警探的调查者对他们进行询问。为了激励他们努力欺骗警探，游戏规定充当小偷的志愿者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拿走所偷的钱。卡里姆发现，当一种被称为经颅磁刺激的技术作用于大脑中与道德抉择相关的前额叶皮层时，参与者的撒谎商数（Lie Q）就能够提高。也就是说他们的谎言商数更高。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暂时还不清楚，研究者正在对其可能性进行研究。其中一种可能性是经颅磁刺激对前额叶皮层产生了抑制作用，限制了神经禁区对意识的反应，这就使说谎者免于受到道德冲突的干扰。这种假设与对精神病态者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我们通过之前的研究可以知道，精神病态者的前额叶皮层的灰质减少了，而且最近由迈克尔·克雷格和他位于伦敦的精神病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Psychiatry）的同事们采用扩散张量成像（Diffusion Tensor Imaging，简称DTI）所做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出了钩束完整性下降：轴突束（一种神经导管）与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的连通性降低。
换句话说，精神病态者不仅天生不诚实，而且他们感受到“道德痛苦”的时间也比其他人少得多。在不得不做决定的紧要关头，拥有这样的特质也许并不是坏事。
瞬间的冷静
当然，不仅仅是骗子从道德缺失中受益。除了赌场和法庭，“违反道德”而捞到好处的事在各行各业中都随处可见。
里克森这样的角色并不只存在于电影里。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对多名特种部队战士做过测试，他们所有的人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测试中的得分都很高。不过鉴于有些对常人来说骇人听闻的事他们都习以为常，所以得高分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其中一个战士轻描淡写地说：“击毙本·拉登的那帮伙计不过是在玩周末的彩弹射击游戏。”
精神病态者在危险之下的冷静和专注在一项研究中得到了证实，该项研究是由洛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兼神经系统科学家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雷恩将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在一项简单的学习任务中的表现进行了对比。他发现，如果犯错就会遭受一下痛苦的电击，精神病态者掌握学习规则的速度就比非精神病态者慢。不过这只是其一。如果成功了不仅可以避免遭受电击，还能获得经济奖励，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这一次，就是精神病态者领会得更快了。
结果显而易见。如果能够“摆脱”某种境遇，获得奖励，精神病态者就会努力争取，而完全不管会有什么风险或负面影响。他们不仅能够在受到威胁和遭遇困境时保持冷静，而且在不祥预感的阴影的笼罩之下，他们会变得像激光一样专注，会“倾尽全力”。
那么精神病态者像捕食者般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专注在大脑中是如何映射的呢？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精神病态者的感觉，并为到底是什么激发了精神病态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研究的第一部分，志愿者们按照精神病态水平的高低被分为两组，研究人员分别向他们分发了一剂兴奋剂（也就是所谓的安非他明），然后使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PET）仔细观察他们的大脑活动。
“我们的实验假设是，某些精神病态特征，比如冲动、被奖励激发和敢于冒险，与多巴胺奖赏回路的功能不全有关，”该研究的首席作者乔舒亚·巴克霍尔兹说道，“而且由于多巴胺的过度反应，一旦精神病态者把注意力集中在获得奖励上，他们就无法转移注意力，直到得到他们追求的东西。”
此言不假。研究结果与这个假设一致。在对这种刺激做出反应时，呈现出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特征的志愿者所释放的多巴胺几乎是非精神病态志愿者的4倍。在实验的第二部分，研究人员对志愿者类似的大脑活动模式进行观察，他们告诉志愿者，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他们就可以得到金钱奖赏。果不其然，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显示，与非精神病态志愿者相比，具有较高水平的精神病态特征的志愿者的伏隔核，也就是大脑的多巴胺奖赏区域的活动明显更活跃。
研究人员通过对健康而极具创造性的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大脑的多巴胺D2受体和发散性思维的测试研究，发现二者大脑中的多巴胺受体的密度比低创造能力的人低，这表明精神病与创造性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另外，多巴胺受体基因同发散性思维能力、推理和认知能力有一定联系。
“长久以来就有这样一个传统，对精神病态的研究集中在对惩罚的敏感性和畏惧感的缺乏上，”该研究的合著者、心理学兼精神病学副教授戴维·萨尔德（David Zald）说道，“但是这些特征并不完全预示着暴力或犯罪行为……奖励、诱饵对这些人看似有很强的吸引力，它压倒了对受到惩罚的担心……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意识到潜在的风险，而是对奖赏的期待或奖赏的刺激压倒了他们的那些担心。”
对此还存在着来自法律语言学方面的确凿证据。研究显示，一名犯人对自己罪行的表述取决于他是什么类型的犯人。康奈尔大学计算机和信息技术教授杰夫·汉考克（Jeff Hancock）和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们，通过对14名患有精神病的男性犯人和38名非精神病男性犯人的资料进行对比，揭示了其中存在着的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与情绪失常有关（精神病态者使用的与生理需求有关的词，比如食物、性或者金钱，是非精神病态者的两倍，而非精神病态者更强调社会需求，比如家庭、宗教信仰和精神追求），还与个人认为正当的理由有关。
通过计算机对录音的文字记录进行分析发现，精神病杀手在其证词中使用的连词更多，比如“因为”“自从”和“所以”等，暗示着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他们“必须实施”犯罪行为。令人不解的是，他们更倾向于描述谋杀案发生当天他们吃了些什么这类细节——这难道是原始的捕食者本性在作怪吗？
即便如此，这个结论却毋庸置疑。精神病态者为了得到奖励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无视后果，把风险搁置在一边。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为什么与监狱中的囚犯相比，首席执行官们有着更明显的精神病特征。金钱、权力、地位和控制欲，这些都是公司董事所拥有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它们本身都是让人孜孜以求的东西，都对企业界的精神病态者构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为在通往公司权力巅峰的阶梯上，他或她都是冒着这样那样的风险的。你可以回忆一下前文中鲍勃·黑尔颇具预言性的告诫：“你在任何组织中都能找到他们的身影，在那里，他们有相应的地位和身份，有控制他人的权力，还有获得物质财富的机会。”
有时候他们也会做得很好，但有时候也会不可避免地做得不好。如果奖励的道德体系失控，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激情很快就会转变成冷淡。在你能够想到的几乎任何领域里，巴兹·里克森式的骄傲自大、勇敢无畏的人物随处可见。
热读术
传统上一般把精神病态者的无畏和专注归因于情绪处理缺陷，尤其是杏仁核的功能障碍。直到今天，这种观点还让研究人员相信，精神病态者不仅不知道恐惧为何物，而且还不会“产生”共情。但是2008年，雪莉·费克图和她在波士顿的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的同事做了一个研究，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完全不同的阐释。研究显示，精神病态者不仅拥有认知情绪的能力，而且他们比所谓的正常人更精于此道。
费克图和她的同事们使用经颅磁刺激技术，对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中得分高的志愿者大脑中的躯体感觉皮质（处理和调节生理感受的部位）进行刺激。此前有研究显示，在经颅磁刺激反应中，受测者在看到别人遭受痛苦时，他们身上与对方疼痛部位相同的部位的躯体感觉皮质区域的神经兴奋会减弱。这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这种大脑结构有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叫镜像神经元。费克图猜测，如果精神病态者缺乏共情，那么，与那些精神病态水平较低的志愿者相比，精神病态水平较高的志愿者神经兴奋减弱的程度会降低。这一点与以下情形中出现的情况完全一致：与“正常人”相比，在旁人打哈欠时，精神病态者更不容易被传染上而跟着打。
然而研究人员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困惑之中。令费克图和她的团队惊讶的是，实际的结果与他们的预期恰恰相反。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中得分高的志愿者，具体说来就是在“无情”一项上得分高的志愿者——“无情”这一特征与共情最接近——在经颅磁刺激反应中，他们神经兴奋减弱的程度更大。他们在认知他人的情绪方面并不存在障碍，甚至还拥有某种天分。问题不在于情绪认知本身，而在于感觉和情感之间的不相关性，也就是无法区分什么是情绪和这种情绪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心理学家阿比盖尔·贝尔德也有类似的发现。在一个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的情感识别任务中，她发现，在一个根据面部表情识别情绪（与情绪处理中存在缺陷的情况一致）的实验中，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中得分高的志愿者与得分低的志愿者相比，杏仁核的活动会减缓，并且视觉和前额叶皮层背外侧区的活动性增强，这就暗示着“精神病态水平较高的参与者依赖于与感知和感觉相关的部位来完成情绪识别任务”。
一名精神病态者曾经这样对我说道：“即使是色盲也知道在遇到红灯时停下来，你也许会感觉惊讶，但事实就是这样。”
或者正如霍尔默·辛普森之前提醒我们的：不在乎和不理解完全是两码事。
