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黎、安二生序
作者：【宋】曾巩
赵郡[1]苏轼，予之同年[2]友也。自蜀以书至京师遗予，称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携其文数十万言，安生携其文亦数千言，辱以顾予。读其文，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而苏君固可谓善知人者也。
顷之，黎生补江陵府司法参军[3]。将行，请予言以为赠。予曰：“予之知生，既得之于心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黎生曰：“生与安生之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于里人。”予闻之，自顾而笑。
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耳，患为笑于里之人。若予之迂大矣，使生持吾言而归，且重得罪，庸讵止于笑乎？
然则若予之于生，将何言哉？谓予之迂为善，则其患若此。谓为不善，则有以合乎世，必违乎古；有以同乎俗，必离乎道矣。生其无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
遂书以赠二生，并示苏君以为何如也。
注释：
[1]赵郡：今河北赵县。苏洵《族谱后录上篇》叙其家世，谓汉代苏章“为冀州刺史，又迁为并州，有功于其人，其子孙遂家于赵郡”。故苏轼除署“眉山苏轼”外，又常署作“赵郡苏轼”。 [2]同年：谓同一年进士及第。曾巩与苏轼皆于嘉祐二年（1057）进士及第。 [3]江陵府：治今湖北荆沙。司法参军：官名，置于各州，掌议法断刑。
赏析：
这是一篇赠序，前两段为叙事，后两段为议论，就黎生所谓里人笑其迂阔，求言以解里人之惑而发。全文的中心是谈自己处世的“迂阔”远胜二生，但不是发牢骚，而是为自己辩护。因为发牢骚是消极的，辩护却理直气壮。关于“迂阔”，曾巩早在年青时候写给欧阳修的信中，即称自己“寡与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门未尝有名，亦无达者之车回顾其疏贱。抱道而无所与论，心常愤愤悱悱，恨不得发也”（《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可见他是自甘“迂阔”，并无愧色。这段自白，正好作为这篇赠序谈他“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的注脚。即曾肇在《亡兄行状》中所说的，曾巩“为人惇大直方，取舍必度于礼义，不为矫伪姑息以阿世媚俗。弗在于义，虽势官大人，不为之屈；非其好，虽举世从之，不辄与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为之变也”。
近代林纾说：“文之雄健，全在气势。气不王（旺），则读者固索然；势不蓄，则读之亦易尽。故深于文者，必敛气而蓄势。”（《春觉斋论文》）气旺即气壮。此文之理直气壮，自不待言。这里要分析的，是作者如何敛气蓄势。本来，此文是为自己不合世俗、怀才不遇而发，作者心中郁积着不平和愤懑。但文章开头，却以温和平缓的笔调，叙述好友苏轼向他推荐蜀士黎、安二生，不久二生携文求见，详读二生之文，果然堪称“魁奇特起”之士。接着叙述黎生将外出做官之际，因他与安生“学于斯文”，“里之人皆笑以为迂阔”，请求作者为他们“解惑于里人”。至此，才刚刚接触到全文的中心。而作者对此，却不过“自顾而笑”而已。文章一半已过，还完全没有露出一点锋芒，这就是作者的敛气蓄势之功。我们不妨拿韩愈那篇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与此文作比较。韩愈的文章劈头第一句就是“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接着就一“鸣”再“鸣”，连下三十八个“鸣”字，排江倒海，气势磅礴，与曾巩文章的从容淡泊、藏而不露迥然异趣。但藏而不露，不是为了“藏”，而是为了更好地“露”。所以第三段，作者就直接针对“迂阔”二字发表议论了。然而即使是直接发表议论，作者也是一唱三叹，吞吐抑扬，而不是咄咄逼人，一泻无余。首先，他不说黎、安二生的“迂阔”，而说自己的“迂阔”：“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反问加强了肯定。并且明确指出自己的“迂阔”在于信古志道，不与世俗同流。接着指出二生“文不近俗”的迂阔，比起他的“迂阔”，不过是“小迂”而已。既然如此，他的话对黎、安二生要他“解惑于里人”的请求，还有什么用处呢？因此作者又回到自己身上来：假如说他的这种“迂阔”是好的，则有为世人讥笑的祸患；说不好呢，则又必然违古离道。所以他希望二生不要“急于解里人之惑，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作者并未要求二生如何在这两者间作出选择，但他的期望显而易见，那就是宁可为世人讥笑，也要信古志道。至此，我们从这篇文章的叙和议两方面分析了它敛气蓄势、一唱三叹的特点。它虽远不及韩愈、苏轼的文章那样痛快淋漓，气势不凡，但却自有一种含蓄优雅的风韵，这点与欧阳修的文章很有相似之处。
这篇文章的另一显著特点是善于选择文眼。所谓“文眼”，是指揭示全文主题所在的字眼，是文章立论和结构的中心，往往也是把文章的形式和内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关键。不难看出，这篇文章的文眼就是“迂阔”二字。从行文上看，全文紧紧围绕“迂阔”二字来写；文章议论的唯一中心，也在于“迂阔”二字；文章的主旨，是为了表达对于世人所讥笑的这种“迂阔”，自己是矢志不渝的。正是由于有了这个文眼，文章的结构才显得这样严谨利落，毫无汗漫无根之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文章才没有因为它的柔婉曲折而染上枝蔓冗赘之病，相反，却呈现出一种峻洁之美。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这篇文章在思想上所表现出来的信古志道，在艺术上所呈现的纡徐婉转、峻洁利落，虽与作者惯有的思想、文风一致，但如此情不自禁地表达自己愤世嫉俗之心，以及行文的俯仰开合、摇曳生姿，在曾巩散文中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