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讨厌屈服

我拨通了一个朋友的电话，发起了牢骚。

牢骚的内容是：做题因为差两分，就要全部重新做过。

我想，对中学生也没有这么严格吧。

而且，不是做错的题重新做一遍就可以了，而是，又要做二十道随机抽取的新题。

对待题目，我一直很认真，一题一题地百度，每个答案完全从百度上来，且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答案，来自专业的法律网站。

但即使如此，还是错，错的题扣分严重，一题至少五分，有的六分。

有人说我不会找方法，说我单凭自己的力量单打独斗当然不行，大家商量着来，不就快了？

我知道她的好意，但这个方法我用不成。即使不考虑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不想成为一个涉世太深的人。

人，最容易被潮流裹挟，冲着冲着，就身不由己地进入了泥淖。

看到自己还差两分就合格的成绩，想想那一个多小时的无谓的辛苦，心中叹息：我算是学校最不忙的老师之一，都被做题整得焦头烂额，真的无法想象，那些比我辛苦和忙碌得多的老师，是怎样完成这样磨人的政治任务的？

我理解学校，因为我知道，让老师不得不花大量额外精力做题的，不是学校。是谁，哪个部门，我不知道。学校有学校的难处。

但我知道，早就有规定和文件，要求不得把这些任务摊牌给老师。老师不应该成为管理学校的部门的听话的儿媳妇，而管理部门也不应该把学校和老师当成可以任意揉捏的软柿子。

现实呢？

我曾经听过一句很悲哀的话：人，除了顺应现实之外，别无他法。

可是，历史与文明的进步，恰恰是由那些反对者、抗争者推动的。

我无意做反对者或者抗争者，我一介平民，付不起那样高昂的代价。

但我有权利选择表达，说出那些大家都心知肚明却鲜有人发声的话。

我今天在给一位朋友的微信中，写下了这样的话：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应该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法律的问题交给司法人员和律师，教师做教师的事，医生做医生的事，工人做工人的事，农民做农民的事。

我知道人人都应该懂一点法，这一点我很赞同，毫无疑义。但是不应该把这种自愿的行为上升为一种硬性的考核，和必须完成的任务。说一句戳心的话：摊派政治任务，是对老师休息时间的侵占，更是对教师权责界定的不明确。

老师也是普通人。除了政治老师和法律专业相关的老师，我想不出有哪一门学科的老师，到了必须要熟悉和精通法律的程度。老师在生活中遇到法律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法律援助热线，或者寻找律师，或者寻求司法机关的帮助。让大多数老师通过政治任务的法律测试，又有什么意义呢？

老师的主要任务，是好好上课，好好教书。我相信大多数老师都是自觉的，把完成政治任务的时间省下来，还给老师，让老师多看一点专业类的书籍，更好地教学，才是双赢的事情。

如果有一天，管理部门要求教师寒暑假写一篇八百到一千字的读书心得，我绝不反对。但现在，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些政治任务。

许多年前，有一个人曾对我说：生活是现实的，人是从众的。在中国，你适应现实随大流就好。反正，从众不会错，至少不会伤害到自己。

但是，从众不意味着合理。如果人人都选择从众，那么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都只会是一句空谈。

其实，我还是懦弱的。如果我足够勇敢的话，我应该拨打投诉电话，举报给学校摊派任务的管理部门，可是我知道，这会三败俱伤。毕竟，我还要活，学校还要办，而我，也不是什么有知名度的人物。

胸有块垒，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只希望，在任何与法律和政治无关的行业，这些莫名其妙的政治任务都尽早消失，还大家一份安宁，一份有序和全情投入的工作状态。

我知道有人会提出反驳：现代社会与法律息息相关，每个人的生活本质上都是政治生活。这句话看似充分有理，但细想想，柴米油盐，哪个不与生活息息相关？难道为了买米买菜，我得精通经济学？难道为了修一个手机，我得变身科技专家？难道为了看病，我得成为医学杂家？我还是那句话：专业的问题交给专业人士去做，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本文借用了一位名记者的标题：我只是讨厌屈服。

是的，我不想屈服，何况我已经隐忍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