当然，精神病态者认知他人情绪的高超能力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他们高超的说服力和操控本领。毋庸置疑，这一点与他们伪装自己的情绪的高超能力一样。然而他们将“冷的”感官共情从“热的”情绪共情中分离出来的能力，还有其他优势，在一些场所中也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执业者和主顾之间存在一定的情感疏离也是理所当然的，比如在医疗行业中。
英国一名顶级神经外科医生讲述他进入手术室前的感觉：“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我会不会紧张？不会，我不会紧张。不过跟其他所有的工作一样，你要让自己从精神上准备好。你需要集中注意力，对手头的工作保持专注。你必须做好。
“你几分钟以前提到了特种部队。实际上，外科医生的心态与一名战斗精英将要攻入一栋建筑物或攻打一架飞机时的心态类似。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工作都是‘行动’。他们都必须‘装备齐全’，戴上面具。当你第一次切开伤口时，多年的实践和训练都无法让你完全避免可能出现的不确定因素。与战斗中那令人兴奋的爆炸性突破的瞬间一模一样，当你填回病人的皮肤时会突然意识到……你成功了。
“爆头时的一毫米误差，与你在两条重要的血管间游走时造成的一毫米误差，有什么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你的手中都掌握着生死，你的决定事关生死或荣耀。做手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在刀尖上行走。”
这位朋友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中的得分远远高于平均水平。如果你因为这样一个人居然是世界顶级的神经外科医生大感惊讶的话，那就再想想吧——说不定你就会觉得这也很理所当然。中国台湾阳明大学的郑雅薇和她的同事对两个小组进行了实验，一组是拥有两年以上针灸经验的医师，另一组是非医学专业人士，他们通过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这两组人员的大脑进行检查，观察他们在看到针刺入口腔、手和脚时的反应。实验结果非常有意思。当非医学专业人士看到针刺入口腔、手和脚的视频时，他们身体相应部位的体感皮质区域就像圣诞树一样亮了起来。大脑的其他区域，比如导水管周围灰质（协调恐惧反应）和前扣带皮层（错误、异常和疼痛处理）也是如此。
然而，那些经验丰富的医师的大脑中几乎没有一丝与疼痛相关的反应。相反，他们前额叶皮层的中部和上部的激活情况有所增强；颞顶连接处，即与情绪调节和心理理论相关的大脑区域的激活情况也有所增强。另外，与非医学专业人士相比，医师们对针灸的反应很显然没有那么多的不适。这就让人回忆起无数的实验结果，这些结果显示，在内心感到恐惧、厌恶某件事或者某样东西和遭遇情色刺激时，以及在面对复杂的社会应激测试，比如特里尔社会应激测试时，精神病态者的生理反应（如心率、皮电反应和皮质醇水平）都会减弱。这些医师从经验中获得的东西，精神病态者从一开始就拥有了。
精神病态公式
在偶然发现郑雅薇的研究后不久，我就登上了去往华盛顿的飞机，到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 NIMH）去见詹姆斯·布莱尔（James Blair）。布莱尔是精神病态研究方面世界顶级的专家之一。“成为精神病态者有什么好处吗？”我问他。他回答道：“很好，不过要看情况。”
布莱尔很谨慎。“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精神病态者也许不会那么担心，确实是这样，”他告诉我说，“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在那种情况下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出更好的决策。还有，因为他们可能无法对受到的威胁做出恰当的分析，他们也许会踏入危险中，而不是远离危险。”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能够将这种推理稍微改变一下，在逻辑里添加一点冷静，那么精神病特征就可能带来诸多好处。反之，就不要指望能有什么好处了。
不过我还想补充一点。这不正是我们在英雄人物身上寻找的东西吗？没有人会指责他们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贝沙拉、希夫和列文斯坦的“功能性精神病态者”理论结果如何？弗里德曼的行骗高手呢？（单胺氧化酶A基因多态性决定了冒险和暴力的密码，但这并不能说明你就会成为精神病态者。不过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结果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出的决策很可能会比你我的要好。或许就是这样吧。只是需要对这个公式进行小小的调整：
功能性精神病态=精神病态-错误的决策
还有第二种看法。这时我遇到了精神病猎手、新墨西哥大学心理学和神经系统科学副教授肯特·基尔，他还是阿尔伯克基精神研究网（the Mind Research Network）移动成像和临床认知神经科学主任。我把问过詹姆斯·布莱尔的问题拿来问他：“有时候，做个精神病态者是不是也有好处？”基尔与布莱尔一样，对于这个问题非常慎重。
“在正常情况下，精神病特征分布在一般人群中，所以这句话确实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告诉我说，“但是关键在于，处于谱系最高点的那些人，他们有时候无法将畏惧的闸门关上。一名首席执行官在某些商业领域里可能不知道规避风险，但在深夜里他可能不会在治安不好的地区走动。而精神病态者无法区分二者的差别。对于精神病态者来说，不是全好，就是全坏。”
因此，我们的公式需要考虑第三个因素：
也就是说，功能性精神病还取决于环境。用人格理论的话来说，就是与“特征”相对应的“状态”。而且在适当的情况下，功能性精神病能够提高决策的速度和质量，而不是减弱它们。
早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约翰·雷（John Ray）就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约翰·雷假想出了一个倒U形函数，恰到好处地表示出了精神病与适应性之间的关系（见图）。
约翰·雷说：“极高和极低水平的精神病可能都不是最佳状态，中间水平可能最具有适应性。之所以说高水平的精神病不具有适应性，是因为临床精神病态者经常给自己招来麻烦。说低水平的精神病也不具有适应性，是因为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精神病态者不会表现出丝毫焦虑。过于焦虑的负面影响显而易见。所以，在正常情况下，精神病态者对焦虑的迟钝可能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精神病与适应性的关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与埃亚尔·阿哈罗尼在罪犯中调查的结果完全相同。决定着精神病态者能够成功实施犯罪的，不是较高水平的精神病，也不是较低水平的精神病，而是适度水平的精神病。当鲍勃·黑尔和保罗·巴比亚克对企业家的精神病人格进行研究时，他们没有忽略这一点。他们发明了一种名为“商业扫描仪”的设备，还有一份包括4个小项（个人风格、情绪类型、组织效率和社会责任）的问卷，专门用来评估企业界人士的精神病特征（见表4.1）。
表4.1 商业扫描仪：领导特征与其对应的精神病特征
在企业环境下，精神病的核心特征有时候也会摇身一变，成为具有明星般影响力的领导者的特征。为了对这些特征进行评估，有必要采用恰当的措辞来问合适的问题。（例如：“为了做成这笔交易，撒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同意/不同意，共分为1到4四个等级。）目前，我们正在将律师、商人和特种部队士兵作为独立的样本进行研究，想具体看看他们的构成，对各种高风险职业进行心理学上的切片研究。
我想起曾经与英国一名顶级皇室法律顾问在他位于伦敦市中心的会议室里的谈话。
“在法庭上，我简直就像是在杀人，”他告诉我，“我折磨证人席上的每一个人，甚至诱使强奸嫌疑犯在听证席上伤心落泪。我对这些坦然受之，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这是我的工作。这是我的客户花钱雇我做的事。一天结束后，我摘掉假发，走出法庭，同妻子一起去餐馆，对这一天发生的事毫不在意，哪怕我明明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可能会毁了受害者的人生。
“不过，另一方面，如果我妻子在一家商店买了一件礼服，她丢了发票，让我去取回来，这就完全不同了。我讨厌做这样的琐事，我会觉得很无助，感觉自己特别没用……”
我问他：“你认为我们通过商业扫描仪可以找到成功与精神病特质的黄金点吗？这个黄金点与最佳表现有关系吗？”
他耸了耸肩说：“或许吧。不过我想结果很可能是一个范围。由于职业的不同，可能存在一些小小的差异。”
疯狂、糟糕还是极度理智？
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位神经外科医生也同意这种说法。《马太受难曲》常常让他感动得泪流满面。说到足球，他从小就支持的那支球队，有时候他都不敢看。
“精神病？”他说，“我不确定。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的病人知道了这些，他们会做何感想。不过这个词是个好词。而且，当你要做一个高难度的手术时，在开始彻底清洗消毒的那一刻，确实就像是有一股寒意穿过静脉。就像是中毒。不过，这种中毒不是让你感觉更迟钝，而是更敏锐。那时我的意识处于清醒状态，清晰而准确，而不是模糊和无序……也许‘极度理智’这种说法更好，少了点邪恶的色彩……”
第五章 把我变成精神病人
变革时代
但是不好的事情总在发生并且还将继续发生。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特别提到了这一点。平克认为，实际上暴力活动并没有增加，而是有所减少了。恶性谋杀和其他恐怖的犯罪案件之所以能够登上报纸头版，不是因为犯罪行为司空见惯而是恰恰相反。
以杀人案为例。学者们在查阅几个欧洲国家的法院记录后，计算出的谋杀率连年大幅下降。战争的变化趋势也一样。
当然，看到这些数字，人们脑海中马上会出现两个问题。首先，这些数字是否与社会上精神病态者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相符；其次，在这些犯罪行为急剧减少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扼制了人类进行谋杀的暴力冲动？
首先谈第二个问题，大多数人最先想到的答案是法律。但是平克从自下而上的观点出发，间接地提出了渐进的文化和心理成熟进程这一因素。
“自11或12世纪起到17、18世纪，欧洲人日渐学会了抑制冲动，学会了预先对自我行为的后果进行评估，更多地考虑他人的想法和感受，”他这么说，“荣誉文化，即时刻准备报复的文化，渐渐演变为一种尊严文化——愿意时刻控制自己的情感。”这种观点首先来自文化界权威人士对上流社会和贵族的公开教化，使他们能够把自己跟恶人和粗人区分开来。后来这种观念又融进了对后代的教化中，直到这些观念变成他们的第二天性。然后，这些标准又逐渐从上流社会扩展到竭力模仿贵族的中产阶级，继而扩散到下层社会，最终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都很容易理解。平克的观点里暗含着几个具有直接意义的重要原则：假如对细微的社会生物学线索条分缕析的话，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个有趣的文化悖论了。这个悖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前面所说的第一个问题：一方面，社会暴力倾向正在逐渐减轻；另一方面，社会精神病却越来越严重。
