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几乎是一夜之间，八仙桌摆满了堂屋、主屋、转角屋、厢房、屋后的拖棚，还有公社在我左侧新接的几间泥墙草顶的转角屋。
九队、十队、十一队，前一段时间合并成了人民公社，我所在的位置在十队中部，现在也处在整个公社的中轴上了。
我被冠上了一个新的名字：公社食堂。
从明天开始，全公社三百多口人的一日两餐就全在我这里吃了。早几天玉兰和英子就被赶出了家门，理由除了我的位置正居中外，还因为我够大、够气派，也是整个公社唯一的瓦房。我被征用了。
我站在这里已有半个世纪，是英子的祖父给她爷爷建的。修建的时候采用了当时十里八村的最高规格。我占地近一亩；头顶青瓦，肩挑木穿斗，嵌双层檩挂；身体下半部是用竹蔑抹上厚厚的混有稻草的黄泥后的白色粉墙，上半部是青一色的深棕色木板和宽大的雕花木窗。
我站在距嘉陵江约半里路一个缓坡的坡顶上，地基前部是用一米长三十公分厚的条石垒成，离地一米多的高台；我的身前是一个极宽大的院子，地面夯得平整光滑；八根粗大的原木柱撑在我的房檐下，挑出一道两米宽的长廊。在公社成立之前，队里开全体大会、搞集体活动也都在我的屋檐下和院子里。
两年前英子爸爸被一群人从家里带走，因为四九年挂名当了半年保长被判了劳改，那之后再也没有回来。玉兰一个人挣工分养两个人。在这之前，我至少还能为她们遮风挡雨，如今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
欺她俩孤儿寡母，公社不只征用了我，还把家里所有的柜子、箱子全都没收了，要劈了做柴火烧饭。只给母女俩留下一张木床，让她们搬到我右侧邻居家一间小小的土屋里。
拖棚靠近厨房的北侧，除了原本属于这个家的木制家具，还堆满了从全公社乡邻家里搬来的“多余”的箱柜，有些已被劈成短小的木片，杂乱地堆在墙边。
全公社所有家庭储存的米面此刻都码在我的阁楼里；地窖里的红薯漫到了窖口。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也统一收走了，拖拉机拖着满满当当叮当作响的拖斗，“突突突”地从我的院前路过，据说要运到山里去炼钢。
大队长李老麻子连夜带了人在我的内墙和外墙写标语：“吃饭不花钱，努力搞生产”、“大锅饭，多省钱，大家吃得一样甜”、“大锅饭里煮满爱 ，幸福生活暖洋洋”……
厨房里一大早便热气腾腾。墙上的标语还没干透，虽有些疲惫，却都兴高采烈的乡亲们，闹嚷嚷地跨过了堂屋那半米高的门槛。排队领到自己的餐食后，大家散坐到屋里各处，边吃饭边聊天，“这样子好啊，多省事！”“对头，屋头也不操心弄饭了，到点就吃，哈哈！”“老王，这哈你也不用愁媳妇了哈”……
是啊，家家户户都不做饭了，抬眼四望，除了我这里，目之所及，整个村子的烟囱都不再有青烟缭绕。我不喜欢这样，太过冷清，整个天空沉郁郁的，没有半点生气。
我没在屋里找到玉兰和英子，她们大概不忍看我变得面目全非，也不愿意面对这些堂而皇之侵入自己家里的乡亲，把饭端回小屋去吃了。
她俩现在住的房子矮小逼仄，土墙草顶，已经有了严重的风化痕迹。我有些担心，雨季就要来了，那草顶怎么抗得住？唯一庆幸的是她们离我很近，静下心来，侧起耳朵，我还能听到她们轻轻的对话声，这让我稍稍心安，虽然我并不能为她们做些什么。
