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德）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

　　恶意，你可以抵抗它，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

　　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去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

　　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攻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应付愚蠢者要比对付恶意加倍小心。我们不要再三地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样既无用而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我们惊讶地发现，由于某些特定的环境，产生这种情况，即有些人智力超群，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并非愚人。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后天形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环境中形成的，在这种环境中，人们把自己发展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发展成蠢人。

　　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相互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作用于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

　　更进一步地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歌命，不论是政治歌命还是宗教歌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群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量产生。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这一类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来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

　　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损坏。一旦这些愚蠢的人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他们就能做出任何最为罪恶的事情，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这些事情是怎样的罪恶。在此，存有人性被恶魔般地扭曲的危险，它会对人们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没有别的办法。此时，人们必须接受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真正的内在解脱，只有在来自外部的解救发生之后，才有可能实现。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

　　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样做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我们的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德）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德国人，1906年2月4日—1945年4月9日），德国信义宗牧师，认信教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一名神学家。出生在德国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

希特勒上台之后，一步步残害犹太人，蹂躏整个德国，甚至欧洲大陆。面对惨无人道的暴政，身为牧师和神学家的朋霍费尔，起初奋起抗击纳粹政权对于教会的侵入和控制，建立认信教会联盟来对抗帝国教会的妥协。随着纳粹暴政的巨轮碾碎无数人的生命，朋霍费尔和反抗组织的其他成员一道，越过抵抗的边界，采取了刺杀希特勒的密谋行动，试图从内部瓦解第三帝国，力阻狂轮。朋霍费尔倾听良心的声音，寻求上帝的旨意，在纳粹的邪恶面前挺身而出，为了捍卫真理和正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45年4月9日，在“二战”结束前夕，朋霍费尔被匆忙判决绞刑。他从容赴死，临终留下遗言：“这并不是我的终点；这是生命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