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平克颇有见地的观点，即“文化权威人士”在促进社会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过去，传统的文化权威人士基本上都是牧师、哲学家或者诗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有可能是君主。但时至今日，随着虚拟世界的无限扩张，文化权威人士成了完全不同的一类人：当红明星、当红演员、媒体和电子游戏大亨。这些人没有向社会宣扬高尚的品德，而是向人们宣传五花八门的精神病态。
文化传播对行为规范的影响仅仅是平克社会生物学等式的一边，当这些行为倾向逐渐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并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企业治理分析师指出了一系列导致如今商业气候污浊的原因。贪婪作为戈登·盖柯主义的核心就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游击会计”（guerilla accounting）。由于华尔街和伦敦证券交易所都想不停地赚钱，商业发展的速度和复杂程度都呈指数飙升，违规操作和混淆是非突然变成了不可或缺的商业手段。
诺丁汉大学商学院前教授克莱夫·博迪在《商业伦理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原因简单明了，所有的问题都是精神病在作祟。博迪解释说，精神病企业人士利用现代企业相对动乱的本质，包括变化速度快、不断更新以及核心人员调动频繁等，通过他们“外在的领导气质和魅力”进入大金融机构角落里的办公室（通常指高级主管或者经理的办公室），使自己的行为不为人所知，更有甚者，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正常，甚至跟理想中的领导人物一样。当然，根据博迪的分析，这些企业的阿提拉一旦进入角色就“能够影响整个机构的道德风气”，而且还能大权在握。博迪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些有精神病的人。他们“一心想着自己发财，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完全不顾及给别人和社会造成的其他后果，把‘位高者不负众望’、平等、公平等传统观念抛在脑后，也完全不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不可否认，博迪说的确实有几分道理。
但是，另一方面，特拉华大学温伯格企业治理中心（the Weinberg Center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主任查尔斯·埃尔森指出，整个社会也难辞其咎。他认为我们不应该一味归咎于企业大亨，而应该反思一下文化领域的道德失范。在这种文化中，真理被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所扭曲，道德边界远远偏离了良心底线。
“自我”的一代
我对平克说，我们现在陷入了一个难题：一方面，有证据表明社会暴力倾向正在减弱，另一方面社会的精神病正在加剧。
“好吧，那我们就说社会精神病正在加剧，”平克接着反驳说，“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暴力倾向就会大幅加强。据我所知，大多数精神病态者其实都没有暴力倾向。他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情感伤害，而非肢体伤害。
“当然，假如社会的精神病真的在加剧，那么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四五十年来社会暴力有小幅增长。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社会暴力方式的变化，比如变得更加偶然，或者手段更加多样。
“我觉得社会上精神病态者越来越多会使我们回到过去的生活中，比如说中世纪。但是，单纯从现实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过去几十年间，人类品性或者人际关系发生了一些小幅波动，我对此一点都不感到吃惊。但是现代社会的道德习俗和礼节观念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内心，融于我们的美好品质之中，绝不可能因为一时的变化而改变。更何况现在的变化很小，只是轻微地将我们向邪恶品质推了一下而已。”
平克认为精神病不能长期持续地存在下去的观点是正确的。借助上一章博弈论的观点来看，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精神病态者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下毫无永远存在下去的希望。平克认为暴力举动的心理动机可能发生了微妙变化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伦敦国王学院犯罪与司法研究中心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研究者询问120名被判刑的街头抢劫犯他们为什么要犯罪，他们的回答按重要程度排序依次为：快感、一时冲动、社会地位以及财物。这正是精神病态者独有的任性、无情的行为。这些犯人的回答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现代英国的街头生活。
这么说来，精神病态者这一漠视社会的群体是不是正在崛起？这样一个几乎没有社会规范概念、毫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不顾及自己行为后果的群体？也许平克是对的，现代社会人性结构的细微变动正在邪恶地将人性推向黑暗面？如果不考虑萨拉·康拉特和她在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团队最近的研究的话，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康拉特对14000名志愿者做了一项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共情水平（根据人际反应指数衡量）在过去30年间持续下降，并且在过去10年内尤为突出。更令人忧心的是，根据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琼·温茨的研究，在同一时期内，大学生的自恋水平与共情指数的变化恰恰相反，呈直线上升趋势。
至于导致社会价值观滑坡的确切原因，我们并不完全清楚。与其他大多数问题一样，环境、榜样和教育等种种复杂的因素都有影响。但更加根本性的答案也许可以从杰弗里·扎克斯和他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动态认知实验室的团队的研究中得出。
扎克斯及其合作者借助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了人在阅读时大脑深层结构的变化。他们的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构建自我意识提供了新鲜而有趣的认识。当阅读到书中人物位置的变化（比如从屋里走到街上去）时，大脑负责空间定位和感知的颞叶区的活动就会增强，而阅读到书中人物操持物体的位置发生变化（比如拿起一支铅笔）时，大脑额叶区的活动也会有类似的增强。一般认为额叶区对于理解运动十分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书中人物活动目标的变化会导致前额叶皮层的活动性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损害会破坏人们对计划和目的性行为的顺序和结构的认知能力。
想象一下，有可能真的就是这样。这项研究的带头人妮科尔·斯皮尔说，当我们读故事时，我们与故事的互动就是我们“用大脑模拟故事里的情境”，然后大脑会根据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和经验将这些新碰到的情境交织成一个动态的有机整体。
阅读可以在我们的大脑皮层上刻出新的神经路径，这将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他最近出版的论文《读者的梦境》（The Dreams of Readers）中所说，阅读使我们“更加在乎别人的内心生活”。
我们变成吸血鬼，但是不会去咬人。换言之，我们会变得更有共情力。阅读带给我们的全新体验是因特网和枪林弹雨的虚拟世界所不能提供的。
有罪无责
回到蒙特利尔，我和鲍勃·黑尔又喝了一杯威士忌。在谈论共情和世界观的话题时，我们谈到了“神经法学”的出现。这是由于法院对顶尖神经科学越来越感兴趣而发展起来的次级学科。
具有分水岭意义的研究发表于2002年。该研究在一种神经传输代谢基因中发现了一种功能性多晶体，说明成年人的神经性行为与童年受虐待的遭遇有关。这个问题基因，即前文中提到的媒体所谓的“斗士基因”，控制了单胺氧化酶A的分泌。在此之前，人们认为这种基因不足以与老鼠的攻击性行为有关。
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研究所的阿瓦沙洛姆·卡斯皮（Avshalom Caspi）和特里尔·莫菲特（Terrie Moffitt）进一步开拓了一项前沿性的研究，即研究人类在儿童—青少年—成年时期的状况，发现了与老鼠身上类似的结果。在儿童时期遭受了虐待或者忽视的人身上带有一类可以导致单胺氧化酶A分泌过低的基因。等到成年之后，这些孩子变成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态者的风险会高于普通人。而童年经历与其相似，但单胺氧化酶A分泌更多的人却很少出现这类问题。
这一发现的影响一直蔓延到了法庭上，也许会彻底改变犯罪与惩罚的根本原则。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部分归因于我们的基因，部分归因于我们的成长环境。
神经法学诞生于人们对文化神经科学领域的广泛讨论：社会价值观念、时间和信念是如何通过时间和文化影响基因、神经和心理进程，并反过来被这些因素影响的。如果社会精神病态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那么，是不是有一种基因正在发挥作用，成批地“生产”精神病态者？或者如史蒂文·平克在“尊严文化”理论里说的那样，这种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越来越社会化，最终会演变为人类的第二天性？
黑尔觉得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精神病态正呈现出疯狂蔓延的趋势。精神病态越蔓延，精神病态者的行为就显得越正常。他提到了主流基因学的一个新兴热门分支，即表观遗传学的兴起。简单来说，这个学科不仅研究基因活动变化对基因编码的影响，还研究其对后代遗传的影响。这种基因表现被基因组最上层的小“开关”控制着。诸如饮食、压力甚至出生前的营养等环境因素都是通过这些“开关”影响基因的，而不是通过复杂的内部反应发生作用。这些环境因素就像恶作剧一样打开或者关掉你的基因，使它们的影响在遗传自祖先的基因组里表现出来。
我试着将这些东西——平克和他的文化权威、博迪和他的企业阿提拉，还有表观遗传学现象，联系到一起，问道：“所以精神病态者转动了上帝的骰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都会跟着一起转骰子，有没有这种可能？”
“不仅如此，”黑尔说，“而且，就像你说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表观遗传学在发挥作用，骰子的分量就会越来越重。毫无疑问，精神病态中有一些品质十分适合社会领袖。当然，这些人一旦当上领袖，他们就会让其他的精神病态者也活跃起来。看看华尔街，其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只要那些人坐稳了领袖的位置，他们就会为最适合这种环境的人往上爬开路。
