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从江西调来，所以，很多人都把我们一家人当成江西人。因为不愿意解释，也因为在江西的十余年生活，吃了不少江西大米和米粉，来自福建的我和出生在湖北的太太都认同自己是江西人。也有一些朋友刨根问底问江西哪里人，我自然而然地用半生不熟的南昌话回答说是南昌人。
说实话，就我个人而言，对江西真的是很有感情的。记得拿到江西财经学院入取通知书的第二天，堂叔良源公的老婆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地对我说：“明古头，你就好命了，今后有米饭吃了。”在我们老家，但凡见过世面的人都知道，江西盛产稻米，到江西的省会南昌读大学，肯定有香喷喷的大米饭吃。后来的事实证明，堂婶婶说的没有错，在学校，我确实吃到了香喷喷的米饭，不仅如此，还吃到了更加香喷喷的南昌炒米粉和猪肉大包子。
记得八二年暑假，吃了一年江西米饭的我，回到杨柳坡，由于身高暴涨了七公分，从一米五七涨到一米六四，村子里很多人都没有认出来。就凭这一点，我对江西人就好感重重，加上毕业后留校工作那几年，为做农村经济发展研究，基本上跑遍了江西八十八个县市，“佬俵”江西人纯朴厚道，热情好客。在江西读书工作的十多年，与很多江西人结下了很好的友谊。而到珠海不久，就结识了一批江西人，其中有几个年龄差不多、拖家带口、小孩也同龄的家庭，更是成为通家好友。
第一次打麻将，而且是江西麻将，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那天晚上之前，我没有打过麻将，而且对麻将拒之千里。刚毕业留校住集体宿舍时，因隔壁的隔壁宿舍常常打麻将至深夜，我曾经掀过人家的麻将桌子。在那个时候，在我的心目中，麻将是赌博的代名词，让我恨而远之。
罗文，江西宜春人，江西工学院毕业，是平沙机械厂工程师。因为他岳父到来，请我去他家陪他岳父喝杯小酒。结果，酒足饭饱后，他从房间里提了一大包东西，连布带包铺在小餐桌上，说是陪他岳父打打小麻将。说实话，那个时候的麻将，真的是小麻将，是那种和大拇指差不多大的小麻将。再三推却无果，霸王硬上弓，先试了一圈，知道了规则和规矩后，我人生中的第一次打麻将开始啦。
江西麻将，是非常有特色的娱乐活动，不仅可以从上家吃牌，碰牌，定牌下叫后既可以吃胡，也可以选择自摸，更让人赞叹叫绝的是，每盘起完牌后，庄家打色仔叫“斤”，有正“斤”和付“斤”，这个“斤”不仅可以变成任何你手中缺少的牌，而且还参与胡牌后输赢的计算，等等，等等，规矩之多，我打了一晚上，问了一晚上，都还没有完全弄懂和记住。但是，可能是魏老伯（罗文岳父姓魏）说的，不会打的人手气旺，不会算输赢的我，手风很旺，几乎每盘都有“斤”，经常可以自摸胡牌，即使不胡牌，因为有“斤”充数而不输牌。
如果一手牌没有“斤”，或者“斤”还原而胡了牌，叫“得国”，所以，江西人这种麻将打法我们叫做打“得国”，后来，干脆打字也省了，约人打牌直接说两个字“得国”。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棋牌馆还没有兴起，就是麻将，也不是谁家都有。自从那天晚上打过麻将、打过“得国”后，一发不可收拾，几乎每天晚上吃完饭后，都去罗文家里打“得国”，每天晚上都被“得国”的天穷无尽的变化和纷繁复杂的计算弄得神魂颠倒，每天晚上都为了输赢几块钱而玩的不亦乐乎。那种快乐和乐趣真的是让人迷而住返，欲罢不能。
后来，魏老伯回江西宜春了，他那付玉白色的小麻将留了下来。于是，我和罗文除了约人继续在他家小客厅“得国”外，还经常用台布包住麻将，提在手中去老赵家，杨旻家打的混天黑地。再后来，余超的父亲从江西丰城来了，为了陪这个“得国”高手玩，我们把战场转移到了余超家。余老伯教会了我们更多变化的打法，什么“得国十三烂”，“得国七小对”，“斤吊”等等不一而足。有一次，我们打到深夜，我起手摸到了三个正“斤”和两个付“斤”，大家不会算，只好把余老伯从床上拖起来算，笑的大家半死。
那个时候的余超，刚刚结婚不久，我们从他太太陈小珍怀孕开始，一直打到临盆。记得那天晚上，陈小珍在医院待产，我们都拖着余超在家里打“得国”，直到他妈妈回来报信说快生了，我们才一起跑到医院。结果，等我们跑到医院，陈小珍已经把女儿生出来了。于是，我们就集体给他女儿取名叫“余得国”。这个有趣的名字，一直被我们叫到这个真名叫余子奕的女孩考上大学。
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几个江西人的岳父岳母，包括我的岳母，都十分喜欢打“得国”。后来市场上有大号麻将和麻将桌子卖了，各家各户都买了麻将和麻将桌子。于是，节假日，周末，各家各户轮流“坐庄”，大家一起娱乐，其乐无穷。再后来，包括我岳母在内，为了临时顶脚，居然教会了我女儿，罗文儿子和老赵女儿打“得国”，这些第三代“得国”人，经常被老人从书房里拖出来顶脚。
这种“得国”的快乐，一直持续到后来调到香州工作，因为没有了“脚”，改打广东麻将——推倒胡。现在想想，那几年，和这几家江西人的“得国”式交集，真的是快乐无穷，乐趣无边，回味无穷，给那几年平凡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