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宁子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每逢五月下旬，来之甘肃陇东定西、陕西商县的成千上万条汉子，他们头戴草帽，用镰架子挑着铺盖卷儿，告别妻儿老小，带着叮嘱带着希望，奔赴即将麦收的关中。
他们从潼关一路向西，历时一月，一路风餐露宿，在炎炎的烈日下，躬身于麦田挥汗如雨，用勤劳的双手换取微薄的薪酬。为了养家糊口，他们像候鸟一样每年一次大迁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篇史诗，也是八百里秦川一道血与火的风景。因为奔着麦收而来，关中人称他们为“麦客”。
这些来自甘肃和商县的麦客，三三两两结伴同行，徒步撵着成熟的麦子。他们之中有乡邻、有父子、有兄弟也有夫妻。饿了，掬几捧凉水灌饱肚子，困了，摘下草帽，放下行李，树荫下一倒，草帽脸上一扣便呼呼大睡。白天匍匐在麦田，夜晚随意一处房檐下便是歇息的地方。
一路辛劳，一路马不停蹄，即使再累，每天也会起个大早，为的是每天都有麦割都有饭吃。运气好的，一大早就被雇佣，运气不好的，只有眼巴巴的看着被雇者兴高采烈地随着雇主远去，眼里有羡慕，也有无奈。
甘肃陇东定西，自古土地贫瘠干旱少雨，陕西商县山多地少，虽相隔千里，但两地的人们生活条件大致相同，常年以粗粮为主。对于远离家乡的麦客们来说，能吃上麦面蒸馍和面条，再苦再累也值得。
关中人好客，每逢麦收前磨面，女人再三叮咛男人把面收高点。一大早，男人上街请麦客，女人下厨做饭，深知出门在外不易，馍也比平时大了许多，麦仁里多下了一把绿豆，大火煮沸，文火炖着，等到当家的领着麦客回家，洗脸水早已打好，饭菜也收拾停当。
一篮子冒尖的蒸馍填不饱饥肠辘辘的胃。男人招呼女人取馍添饭，爽快的关中女人索性连镜筚一同端来，麦客们见状，讪讪地笑道：不麻烦了，吃好了，吃好了。女人听罢哈哈大笑：客气啥呢，来咱这儿跟在自家屋一样，哈（坏）好吃饱！
记忆中，有一年割麦，舅婆中午做了臊子面，被邻居嘲笑：把麦客都当成亲戚了！看着那人不屑的眼神，看着笑而不语的舅婆，我百思不解。几年后，同样的季节同样的午饭，我在母亲那儿得到答案，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割麦虽说是体力活，但也需技巧。商县麦客对付那些因在成熟期遭遇大风大雨倒下的麦子，以轻快的“走镰”赢得口碑。而那些来之千里之外的甘肃麦客，割的麦茬低，割的净，以“围镰”享誉关中。
大清早的麦子经过一夜的潮气，割起来费力，日头越硬麦杆越脆，割着省力。只要跟着主家进了地，从早到晚，除了吃饭，除了歇息，任太阳晒伤脊背，任汗水浸湿衣裳，任麦芒划过裸露的皮肤，任麦茬戳着脚板，也毫无怨言。
在结伴同行的麦客中，少不了头把镰，更少不了能行人，脚就是尺子，多少地只需来回走一趟便心知肚明。
每逢割完麦子算账，总有一些贪小便宜的农人将自家的地亩少报几分。虽然出门三分低，但那可是下苦钱。你说一亩，但明明是亩半，不行，那么再走一回。看着麦客从容的步伐，若有几分良知的人定会心存愧疚，一分不少的把钱递给麦客。也有耍无赖者，拉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与麦客争辩。争吵声招来乡邻，定会激起民愤：下苦人的钱你能亏的下去？！
最后一次雇麦客是在婚后第一年。那天早饭后，公公领着三个麦客去地里，还没割几捆麦子，天气变了。顶着雨水回家，婆婆从柜子里翻出公公的旧衣服让他们换上。看着一脸愁容的麦客，公公安慰，雨停了再割。谁知雨一直到傍晚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晚饭后，三个麦客说一天没干活，还混吃混喝，实在不好意思再打扰了。说完背起行李就要走，公公一听就急了，这么大的雨，给啊哒走？说完，就让婆婆腾厦屋。
有道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天早上，雨还在下着，他们三人说啥也不肯吃饭。晌午时分，雨越下越大，他们背着行李执意要走，公公站在门楼下，一边拦着他们一边焦急地朝灶房大声喊道：他妈，赶紧拿几个蒸馍出来！
那天，他们带着公公婆婆硬塞在怀里的蒸馍，一步三回头地消失在大雨中。
那一幕，至今想起，仍有说不出的酸楚。
又是一年麦收季节，农业机械化早已取代了曾经的人力劳作，麦客这个特殊的群体也早已消失在岁月之中。时隔今日，再次想起，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些躬身于麦田之中，挥汗如雨的身影……
麦客是时代的背影，也是历史的印记，他们坚强不屈的精神镌刻在三秦大地上，刻在岁月的齿轮上，成为关中人最痛彻最深情的回忆。
摘抄中国摄影家协会张熙平《关中追麦客》中一段话――――麦客做为一种历史现象，离我们有着不远不近的距离。那些艰辛、困苦、奔波和劳累，和那些记录、刻画和剖析的文化载体，都将成为这段历史浓烈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