“20世纪60年代有个作家，名叫艾伦·哈林顿，他认为人类进化的下一步就是精神病态者：随着社会结构变得越来越松散，社会节奏越来越快，自然选择的下一步就是把人变成精神病态者。也许他是正确的，但现在还完全无法评断。但可以肯定的是，眼下各地的基因实验室正在进行一些有趣的工作。“我之前有没有跟你说过这篇论文？上面提到，那些睾丸激素水平高的人和血清素传输基因上有长等位基因的人，在面对社会压力时杏仁核会受到压迫。这对人来说是一种潜在的精神病态基因，它能让人不仅具有极强的进攻性，而且胆子还很大。”
捐献眼角膜的冷血杀人犯
撒谎能力改造实验
经颅磁刺激技术于1985年由安东尼·巴克（Anthony Barker）和他在谢菲尔德大学的同事首创，但是这项技术的实际历史却更早。早在18世纪80年代，就产生了用电刺激神经和肌肉的科学，比巴克早了约200年。那个时候，意大利解剖学家兼内科医师路易吉·伽伐尼与另一个意大利人亚历山德罗·沃尔塔借助一个简单的发电设备和一对断掉的青蛙腿，发现神经线并非笛卡儿所推测的输水管道，而是传导信息的导电体。
自那以后，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巴克和他的团队首次应用经颅磁刺激技术，通过刺激肌肉引起简单的收缩，初步展示了从大脑运动皮层到脊髓的神经波动。从抑郁症、偏头痛、中风到帕金森病，经颅磁刺激在多个神经学和精神病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实际应用。
经颅磁刺激技术的主要假设是大脑是通过传输电波信号来维持运转的，我们有可能通过改变电波环境改变大脑的运转方式。标准的经颅磁刺激设备包括一只强力电磁体和内设塑料线圈。实验的时候，电磁体被固定在颅骨上，按照预先设定好的频率产生稳定的磁场振动，磁波动通过线圈穿透颅骨皮层，传导至大脑的目标区域，以刺激下方大脑皮层。
现在，我们知道精神病态者大脑“电灯开关”的连接方式与一般人不同——受影响最大的是杏仁核。杏仁核是位于大脑中心的一个花生大小的器官，是大脑的情绪控制塔，控制着我们的情感空间，影响着我们对事物的感受。但在精神病态者身上，这个情感空间的一部分，也就是恐惧空间，是空白的。
如果以电灯开关打比方，那么经颅磁刺激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亮度调控器。当我们加工信息时，大脑会产生微小的电报信号。这些信号不仅会通过神经传输控制我们的肌肉，而且还会深入大脑。当这些电子信息积聚时，就会产生思想、记忆和感受。通过经颅磁刺激精确定位大脑皮层的特定区域，并释放电磁流，我们可以调节这些信号的强弱——促进或者阻碍这些信号的积聚进程。当然，像艾哈迈德·卡里姆及其在图宾根大学的同事那样，调低通往杏仁核即大脑道德控制区域的信号强度，你就能给别人做“精神病态改造”。实际上，杨莲和她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团队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在正确的颞顶交叉点——该区域内部一个特别的神经路径使用经颅磁刺激技术，其作用不仅仅在于严重影响人们的撒谎能力，更为特别的是，它还可以决定别人的行为动机。
特种部队的疯子：狭路相逢勇者胜
超然心态的凝聚力
不难想象，这种精神状态，这种问心无愧的淡定心态是怎么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在某些时候，这种心态能让人免于灾难。事实上，在所有危机事件中，最有可能成功的人往往是那些能够保持冷静的人。他们既能应对突发情况，同时又能保持必要的超然态度。
实验室里的安迪
但是当尼克拉动杠杆或者其他什么启动屏幕图像变化的开关时，安迪的大脑马上开启了一个“屏蔽”开关。作为一名冷酷无情的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勇士，安迪的素质马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我们看到屏幕上出现了生动形象的肢解、断肢、酷刑和斩首画面。实际上，图像播放完之后，安迪的三项心理测试结果都低于开始时的基准水平。
尼克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他好像准备好应对这些血腥的画面了，”他说，“然后，等到这些图像出现的时候，他的大脑突然就开始往血管里注入液氮，形成一个神经隔离层，消除了所有过激的情感。这些极端残忍的影像突然被锁死，像中了红色代码病毒，进入休眠状态。”
他摇摇头，一脸困惑。“要不是亲自记录下测量数据，我都不敢相信。我以前从来没有测试过特种兵，所以我想，他的反应可能会有点弱。但是这个家伙竟能控制自如。虽然对实验很投入，但是他却丝毫不受影响。”
这跟黑尔之前的发现一样：这些数据太反常了，你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人的测试结果。
而我的心理测试数据差点爆表。在等待血腥画面开始的时候，我的测试数据跟安迪的测试数据一模一样，远远高于基准线。但是，当屏幕上的画面越来越血腥的时候，我的测试数据呈直线飙升。
精神病态改造实验
但是在此之前，我还要再经受一遍实验的折磨，这是实验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我要先接受经颅磁刺激，完成“精神病改造”，然后再次接受暴行、杀戮和鲜血的刺激。“经颅磁刺激的效果将在半小时内消退，”尼克一边说一边把我带到一个专门的牙医椅子上。
当尼克把他那古怪的神经魔杖放到我头顶的磁场中时，我的小拇指就停止了抽动。一小会儿之后，我的前额叶皮层与右边颞顶的交会处受到电磁刺激。经颅磁刺激的穿透力不是很强，无法直接影响人类的情感与道德推理区域。但是通过压抑或者刺激与这些区域有关的大脑皮层，经颅磁刺激可以对大脑造成更深层的穿透性影响。
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注意到变化了：一种更加模糊、更加无法抗拒、更加真实的不同。在实验开始之前，我很好奇时间问题：我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感觉到电磁刺激呢？现在，我知道答案了：10～15分钟。我想，大多数人用这么长的时间喝一杯啤酒或者葡萄酒也能有点微醺。
电磁刺激的效果也不是完全陌生的。一种自在随意的自信上来了。心理压抑开始神秘地消失。主观道德开始动摇。一种古怪的精神意识不断地侵蚀着我：妈的，管他呢，谁在乎啊？但是，这种感觉跟其他感觉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它跟喝酒后的感觉相比，有一种明显的、确切无疑的区别：大脑不像饮酒之后那样迟钝。经过电磁刺激后，人脑的注意力和敏锐度不变——实际上，我甚至觉得有点增强。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敏锐意识。是的，在道德感被迷醉后，我失去了良知。在经过六次经颅磁刺激后，我的焦虑感也没有了。但与此同时，我的全部感官好像经受了阳光的彻底洗涤，我的灵魂沉浸在一种精神的洗涤中。
我暗自思忖，精神病态者的心理状态就跟我现在一样吧。现在我正透过吉尔摩的眼睛观察世界。在观察生活时，你知道自己不管说什么、做什么，罪恶、自责、廉耻、怜悯、恐惧，这些每天都在影响我们的熟悉感觉再也没有了。
我脑海中灵光一现。我们谈论性别、阶级、种族、智慧和贪欲，但是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肯定是有没有良知。当人们拥有一切的时候，唯一被遗忘的就是良知。如果一个人铁石心肠，没有道德底线，看到别人痛苦尖叫的时候，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那么，纵使拥有一切又怎样呢？
我回到椅子上，重新缠上刚才用过的线圈，伴着刚才的噪声看屏幕。我又把之前的恐怖图片看了一遍——为了达到初次观看时的效果，屏幕上的图像做了些调整。但是，这次的结果完全不同。测试仪器的指针和曲线印证了我的心声。在刚才的实验中，我的心理活动指针竟然没有夸张地偏移，脑电波显示仪竟然没有爆炸起火。在经过“精神病态改造”后，我的大脑活动大大降低了，虽然没有安迪的测试曲线那么平稳，但确实也够波澜不惊了。乍一看过去，它不像鳞次栉比的公寓楼了。心率和皮电反应的显示结果也差不多。实际上，在皮电反应测试数据上，我已经超过了安迪的测试结果。
尼克耸耸肩。“我觉得，”他说，“不管怎样，现在是这样的。但是你最好充分利用这一段时间。你这种状态最多保持15分钟。”我摇摇头。我感到身上那种神奇的力量已经开始消退了。电磁魔力开始慢慢消退。比如，我现在的忧虑感就比刚才强烈得多。我现在也越来越没有胆量走到尼克的研究生助理那里，请她出去喝酒了。相反，我跟尼克一起走到学生酒吧，打破了之前玩GT赛车的最佳纪录。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不过是一场游戏罢了。虽然没有在实验室里的感觉好，也并不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但现在这种难以名状的感觉非常棒。生活充满了无限可能，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个周末，我能不能不勉为其难地到都柏林帮老婆把岳母送到养老院？为什么不溜到格拉斯哥参加哥们的周末聚会？我为什么不能干些违背常理的事情？管别人怎么想呢！我的意思是说，事情能够坏到哪里去呀？明年的这个时候，甚至下个星期的这个时候，谁还记得啊？
第六章 取得成功的七个精神法宝
跨越边界
我很想知道，在英国究竟哪种职业精神病最为普遍，哪种职业精神病态者最少。表6.1列出了调查结果，看起来很有趣，特别是对那些周末要参加一两场布道的人而言。
表6.1 英国精神病态者在职业中的分布情况
两星期后，我收到一位受访者发来的一封邮件。他是一名职业律师。
“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看待事情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他写道，“但是，这种不同的角度在大多数情况下帮了我的忙。精神病（如果你喜欢这么说的话）就好像现代社会的一味药，如果你适量摄取，它将对你大有裨益。因为我们脆弱的心理免疫系统不能为我们提供完整的庇护，而精神病可以帮助我们减轻许多现实的痛苦。但是如果你摄取过多，用量过度，那么跟其他药物一样，它会造成很多令人不快的副作用。”
这封邮件引发了我的思考。这位声名卓著的刑事辩护律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呢？精神病是不是“现代社会的一味药”呢？在某些特殊事件中，在某些特定情况下，适量摄取，在对应的精神病操作盘上适当地拨动指针，是不是真的对我们有益？
这种可能性很有意思，而且让人感觉很有道理。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些指针：无情、魅力非凡、专注、坚忍、无所畏惧、活在当下和执行力。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稍微调高这些指针，谁不会从中获益呢？不过，重要的是你要能把它们调回来。
我决定用实验检验这一理论。“达顿教授？”我的思绪被打断，抬头看到一个金头发的家伙，他三十五六岁，站在门前左右打量着我，“嘿，我是理查德·布拉克，帕多克中心的一名主管。欢迎来到布罗德莫尔！我带您四处看看？”
帕多克是一家高度专业化的封闭式精神障碍治疗中心，里面有六人间病房和十二人间病房。在这儿住院的病人中有20%可以被称为“纯粹”的精神病态者，这些病人被关在两个专门的病房区，即危险级与严重级人格障碍患者病房区，进行单独治疗，接受对其病情的持续评估。其他病人被称为普通精神障碍患者——根据《病态人格检测表》诊断，他们的精神病症状较为严重，比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出现错觉和幻觉。他们有医学上重要的精神病特征，同时伴有其他明显的人格障碍，比如精神失常、多疑和自恋等。