初时，食堂里每餐的供量还是很足的，一碗稀饭能有半碗米粒，配红薯、馒头、窝窝头；面条也能管够，汤少面稠。乡亲们除了偶尔埋怨一下太淡或太咸，倒也没有别的意见。只是大家的状态悄悄在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跨进大门的乡亲，脸上不再有劳动后的疲累，更多的，是从骨子里透出的惫懒。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口号喊过以后，是低低絮絮的对话，“你瓜的埋？费那么多劲干嘛，不一样吃一样喝？”“反正都是大家的，你不做，有人做三。”“我可是每天都出工！力气嘛，可以省着点。”……
一季的种植接近尾声，新粮还没收成，阁楼上的米面、地窖里的红薯，码放的堆头肉眼可见地变矮，变小，眼看着就要见底。煮粥的大锅里汤汁翻腾，只偶尔有几点白色跳上浪尖。
明明半夜还看到远处田地里有火把晃动，听得有锣鼓喧天。乡亲们不分昼夜都奔走在田地里，吃饭时还听到李麻子大声嚷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不是梦。咋就是没见多少新粮搬上阁楼呢？
按公社每人每餐用量的规定，若是稀饭，玉兰是每餐五碗，英子正上高小，定量是四碗，母女俩总是在肚子喝得圆鼓鼓后，才能在盆底见到几粒糙米；若是遇到吃红薯的时节，厨房会把红薯切成小块，每半斤装进一个特制的布袋，堆进笼里蒸熟，领餐时每人会拿到一小袋红薯外加一碗飘着两片菜叶的清汤。
盆底的糙米和每餐的那一斤红薯，玉兰总是借口自己已经吃饱全部推给了英子。但英子还是饿，小土屋总在夜里传来嘤嘤的低泣声。我能听出那是英子的声音，她嘴里喊着饿，哭得有气无力。玉兰除了喃喃地安慰着英子，也没有别的办法。
偶尔不上工的那天，天不亮就会看到玉兰轻悄悄地出门，直到傍晚才赶回来。遇到那样的日子，夜里便不会听到英子哭。
漆黑的夜色里，小土屋会传来“咯吱咯吱”微微的脆响和娘俩的轻笑。我扯了扯嘴角，有些微的开心，又为娘俩心酸——之前听到有乡亲私下里聊到过，在六十里外的垭湾如若对上口令，可以在某个偏僻的角落里买到一两斤红薯。玉兰一定是步行了百多里地偷偷买了红薯回来。因为邻近的公社间进行交叉管控，不分昼夜，会有人一直留意着社里各个屋顶上是否有炊烟升起。某天半夜，我看到半里外的张家屋顶起了烟，第二天就听说他家的灶台和大铁锅都被砸了个稀碎，又全公社通报批评，而他们不过是想给坐月子的儿媳熬碗浓粥罢了。玉兰娘俩身份本就敏感，怎敢冒这样的险，只能把红薯洗一洗，坐在黑暗里生啃。
饿得太厉害，好多乡亲全身都浮肿。生产队二里地外的窑坝寺搭了一个巨大的土灶，烧一大锅水，再放上一个极大的蒸笼。玉兰跟着其他水肿的乡亲一起，在赤脚医生的指引下分批被送进蒸笼里，蒸够半小时出来，又换下一批人进去……
水蒸终究解决不了饥饿，偷菜和偷吃便时有发生。偶尔，我能在傍晚望见远处麦地里的一小捧烟，那是乡亲趁监管的干部们离开燎了几把麦子匆忙塞进嘴里；偶尔的，也能见到有乡亲扶着肥壮的腰，以怪异的步子从屋后蹒跚走过，不用说，他的棉衣里定兜着一圈红薯或者土豆……
戴着劳改犯家属的帽子，玉兰和英子的日子不好过，破旧漏雨的茅草屋、无止境的饥饿、英子疲倦的脸和凸起的颧骨让玉兰彻夜难眠。她已经找过李麻子三四次了，要求换个地方住。李麻子总有借口，一会说没时间忙不过来；一会说家家都住着人，找不到地；一会又让再等段时间看看……极致敷衍。
