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附近三年前开了一个小店。店面虽小，名头很大，叫做中华家谱研究会。如果不仔细看，很难发现店招最后跟着一个羞怯的“筹”字。就我的观察，小店向来门可罗雀，“筹”字三年来都没能取掉。

身着唐装的店主似乎一点儿不急，天天悠闲地在桌前练字。直到几周前，小店终于关张，改成了一家性用品商店。

这件事情像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诱惑着我，提醒我重新思考一个问题：历史是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比历史更让人气馁的了。它是那么难以捉摸，像一种无名的动物——远远看去温顺而动人，一旦逼近，立刻会成为对生活的实际威胁。

于是有人干脆逃避，把历史当作一堆不正经的段子。也有人心有不舍，质疑历史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还见到有人幽怨地写道：“中国人最悲哀的是，刚刚被历史的车轮碾过，还没爬起来，就发现历史在倒车了。”

我也和大家一样，对历史充满困惑，觉得它简直就是传染病，可以长期潜伏，也可能短期爆发。

历史究竟是什么？严肃的答案不是没有。相反，答案非常多。

在我的书架上，《论历史》《历史是什么？》《历史研究》之类的著作多的是。罗素、卡尔、布罗代尔、布洛赫、奥克肖特等等，陌生的熟悉的，大师高人，不乏精义妙论。

毫无疑问，他们的答案自有其价值。可是坦率地讲，他们的答案对普遍大众未必有用。

要知道，所谓历史，在大多数人的嘴里几乎就是信仰，就是宗教。而实际上在大家的内心深处，不管什么玩意儿，一定要“有用”才行——有用才是王道，历史也不例外。

举个例子。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是生活在欧亚地区的人类亚种，三万年前被现代人（也就是今天人类的直系祖先）所灭。照理说这是人类至为关键的重大经历，可是除了专业人士，有多少人在乎这个？换句话说，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段历史“没用”。

理解了这种社会心理，我们才可以进一步讨论什么叫历史。这时候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历史究竟有什么用，与历史究竟是什么，大家谈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

我记得十多年前有本小说《根》（亚历克斯·哈里著），写一个美国黑人历经艰辛到非洲寻根的故事。

当时小说非常火，评价也很高。可是现在我想起来却有些疑惑：从贩奴时代算起，黑人在美洲大陆上少说生活了两三百年。直到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以黑人寻根为题材的文学仍未出现。

这是为什么？想来想去，我的结论是，对于过去三百年的美国黑人来讲，吃饱肚子，少挨鞭子，远比认祖归宗有用。所以直到20世纪下半叶，黑人的现实生活逐渐有了起色，关于民族根源的历史才变得“有用”起来。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就是这个道理。

“有用”这个词比较含糊。所谓“有用”，不是说历史真能当饭吃、当枪使或者当各种工具用，而是说历史可以满足当代人的自我期许，这才是“有用”最核心的意义——我们希望现在和未来的生活是良善的、公平的、美好的或强盛的，所以我们把与此有关的过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看作历史。

作为个人，也是如此——“我”希望自己是高贵的、富裕的或者与众不同，于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身后铺就了一条通往过去的特殊的道路。这就是市面上叫“爱新觉罗”的人越来越多的原因。

从“自我期许”的逻辑里，我们依稀能看见历史的本质。我们依照自我的期许，选择性地去感知我们希望感知的过去，这就是历史。

然而，问题并没有随之变得简单。期望自己是智者的人，他眼中的历史多半充满观念；期盼自己是仁者的人，他心目中的历史必然充满同情；复仇者回望过去，尽是悲愤与血泪；逍遥者挥挥衣袖，把历史当作浮云。

可以想象，一个自认为刀枪不入的人，他的历史肯定与上述所有人都迥然不同。如此差异的期许，它们之间有重叠的部分足以称为我们共同的历史吗？我不无疑虑。

这就是为什么宏大的历史叙事总是透出虚假的缘故。个人依靠自我的期许，选择自己的记忆，问题不大。而集体则往往忍不住，利用它的权力涂改我们个人的记忆，以达成它塑造自我形象的目的。

联想到那家惨淡经营，由家谱研究改卖情趣用品的小店，不得不承认，尽管历史很“有用”，但恐怕并不具有“杜蕾斯”那样的可塑性和普适性。

怎么办？我觉得，假如每个人的自我期许里从不缺少“诚实”，权力就很难涂改我们的记忆吧。而历史，总有值得信任的部分。

文 | 摘自《普通读者》

图 | 来自网络

西闪

独立作家、学者、书评人，现居成都。

著有《思想光谱》《人的展开》《普通读者》。

长期在《腾讯•大家》《新京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时代周报》等媒体上撰写思想随笔和文化艺术评论。文笔精炼犀利，有“刀笔吏”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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