“呃，我会安然无恙的，不会发生什么事吧，理查德？”我轻声问道。这时候，我们左边突然出现了一个宽大的户外封闭空间，空间顶部密布着带刺的铁丝网。
他咧嘴笑了笑，说：“不会有事的。实际上，危险级与严重级人格障碍患者病房区的麻烦相对较少。精神病态者的暴力表现是我们评估精神病症状的主要参考。也就是说，在这里，精神病态者的暴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控的。而且，就算发生突发情况，我们也很容易控制局面。反倒是普通精神病态者的情况更加难以预料。“实际上，跟其他人格障碍相比，精神病更好应付。由于某种原因，精神病态者比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和偏执狂等更善于处理日常事务。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那么容易感到无聊，他们喜欢给自己找乐子。”
走近住院病人
“你知道吗，杰米，”我说，“我也想写一本书，但我的想法正好与你相反。我觉得你们可以教给我们一些东西。你们的某种精神状态值得我们学习，当然，我是指适度地学习。这很重要。就跟刚才一样，你毫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耸耸肩一笑了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人们能有一点这样的心态，他们将会受益良多。”
杰米见我要向他征求意见，似乎觉得很好笑。精神病态者看待事物的这种极端的角度，有可能帮助我们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难题。
无情
杰米针对唐和弗兰家那个赖着不走的房客的解决方案很简单，聪明而且新奇，我甘拜下风。不过，我没有想出这么好的主意，当然有我的理由。我又不是精神病态者！我还真没想过要急着将房客赶出去，让他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我压根就没动过这个念头。我更没想过拍卖他的东西来为换锁买单。然而，就像杰米说的，人生有时候就需要做“最好的选择”。有时候，为了得到你想要的，或者使事情有最好的结果，你就必须狠一点。
杰米觉得这样做是正确的：从客观角度来讲，这没有什么不道德的。
魅力与专注
对于唐和弗兰面临的房客难题，杰米提出的解决方案无疑显得无情。但是就像丹尼在最开始时说“咱们应该不能使用暴力手段吧”，这种无情不需要表现得特别明显。计划部署得越周密，无情的讲述者讲起来就越绘声绘色，你可能就越察觉不到不对劲的地方。此时，个人利益就像一把匕首，很有可能被巧妙地掩藏在一件不透光的、令人迷惑的魅力外衣之下。
毋庸讳言，精神病态者极具魅力，且有很强的专注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试想一下，如果把它实际应用起来，每个人都能从中获益。
莱斯利也是个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特别是当他在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思维方式跟大多数人不一样——他利用这方面的意识，获得了许多势不可当的优势。
“当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就尽量避免跟别人打架斗殴，”他对我说，“我长大以后还是这样。我想这一点我跟杰米很像。”
“你看，我很早就意识到，人们之所以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现在所走的路通往哪里。他们太沉迷于当下，有时就会偏离方向。就在这个时候，变化发生了。你的努力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真正想追求的东西，而是在追求别人认为你想得到的东西。一切都是为了所谓的成功。
“杰米一分钟前提到拳击，我以前听到某个顶级拳击教练这样说过。他说，假如你听到比赛铃声后拼命冲向对手，一心想要把他打得不省人事，那么你很有可能被击倒。但是，如果你专注于赢得比赛，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拳术上，那么你更有可能把对手打倒在地。”
我能理解莱斯利的话。我想起了几年前的一次遭遇——在那次遭遇中，报复和暴力很有可能势均力敌，但最后还是魅力和专注获胜。
很显然，格里菲思有很多手段可以整治克拉科内尔，轻而易举就能给他一顿教训。大家都知道，醉鬼经常发生“意外”，动不动就撞到什么东西上，旧伤未愈，又添新伤。格里菲思完全可以制造这样的“意外”，但他没有这么做。他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富有魅力、专注和无情是精神病态者最明显的三种特征，如果同时具备这些特征，在问题出现的时候，就能一一将其攻破。这种观点并不新鲜。但是，如果你真的足够幸运，同时具备这三项特质，那么你很可能获得超乎寻常的、杰出的、长期的成功，史蒂夫·乔布斯就是典型的例子。
乔布斯去世不久，新闻记者约翰·阿利吉曾这样评价他：“乔布斯之所以能够成为教主级人物，不仅仅是因为他专注、热情（据乔布斯之前的一位同事说，乔布斯身上散发着一种‘无尽的炙热激情’）、追求完美、从不妥协、精力旺盛，所有成功的商界领袖都能做到这些，尽管他们高薪聘请的公关人员极力塑造他们清闲、悠然的生活，说得跟我们一般人没什么两样……”
乔布斯之所以能够成功，绝不仅仅因为这些。阿利吉指出，乔布斯极具魅力，富有远见。据科技作家沃尔特·莫斯伯格透露，即使在私人场合，乔布斯也会用布把产品蒙上——放在明亮的董事会办公桌上的崭新产品——然后给产品“揭幕”，颇有几分炫耀的意思。
苹果公司并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技术创新型企业。实际上，它一点也算不上创新。相反，苹果公司最擅长改进别人的构思。苹果公司不是第一个开发出个人计算机的公司（是IBM），也不是最早开发出智能手机的公司（是诺基亚）。事实上，苹果公司的创新之路一败涂地。还记得苹果公司开发的牛顿掌上电脑吗？还记得苹果公司的Power Mac G4 Cube吗？
但是乔布斯引领了潮流。他让人们领略到尖端科技超越时间的深邃魅力。客厅、办公室、工作室、电影制作室，随处可见苹果公司的产品。
坚毅
对于像杰米这样的精神病态者来说，影响其他人的事物对他们造不成任何影响。但是，对于能够影响他们的事物，他们也能够应付自如，比如命运不济、遭遇挫折。这种坚忍与超然，如果我们能够拥有，那该多好。
无畏
根据林肯大学的李·克拉斯特和理查德·基根的研究，富有冒险精神的人在“坚毅”一项中的得分高于害怕冒险的人。在测试中，“挑战和尝试新事物”一项的得分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具有冒险精神最主要的因素，信心指数的高低是决定冒险精神高低最主要的因素。而精神病态者这两方面的特质都很突出。
特种部队的成员都既无畏又坚毅，这一点毋庸置疑。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参加过我的测试，其结果都跟精神病态者差不多。英国皇家特种空勤团对新兵的筛选过程非常残酷，甚至有点不人道，筛选通常持续九个月，并只录用几个候选人。在这个严格的筛选过程中，教官要找的就是具备无畏和坚毅特质的人。
正念
对面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身高将近一米九的光头精神病态者，他强大的精神磁场笼罩着我，影响着我的道德准则，这种感觉真不好受。精神病态者都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于这一点，我再清楚不过，也会有意识地阻止他们的思想强行“侵犯”自己的大脑，但我不得不承认，杰米的话有些道理。在危急情况下，“英雄”可能会出于强烈的求生本能而惊声尖叫，而精神病态者则可以不动声色——甚至连汗都不流一滴。
牛津大学精神病学系的临床心理学教授马克·威廉斯（Mark Williams）将“活在当下”这个中心原则与他的正念疗法相结合，用于治疗那些焦虑症和抑郁症患者。
马克接着向我讲述了正念疗法是怎样治疗恐惧症病人的。我们假设有人害怕坐飞机。“有一种方法，”马克解释说，“你可以安排一个害怕坐飞机的人与一个非常喜欢坐飞机的人坐到一起。飞到一半时，你向他们出示两张大脑扫描图片：一张显示开心，一张则焦虑不安，充满恐惧。然后你告诉他们：‘这组图片充分展示了你们大脑此刻的活动。你们看，它们完全不一样，说明不了什么，它们又不能告诉我们飞机运行的状态。飞机的运行状态怎样，只跟发动机有关。你们感觉到的喜悦或者焦虑，都只是感觉而已，并不会影响飞机的运行。’然后你对那个害怕坐飞机的人说：‘所以，你要理智地对待自己内心的感觉，任它在心中来来回回，但是不要受它影响，只关注周围真实发生的事情，那么慢慢地，你的情况就会得到改善。’”
行动
杰米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于“正念”的支持是精神病态者的典型特征。当然，他们的支持未必能够获得杰出的牛津大学教授的赞扬。他们强烈赞成活在当下，正如拉里所说：“放过明天，尽情享受今天。”在某些时候，这样的想法是十分有益的，并且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就拿金融界来说吧。唐·诺维克（Don Novick）从事金融交易16年来，从没在任何一笔交易中赔过一分钱。而他恰巧是个精神病态者。
我坐在其中一间客厅里，非常实在地问了他一个关于赚大钱的问题：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成功的交易员？我说，比起好交易员与差交易员之间的区别，我对一般好的交易员与特别好的交易员之间的区别更感兴趣。
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了我，以一种客观、专业的态度为我做了分析。
“我认为，判断一个交易员是不是特别优秀，关键要看他在游戏结束后的表现，也就是一天的工作结束后的表现。”他对我说，“你要明白，从事金融交易这个行业，只要你的心理稍微脆弱一点，这份工作就能毁掉你。我见过有的交易员在交易惨淡的时候痛哭流涕，甚至生病。这个行业的压力很大，环境和竞争都很残酷。
“但是你会发现，最优秀的交易员在一天工作结束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你看不出他是赚了几十亿，还是亏得血本无归。
“总而言之，这就是成为优秀交易员的根本原则。在做交易的时候，你绝对不能让情绪影响你的决策，更不能完全被情绪左右。你必须毫不留情地专注于当下，不能让昨天发生的事影响今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你马上就会失败。
“如果你容易受情绪的影响，那么你在交易大厅里是待不下去的。”
诺维克的这些话是对他16年实战经验的总结，很容易让人想起巴巴·希夫、安托万·贝沙拉和乔治·列文斯坦在赌博游戏实验中得出的结果。当然，从逻辑上讲，正确的做法是每一轮赌局都下注。但是随着游戏继续，一些参与者开始不愿意下注，而是把赢到的钱攥在手里。换句话说，他们开始“活在过去”，也就是做了情绪的奴隶。
但是其他参与者保持“活在当下”的心态，继续下注，把每一个回合都当作第一局对待，最终获得丰厚的收益。按照安托万·贝沙拉的说法，这些人被称为“功能性精神病态者”——他们要么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要么不容易紧张。
他们的手气越来越好，赢了那些谨小慎微、不敢冒险的人。
但整个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几年前，这个研究报告首次登上大众报刊，相关报道的标题十分吸引眼球——“急招：能在市场上赚大钱的精神病态者”。按照诺维克的说法，这个标题富有深意。