看着他那圆润布满麻点的脸，我第一次有了“恶心”的感觉。
近凌晨时，眼见着那个矮壮的黑影靠近，我把全身的力气蓄至右侧的屋檐，“当”一声脆响，一小片碎瓦敲在邻家小土屋的窗下。
“哪个？”一声问询之后，玉兰推门走了出来，好巧不巧，正看到李麻子侧身跨进我那打开一条缝的大门。
玉兰反应很快，掩上身后的门，轻手轻脚地靠近我，把耳朵贴在了门板上。我猜到她会有疑惑，这就是我引她出门的目的。大概一两分钟后，她退出院子，绕到了屋后，又在厨房后门处站了好半晌。我有点着急，怕她一个转身回了小土屋。终于，又五六分钟后，她回到前院，抬手拍响了大门。
来开门的是值夜的老侯。
“我找李队长。”玉兰直盯着老侯的眼睛。
“找队长上他家去，这么晚了，来这里……”老侯话没说完，看出玉兰脸色的异样，“……你等等。”
乡亲们都饿得皮包骨了，公社主厨的、掌勺的和生产队的干部们一个个却都脸色红润。大家不是没有疑问，只不过都太过老实，又臣服于干部的权威，没有人提出疑义罢了。
社员每人每餐有定量，某些人却并不受此约束，这一点我最清楚不过，每隔两三日，厨房那一帮，还有公社的干部们，他们会在深夜聚在我的厨房里开小灶。有时是埋在灶里的红薯、有时是一大碗干稀饭，极少的时候，我也会闻到肉香……填饱肚子后，他们还会塞一些进怀里带回家去。
第二天玉兰和英子搬了回来，虽然只能住是屋后拖棚最靠南的角落，但总算是不会漏雨了，除了一张木床，还可以摆下一张小桌子给英子做作业，两人在屋子里也转身的余地。
又两天后，李麻子给玉兰安排了洗菜的活。玉兰就不用再跟乡亲们一起出工种地，只要每日两趟负责把菜挑到江边洗干净，再挑回食堂就行。
这份工作最大的受益者该算是英子。我常在临近傍晚时远远望见她从下窑坝下学，逆着江流沿江走到玉兰洗菜的地方帮忙。
洗菜之余，总能有一口吃的。冬天的半根萝卜，夏天的一弯茄子、半截黄瓜，有时是一小段莴笋、有时是一小把嫩玉米，若是这些都没有，白菜叶子、嫩芹菜杆也能生嚼着吞两三片下肚……但玉兰挑着担子往江边去的时候，担里的菜都是有数的，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不敢太明目张胆，也不敢吃太多，只能勉强哄哄肚子。
搬回家来住在拖棚南端后，对娘俩来说又多了一项便利：半夜英子饿得受不了时，玉兰也扒开过堆放在拖棚中间用来做临时隔断的打谷桶侧面的竹篾，悄悄溜进厨房从泡菜坛里偷拿两截莲白杆杆或几片红皮萝卜给英子骗骗嘴巴。
肚子总也空空的乡亲们最盼望日子是春节。
一个原因是从除夕夜到大年初二，公社食堂的餐食都不限量供应，大伙都能敞开肚皮，吃得下多少吃多少；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生产队养了一年的猪在除夕这天铁定会杀一头，这对全年都不曾尝到肉味的社员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那是肯定的，一头猪绝不够几百个人吃。“厨师”们会把猪肉、猪骨一股脑儿倒进大铁锅里，慢火熬个稀烂。接着把秋天晒好的萝卜干洗净、泡水，分装进几口大铁锅里，倒上几桶清水，再各加几瓢肉汤小火煮软。
开饭时间还没到，全公社的人都到齐了，敲着碗焦急地等在桌边。
卡着饭点，一个个满溢着肉香的、堆满白生生的萝卜干、直径两尺左右的大盆被端上了桌。