“举个例子，职业杀手就跟交易员一样，在夺取别人性命后不会有任何感觉，”他解释说，“他们根本不会感到良心不安或者懊悔。当交易员完成一笔交易后，他也会说‘执行完毕’。在交易行业，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交易完成后，真正优秀的交易员不会感到丝毫的良心不安。他们根本不会寻根问底，不会权衡交易的利弊，不在乎这么做的是非对错。”
当然，活在过去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活在未来，“思维超前”，将会导致我们胡乱想象，就像我在“钢筋混凝土”下面的时候一样，这样的情况同样有害。研究表明，无论在什么时候，当我们评估常见的日常行为时，比如跳进游泳池或者拿起电话通知对方坏消息时，我们所设想的结果总是比真实情况更令人不安。
当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总是喜欢拖延。
但是一个精神病态者从来都不会拖拖拉拉。
还记得我之前去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时招待我的理查德·布拉克说过的话吗？他认为精神病态者之所以能够在医院的活动中表现出色，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需要手头有事可做，无所事事可不行。
“拼搏、克服和战胜”心理
火车加速向伦敦行驶的时候，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周围人的表情：他们大多是下班回家的上班族。他们有的紧张焦虑，有的疲倦不堪、无精打采。在精神病院里，你是不会看到这样的表情的。我打开笔记本电脑，写下了一些感想。大约一小时后，火车进站。我把自己写的东西命名为《“SOS”心理》：第一个“S”代表“奋斗”（Strive），“O”代表“克服”（Overcome），第二个“S”代表“成功”（Succeed）。
我把精神病态者的独特技能归结为七种终极制胜的精神法宝，这也是精神病态者的七条核心原则。合理利用这七条原则，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我们所想要的，能够帮助我们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能够把我们从受害者变成胜利者，又不会把我们变成恶棍。这七条核心原则是：
1.无情
2.魅力
3.专注
4.坚毅
5.无畏
6.正念
7.行动
毋庸置疑，这些心理特质的力量主要体现在实际应用上。在某些特殊场合，肯定需要某些特质多一点，其他特质少一点。套用前文中关于混音台的比喻，对某些特质的需求更高，那就把对应的音量调大一点。比如集无情、坚毅与行动于一身，可能会让你更加果断，赢得更多同事的尊重。不过，如果你没把握好分寸，那你就离独裁者不远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将音量调小。以第四章中的英国皇室法律顾问为例，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他跟法庭上的他一样冷酷无畏，那么过不了多久，他自己也得聘请个律师为自己打官司。
毋庸置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分清场合。
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精神病态者，而在于应该如何做一个能够分清场合的精神病态者。只要形势需要，你就得快速进入角色。但是，一旦危险过去，你就要做回正常人。
正是在这一点上，杰米他们做错了。他们没有控制好音量，将旋钮永远调到最大，这个错误酿成了巨大的不幸。
在我第一次踏进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时，杰米告诉我，精神病态者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们有一肚子坏水，而在于他们聪明过头了。就像在正常的公路上，不允许有车超速行驶一样。
第七章 极度镇定
现代人都有点精神病
1972年，作家艾伦·哈林顿出版了一本鲜为人知的书：《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s）。在书中，他就人类进化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全新理论。哈林顿认为，精神病态者是一种危险的新智人：不屈不挠的精神病态者是在现代社会艰难的生存环境中进化出来的特有产物。
这一理论认为，几千年来联系人类的原始纽带——道德、情感和依存纽带，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减弱，西方文明接受了资产阶级追名逐利的传统观念，之后精神病态者便处于主流社会边缘。他们受到歧视，被头脑正常的同胞们当作疯子或亡命之徒。然而，随着20世纪的到来，社会发展脚步加快，社会结构变得松散，精神病态者也走出了冷宫。作为一位没有专业学科背景的小说家，艾伦·哈林顿了解自己的写作对象。他描写精神病态者的笔触多种多样，实际上，他的某些描写甚至超越了人们在今天读到的很多精神病态者形象。根据哈林顿的描述，精神病态者是“新人类”：没有忧愁和痛苦的心理超人。精神病态者冷酷，无所事事，敢于冒险，但在另一些场景中又会变得快乐而安详。
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圣人？
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态者都是圣人，也不是所有的圣人都是精神病态者。但是有证据表明，在大脑的某个角落，精神不正常与圣性是由相同的神经主导的。另外，如禁欲、自控、活在当下、皈依、英勇、无畏，甚至包括共情等一些精神病态特征实际上也是人的本性，这些品质特征不仅能改善一个人自身的福祉，同时也能改善他人的福祉。
眼盯红点挥杆，志在冠军
当有表情的图像出现时，大多数人会感到辨识困难。原因很简单：带有感情的人脸图像会使人分心。米切尔假定，如果精神病态者真的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无所顾忌、逍遥自在，能够平淡地看待挫折，那么他们就不会有辨识困难。当有干扰的人脸图像出现时，他们应该能更快、更准确地做出反应，也就是说，他们更不容易分心。换言之，形象以某种方式揭示了“情绪效价”。相反，在没有表情的人脸图像出现时，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的这种差异应该会消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两组志愿者都不太会分心。
结果不出所料，精神病态者的确在有干扰的情况下能更快速而准确地识别出目标，并且在其他人阵脚大乱的时候，他们更为镇定。
坚忍克己这一品质一向备受推崇。其原因也非常简单。在各种情况下，人都需要克己，如痛失亲人时、分手时、赌桌上输钱时，有时甚至是你写书的时候。不过，只有在跟足球扯上关系的时候，这一品质才会跟我有点关系，作为英格兰足球队坚定不移的支持者，面对点球决胜时的无数次崩盘，我无法做到克己。
我并不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作为一面心理三棱镜，运动无疑是将坚忍克己的两大要素——无畏和专注发挥到极致的最佳方式，而无畏和专注是精神病态者和圣人共同拥有的品质。
事实上，这种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头事务上的能力，也就是匈牙利心理学家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ály Csíkszentmihályi）所谓的“最优体验”或“心流”，它是心理学家们目前正在研究的关键技巧之一。不仅仅是在高尔夫高手身上，在各项体育运动的高手身上，情况都是如此。
在出现“心流”的时刻，过去和未来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有令人高度紧张、异乎寻常、让人全神贯注的现在，一种完全无法抗拒的“很在状态”的感觉。这是一种身心高度一致、陶醉其中的完美状态，在业界称为完美“金三角”。在这种状态下，你的身心完全放松，又集中于一点，你无须刻意用力就能获得最佳效果，此时，时间和人合而为一——人既掌控了一切，又无所掌控。
2011年，亚琛大学的马丁·克拉森发现，“心流”有其独特的心理学剖面图。他运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电子游戏玩家的大脑，发现人在高度专注和精神集中的时候，前扣带回皮层（大脑产生错误和冲突的部位）的活动会减少，这表明注意力得到集中，人不容易分心，与任务不相关的信息会被抑制。犯罪型精神病态者的大脑也遵循类似的规律。
就在同一年，肯特·基尔重新启用了他那台特制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仪，开始在新墨西哥开展新的实验。基尔感兴趣的是：到底是什么决定着精神病态者道德上的决定？他们在压力下真的会镇定自若吗？在事件关乎成败的时候，他们真的能达成更好的结果吗？如果是这样，又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有可能是他们的大脑不同寻常吗？冷静的认知推理过程战胜了冲动的感情处理吗？
为了找出答案，他给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制造了两种不同的道德困境，分别是他所说的“高冲突性（个人）”和“低冲突性（个人）”困境。要预测精神病态者与正常人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反应非常简单。基尔猜测，如果精神病态者不容易受外在感情的影响，在面临生死攸关的问题时，会比正常人更加镇定、冷漠和坚强，那么他们与正常人最明显的区别应当体现在高冲突性（个人）困境中——也就是冲突性很大、问题切中要害的时候。实验结果证明，恰是如此。
在高冲突性困境下，精神病态者确实比正常人更倾向于以功利为判断标准，也就是“道德上可以接受”。与在伦理道德上更加脆弱的对照组相比，精神病态者更容易闷死孩子，或者至少能够更加从容地应对这一行为带来的痛楚。如果实验中的情境是真的，他们大概更有机会活下来，并能保全地下室里同伴的性命（见图）。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正如我在第三章“威廉·布朗”号那个例子中发现的一样，基尔和他的合著者也发现，总体而言，在道德问题上，精神病态者同样比非精神病态者在衡量眼前的难题时用的时间更少。他们能够更快地做出合理的决定。
精神病态者更不容易受到道德约束——只是在冲突强烈的情况下
但是，难就难在这里，只有在高冲突性困境下才会出现这种情况。在低冲突性困境中，慎重的程度差别就消失了。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一样很有可能否定往祖母茶壶里放药片这种想法。
结论看起来清楚无疑。在赌注很高、背水一战的情况下，你会更希望和精神病态者站在一起。但是如果没有利害关系，那跟精神病态者站在一起和跟正常人站在一起就没什么差别。精神病态者切断“心流”就会变得和正常人一样。
的确，脑电图研究发现，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在面对极端有趣或极其鼓舞人心的任务和情况时，其头脑反应方式均存在差别。如果出现不好的预兆，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精神病态者大脑的左脑前额叶（左前额正后方）区域明显活跃得多。左右脑活跃情况不对称会使不安情绪显著减少，强化积极情绪，集中注意力，并使渴望得到报偿的欲望增强。
同时，左右脑活跃情况不对称还会使精神状态得到提升。威斯康星大学神经系统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发现，高喜马拉雅的精神智者，也就是佛教和尚中的精英，在深度冥想时也会发生相同的情况。
埃克塞特大学运动心理学家蒂姆·里斯（Tim Rees）解释说：“很多证据表明，优秀的运动员都掌握着帮助他们集中精力、控制不安的心理技巧。”另外他还补充说，“一旦一个人的技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那么使顶尖精英们有高下之分的是他们的心理态度。”
正如肯特·基尔向我们展示的，在关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真正将伟大与优秀区分开来的是内在的心理差别。同样，也是内在的精神差别。
停掉所有的钟表
2004年，精神病学家斯科特·毕晓普解释说：“‘正念’的第一要素即对注意力的自我调节，使其集中于当前体验，从而增加对此时此刻思维的认知。第二个要素即对自己此时此刻的体验采取一种特定的取向，这一取向的特征为好奇心、率真和认同。”或者，又如武术禅僧大师们所说的初心，也就是“初学者的心态”。近代著名的佛教导师之一铃木俊隆阐释说：“初学者看待问题的角度多种多样，但专家看待问题的角度少之又少。”
外科医生将自己的心理状态称为“超清醒神志”，也就是极端精确和清晰的意识状态。他的描述似乎与那位老师父所说的心境非常相似：也就是蒙着双眼跪在地上的人要解除悬于头顶的武器所必须进入的放松的精神状态。
我也想起了乔·纽曼的研究。他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实验室里证明，在某些情况下，精神病态者并不是感受不到不安，他们只是没有注意到威胁，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手头的事情上，无关的干扰都被过滤掉了。
当然，同样是拥有活在当下的专注力，精神病态者就很少被人们善意地看待了。人们认为他们是游荡在城市里的冷酷的凶手，像贪婪的螳螂一样搜寻着猎食目标，或者是排斥异己的独裁者，无视道德和法律，有着极强的政治野心。对于精神病态者，很少会有人考虑到仁慈、超凡或者富有内涵这些特质。但是，最近有许多研究都在尝试了解精神病态者的这些特质，企图以全新的角度重新了解他们。
英雄与恶棍
悉尼麦夸里大学的梅姆·马哈茂德有了一项超乎寻常的发现。精神病态者并非总是冷酷无情、铁石心肠，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比其他人都更加无私。
马哈茂德做了一项研究，其中包括一系列求助者向路人寻求帮助的真实情景。在这一研究中，毫无戒心的志愿者都已接受了精神病态测验，并根据测验结果被分为高分和低分两组。
研究的结果完全出乎马哈茂德的预料。事实上，结果太过离谱，他到现在还想不明白。在实验的第一部分，同事们向“路人”问路。结果和预料的一样，精神病态者提供的帮助少于非精神病态者。在纸张散落一地的第二部分，两组志愿者在利他方面的差别神秘地消失了。精神病态者和非精神病态者提供了等量的帮助。到同事假装残疾的第三部分，马哈茂德本以为精神病态者会更不愿意提供帮助，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精神病态者比非精神病态者更加乐意走上前去帮忙拿出纸杯，在登记簿上填上自己的名字。当需要帮助的人非常脆弱而又没有主动寻求帮助的时候，精神病态者会主动提供帮助。在事情的紧要关头，精神病态者比非精神病态者更有可能伸出援助之手。
马哈茂德的实验肯定让不少人大感震惊。当然，正如某些开明而愤世嫉俗的人士曾经指出的，原因也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利他行为。无论我们将真实的自己隐藏得多好，人总有一份隐秘、自私而无耻的动机。在马哈茂德的研究中，精神病态者依靠他们对脆弱特性高度敏感的特质，轻易便“闻到了血腥味”。你可以回想一下安杰拉·布克的实验，在实验中，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精神病态者更容易从人们走路的姿态中识别出易遭受暴力袭击的受害者。
“你的每一项善举中都潜藏着私底下的愉悦，”小说家毛姆在《人性的枷锁》中写道，“人们做出举动是因为这些举动对他们有好处，人们只有在这些行为对他们有好处而且是人们所认为的善举时才会行动……你是为了自己私下的愉悦而给乞丐两个便士，正如我为了自己私下的愉悦会再喝杯威士忌加苏打水一样。我不是你那样的骗子，所以我从不会为自己的愉悦鼓掌，也不需要你的赞赏。”真是鞭辟入里。
此外，有证据表明，马哈茂德的发现并非偶然。纽约城市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的黛安娜·法尔肯巴赫和玛丽亚·楚卡拉斯最近开始研究所谓的“适应性”精神病态特征的概率，研究对象是被她们称为“英雄职业”的第一线从业人员，包括执法人员、军人和救援人员等。
她们的发现和马哈茂德的研究结果非常吻合。尽管这些人示范着亲社会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也很粗暴。也就是说，这些人因为职业的危险性，在《精神病态特质量表》的无畏、自制和冷酷无情等精神病态特征上得分较高，从而在面对社会压力和减轻焦虑等方面，比普通人拥有更大的优势。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冲动特质（如马基雅弗利主义、自恋、不顾后果、毫无计划以及反社会）相关的特征。
这一鲜明的特征与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对英雄形象的剖析一致。“在人生中的某些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被期待做一个英雄。”津巴多对我说，“要做一个英雄，就要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不畏惧后果，不害怕失败。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做这样一个英雄？”
法尔肯巴赫和楚卡拉斯发现，魅力、低焦虑和压力免疫等特征在英雄人物身上更为普遍，而这些心理特征是不是因其解决冲突的能力在进化过程中被保留了下来呢？我们先前讨论了这一可能性。黑猩猩、短尾猴和大猩猩中的统治者都会通过干涉下级个体间的纠纷来争夺配偶。
另一种解释是，这些特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但其在进化过程中得以保留的原因或许恰好相反——它们拥有煽动冲突的能力。这一观点符合人们对精神病态进化的正统解读。传统上，达尔文学说对精神病态的解释在极大程度上源自精神错乱、离经叛道的一面，也就是精神病态者对社会传统毫无顾忌的态度。这些传统包括诚实、可靠、责任和一夫一妻等，还有深深根植于我们文化的传统，比如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在某些时候不仅会导致人们做出危险的错误决策，在动荡的年代还会造成恐怖的死亡。
剥衣手杰克
研究人员与临床医生通常认为精神病态者不会产生共情——他们的杏仁核毫无生气，他们对事物的感觉和我们根本不一样。研究表明，精神病态者面对痛苦情景的时候，比如面对饥荒难民时，他们大脑里掌管情感的“开关”根本就不会打开：通过观察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他们的大脑拉下了情感的百叶窗，神经处于绝缘状态。
如我们所见，有时候这种绝缘会显示出优势，比如在医学界。但是，有时候窗帘会完全挡住光线，不能穿透黑暗。
2010年夏，我跳上一架前往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飞机，去联邦调查局行为调查支援科采访督导特工詹姆斯·比斯利。
一般人都会坚定地认为精神病态者毫无共情心，就更别说体验了。但令人吃惊的是，后来的很多实验都证明精神病态者并非如人们所想的那么冷血无情。比如马哈茂德向我们证实，精神病态者比其他人拥有更强的共情心，或者说，更加乐于助人。此外，雪莉·费克图和她的同事们发现，与非精神病态者相比，精神病态者的镜像神经元系统更加活跃，尤其是大脑皮层体感区神经细胞，正是这些神经细胞帮助我们识别别人的身体是否有伤痛。
究竟是精神病态者比其他人拥有更强的共情心，还是精神病态者更能体会别人的感受同时又不受他人感受的影响，抑或是精神病态者更能假装对他人的感受感同身受，真实情况不得而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直接指向精神病态者的真实面目这一核心。毫无疑问，这个问题将引发长期的激烈争论。
我就连环杀手向比斯利询问这个问题。我问他，在他的经验中，他们是否会测试犯人的共情心？我非常确定自己早已知道答案，但比斯利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
“说连环杀手缺乏共情心，这种观点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他说，“当然，确实有像亨利·李·卢卡斯一样的杀手，对他们来说，杀人就像碾死一只虫子一样。这种杀人犯像被赋予了杀人功能的机器，他们不断地杀人，为了逃避追捕像流浪汉一样东躲西藏。对他们来说，缺乏共情心可以帮助他们躲避追捕，是好事。
“但是对于另一类连环杀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施虐连环杀手，杀人本身就是重点。他们有更强的共情心，这里面有两层意思。
“以特德·邦迪为例。邦迪善于假装受伤或残疾，比如把一只胳膊吊在绷带里，或者拄着拐杖，以此诱惑受害者，而受害者都是女大学生。至少在理智上，邦迪知道怎么做可以获取她们的信任，得到她们的帮助。如果他不会换位思考，他能每次都骗过她们吗？
“不能。一定程度的认知共情能力，可以使他们更好地把握受害者的心理，这是施虐连环杀手所必备的。不过，另一方面，他们还得具备一定程度的情感共情能力，否则他们怎么能够从受害者的痛苦中获得愉悦呢？他们鞭打、折磨受害者还有什么快感呢？
“所以，虽然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事实就是，施虐连环杀手对受害者痛苦的感受和你我完全一样。他们既能够从认知上客观地感受到，也能够从情感上主观地感受到。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区别在于，他们将这种痛苦转变成了自己的愉悦。共情能力越强，他们获得的愉悦就越多。”
事实几乎就是如此。但是坐在那里听比斯利讲述的时候，我开始将信息联系起来，突然，我明白了事情是怎么回事。
格雷格·莫兰特是世界上最冷酷无情的骗子之一，已经被确诊为精神病态者。他能很坦然地说出自己对受害者感受的理解。正是这一点使得他如此厉害：冷酷、熟练、专注，能精确地找出受害者的心理弱点。
在雪莉·费克图所做的镜像神经元研究中，精神病态者比非精神病态者表现出了更强的共情能力。她向志愿者展示了一段表达身体疼痛的视频：一根针扎入手中。
当然，随后还有马哈茂德极有意义的实验。在看到“断臂”的画面时，精神病态者比非精神病态者表现出了更强的共情能力。对于这一发现，或许连马哈茂德本人都大感惊讶。
但是，詹姆斯·比斯利不惊讶。“预料之中，”他毫不犹豫地说，“不过我想，这跟他选的是哪些精神病态者也有关系。”
比斯利给我讲述了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家艾尔弗雷德·海尔布伦在20世纪80年代做的一项研究。海尔布伦分析了150多名犯罪分子的人格结构，区分出了两类非常不同的精神病态者：缺乏控制力、智商低且缺乏共情能力的（亨利·李·卢卡斯类），以及控制欲强、智商高、虐待成性且共情能力强的（特德·邦迪和汉尼拔·莱克特类）。
但是数据掩盖了一个出人意料、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根据海尔布伦的分类，共情能力最强的，是有着极端暴力犯罪史的高智商精神病态者，特别是强奸犯：在强奸过程中，强奸犯偶尔能感受到虐待受害者的快感。海尔布伦指出，让别人遭受痛苦和折磨的暴力行为通常是蓄意而为，而非一时冲动。不仅如此，海尔布伦还发现，正是共情能力和对受害者痛楚的了解激发了这类犯罪分子实行犯罪行为，并且在虐待受害者的过程中获得快感。