乡亲们筷子、勺子、碗撞得叮当响，有小孩干脆爬到桌子上。一盆萝卜干转眼就见了底。“嘎吱嘎吱”的咀嚼声和“呼噜呼噜”喝汤的声音立马湮没了我。
帮厨们水一样地穿梭于厨房用餐区之间，空掉的大盆很快又被装满。
我有些担忧地看着乡亲们慢慢鼓起来的小腹。这种吃法，不会出事吗？就像我，虽然块头很大，但能容纳的人数终究是有限的。
大伙舞动筷子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终于有人放下碗筷站起身扶着肚子慢慢往屋外走了。有些人直接往家去，有些人坐在了檐下的石台边歇息。
大概一袋烟的工夫，檐下响起轻微的呻吟声。那是十一队的贵叔，他双手按在小腹上，嘴里发出“哎哟，哎哟”的叫声。有乡亲上前问他怎么了，他只说肚子胀痛，难受得很。有人伸手替他揉搓，越揉他喊叫的声音越大，旁人只好停了手。渐渐的，他肚子疼得愈发厉害，从石台边滑坐到院子地上打起滚来，边滚动着身体边大喊着“哎哟，痛啊，好痛！啊~~啊~~”。
有人跑去喊队长，有人奔去他家喊他家里人。
李麻子赶紧安排了拖拉机，让他两个儿子把他送到了乡医院。
可惜医生也不是万能的，傍晚拖拉机回来的时候，贵叔躺在的拖斗里，已经没了气息。他吃得太急，也吃得太多，去医院时间晚了些，乡医院的医疗条件也太有限……萝卜干混着肉汤，在他的肚子里慢慢膨胀……
贵叔被萝卜干撑死了，乡亲们抚着各自的肚皮，心有余悸。
闹哄哄的春节一过，食堂又恢复了定量供应。厨师们做饭时倒进大锅的糙米愈来愈少，玉兰往江边挑的担子也轻了好些。
来食堂吃饭的人也少了，总是一家只来一到两个青壮一些的，脚步蹒跚地跨进门槛来，安安静静按人头盛一大盆清“粥”端回家去。
也有独居的老人自个来，冬日里遇到天气好的时候，吃完午饭就坐在檐下晒太阳。身上一暖和便把棉衣脱下来扒虱子。逮住一个也不按死，直接丢进嘴里，用剩下不多的几颗牙“嘎嘣”咬了，吞下肚去。
生产队上报亩产量越来越高，上交的公粮水涨船高。公社剩下可吃的东西越来越少。
我老听到来食堂的乡亲低低的对话：
“张家二娃？没了。”
“老耿？昨天没的。”
“狗娃没熬过来。”
“老王头？唉！”
……
我的心每天都是悬着的，玉兰早已瘦得只剩一张皮；十二岁的英子啊，虽然被玉兰强逼着吃下两个人少得可怜的口粮，个头却仍和八九岁时一般大小。
时间很难熬。
三年了，死寂的村庄近期似有一些变化，仿佛有一股暗流在涌动。
又是一夜之间，我的堂屋、主屋、转角屋、厢房、屋后的拖棚，还有左侧那几间泥墙草顶的转角屋里，所有的八仙桌、长条凳全被搬了个干净；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也被成堆拖走。玉兰带着英子住回了大屋的正房。
大锅饭结束了！
我庆幸无比，也许是靠着洗菜的活计，也许是靠着那几个泡菜坛子，也许是玉兰百多里的奔走，也许是她为着英子想尽办法四处的收罗……娘俩终于熬到了今天。
虽然家徒四壁，但我看到了玉兰和英子的笑脸，那是发生内心的喜悦。从这一天开始，她们又可以点燃我厨房里的灶火，把风箱拉得呼呼响了。
我又看到一幢幢房屋的屋顶那袅袅地升起的炊烟了，它们是自由且轻快的。随着青烟轻轻巧巧地弥漫开，整个村庄从沉寂中慢慢活了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