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态者都是“色盲”。有些精神病态者和我们一样，能够看到“红灯”标志，只是他们选择对“红灯”视而不见。
面具背后的脸
在精神病态者中，有一部分人具有共情心，他们对别人的情感感同身受的程度比我们正常人还要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安杰拉·布克的“弱点识别”研究中，精神病态者比我们正常人更能领会人们行为举止中的蛛丝马迹，他们能从心灵受创的受害者的步态中读出透露他们心迹的信息。
不过，如果你认为只有精神病态者才能觉察到别人的深层情感或者深埋在意识中的感觉碎片，那你就错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保罗·埃克曼称，在一项“潜意识面孔处理”任务实验中，两名精通冥想的西藏僧人完胜法官、警察、精神病医师、海关官员甚至情报局特工。在这两位僧人进入实验室接受任务之前，已有5000多名参与者曾试图完成这项任务，但只有这两位僧人成功了。
这项任务包括两个部分。首先，电脑屏幕上依次闪现六张脸，分别代表六种最基本的情感（愤怒、悲伤、高兴、恐惧、厌恶和惊讶）。图片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足以让大脑对它们进行处理，但是不足以让测试者有意识地说出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任务的第二部分是“列队识人”，测试者需要从随后展示的六张图片中，选出之前在电脑屏幕上闪现过的面孔。
通常情况下，这种选择就是凭运气。经过一系列的试验，测试者的成功概率大概只有六分之一。然而两位僧人的成功率是四分之三。
埃克曼推测，其中的奥秘也许就在于他们拥有一种更强的甚至是超自然的微表情阅读能力。所谓微表情，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种极其细微而且会频频闪现的表情，微表情在大脑还来不及按下“删除”和“播放”键时，就已经牵动面部肌肉，浮现在我们脸上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两位僧人就拥有同精神病态者一样的能力。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萨布丽娜·德梅特里夫近日发现，在黑尔《病态人格检测表》中得分较高的测试者恰恰拥有这种阅读微表情的能力，他们尤其擅长察觉恐惧和悲伤这两种表情。
另一个实验更有趣。埃克曼将之前接受测试的两位僧人中的一位带到了同事罗伯特·利文森（Robert Levenson）的伯克利心理生理学实验室，想评估一下他“气定神闲”的能力。实验中，他们把一台设备各条线路接到僧人身上。这个设备十分敏感，即使人体本能中最细微的波动——肌肉收缩、脉搏频率、排汗情况和皮肤温度变化等——都能检测出来。他们告诉僧人，实验过程大约会持续五分钟，在这个过程中，他将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埃克曼和利文森在实验中决定采用相当于在耳边仅几厘米处开枪的音量，这是人耳能够容忍的音量上限）。
实验者提前警告僧人将会突然听到爆炸声，并请他尽自己最大能力抑制必然会出现的“吃惊反应”，也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让人觉得他似乎完全没有听到爆炸声。
这个实验埃克曼和利文森已经做了很多次，也失望过很多次。之前走进这扇实验室大门的上百个测试者中没有一个能使心脑电图呈现为一条平线。即便警察中一等一的神枪手，也没做到这一点。要想毫无反应，是不可能的，监测器总能检测到一些变化。他们在等待奇迹发生。
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精通冥想的西藏僧人身上做这样的测试。实验结果让他们大为惊愕，他们最终找到了这样的人。就好像违背了人类心理学的所有客观规律，僧人对爆炸声没有做出丝毫反应。他没有跳起来，没有畏缩，什么反应也没有。心电图一直是一条平线。枪响了……僧人还坐在那儿，像雕塑一样。这么多年来，埃克曼和利文森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情。
“当他试着抑制惊吓的时候，惊吓就消失了。”埃克曼在实验后说道，“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人，其他研究人员也没有遇到过。这是一种惊人的能力。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个解剖学原理都难以解释这个现象。”
其实，在爆炸声突然响起的那一刻，僧人在做一种名为“开放冥想”的修行，他自己这么解释实验结果：“我在做开放冥想的时候，不是去主动控制以免受到惊吓，而是让自己像坐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听到爆炸声一样，所以爆炸声似乎微弱很多……但是其间如果分神，爆炸声就会突然拉回到耳前，使你惊吓得跳起来。但是，在开放冥想的状态下，此时此刻你处于安宁之中，突然的巨响只不过是天空中飞过的一只小鸟，最多能引起你心头的一丝波动，仅此而已。”我真好奇，他们有没有测过僧人的听力是否有问题。
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系威斯曼中心做过一个类似的实验，实验对象是8位年龄在34～64岁的佛教徒，在过去的15～40年间，他们每天都做超过8个小时的打坐和冥想祷告。对照组则是10位健康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的年龄为20～22岁，此前从未尝试过打坐或者冥想，仅仅在一星期前接受过简单的冥想训练。两组人员都被要求完全放松地进行关于慈悲、怜悯内容的冥想，冥想者只需产生类似的感觉，而不需要在大脑中描绘具体事物。
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人员通过一些脑电波测量仪器，对两组志愿者打坐冥想前、冥想中、冥想后的脑部活动进行监测。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佛教徒大脑中的α波和γ波活动十分显著，γ波的震荡尤其强烈。因为人脑的γ波是由脑部额叶和顶叶联合皮层区的活动引起的，而这些区域是负责人类情绪、与快乐相关的区域。
事实上，测试显示，在进行冥想前，两位年龄较长的僧人的γ波活动就极强，因此，脑区域活动的波动显然是由修行时间的长短决定的，而与个体差异无关。
α波和γ波电压可以通过刺激和训练来调节，进入腹式深呼吸冥想状态时，α波显著增加，表示可通过意识活动对人体系统进行自我调节（自动修复），意识容易转入潜意识层次。
公路追魂
之前提到的保罗·埃克曼、罗伯特·利文森和理查德·戴维森所做的工作告诉我们：培养和保持放松的心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应对现代社会紧张刺激的生活，而且有利于我们正确感知和应对这些刺激。当然，很少有人能像西藏僧人那样在精神修炼上登峰造极。但是这个实验也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从冷静镇定的修行中获益。
不过，精神病态者好像例外。事实上，对待这类问题，精神病态者并不是像僧人那样通过有意识的冥想来实现内心的平静，他们有与生俱来的天赋。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克里斯·帕特里克（Chris Patrick）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克里斯让精神病态者和正常人分别看了一些恐怖、令人恶心和充满色情的图片，然后比较他们的反应。通过对所有生理数据——血压、排汗、心率和眨眼速率等进行测量，克里斯发现精神病态者比正常人表现出的兴奋程度要低很多。用专业术语来说，精神病态者的情感惊吓反应比较弱。
11世纪佛教大师阿底峡曾经写道：人最大的财富是自制，最神奇的魔力是传递能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病态者在这一方面似乎走在我们前面。有时候，说到我们对情绪刺激的反应时，精神病态者也同样“先行一步”。
终生游历的生活要求苦行、禁欲，十分艰苦。随遇而安的云游生活是精神病态人格的一个核心特点，它和传递能量一样根植于古老传说。例如，在阿底峡的时代，精神的典型代表沙门或者云游僧及其出家、脱俗、孤独、无常和冥想的理念，就是追随佛陀本人修行的道路。
当然，今天沙门精神已然消失——涅槃的荒原上只见幽灵游走，星星划过的十字街头也只有初生的鬼魂出没。但是，在霓虹灯下、酒吧里、汽车旅馆和赌场的阴影之中，精神病态者依然精力充沛地活着，就像他们的僧侣祖先一样，以云游流浪的方式存在。
我问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这位特工是一个执法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最近正在推广一个与公路连环杀人案相关的倡议，该倡议旨在促进美国纷乱的司法独立管辖部门间的数据流动，增强公众对此类杀人犯的警惕意识。
“精神病态者都是游魂。”特工对我说，他桌后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幅美国地图，上面标注了许多时间轴、案件高发地区和谋杀的深红笔记。“他们就靠四处游走活着。他们不像正常人那样对建立亲密关系有需求，所以终生游荡，因此，他们再次撞上受害者的概率是很小的。
“但是他们也会施展魅力，从短期或中期来看，这样可以使他们较长时间地待在一个地方，因而消除别人的疑虑，还有就是便于寻找作案目标。这种魅力有时候很神奇——尽管你知道他们冷若冰霜，一旦盯上你，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把你杀掉，但你有时候还是忍不住喜欢他们。这种魅力就像给你的心理蒙上了一层幕布，让你意识不到他们的真实目的。
“正因如此，我们在城市中见到的精神病态者要比乡村地区多很多。在城市里，隐匿身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如果你想融入农村或某个矿区，就不得不做一些粗重的活儿了。
“不幸的是，‘精神病态者’和‘流浪者’这两个词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让执法机构十分头疼。就是因为如此，我们的工作有时候困难得要死。”
飞蛾扑火的启示
“詹姆斯·邦德”心理学的倡导者彼得·乔纳森关于精神病态者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他指出，诱骗是一桩高风险买卖，往往会以失败收场。因为人们不仅时刻提防杀人犯和奸诈小人，而且还会对他们做出过激的反应——不管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乔纳森解释说，如果一个人想去诈骗别人的东西，他就应该表现得外向、迷人，而且要有很强的自尊心，这样他才更容易应对拒绝，也更容易动身上路，继续流亡。
当然，邦德是一直在路上的。作为特工，他应该这样做——在各州流窜的连环杀手也是如此，旧时代的云游僧人也是这样。不过，虽然这三类人游荡的原因各异，在精神病光谱上所处的位置也大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受一种精神执念的召唤：无论是同精神错乱的犯罪团伙主谋的殊死搏斗，还是夺去他人生命的莫测高深的邪恶力量，抑或是超然纯粹的永久游历，这些都是对新奇、刺激体验的无尽追求。经验开放性是精神病态者和天才共有的，这一特点是正念禅修不可或缺的因素。不过，这两种截然对立的人所共有的特质并非仅此而已（见图）。并不是所有的精神病态者都具有精神修行的特征，反之亦然。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两者有些特征是重叠的，其中经验开放性也许是最基本的一个。
精神病特征和精神修行特征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