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清末民初的历史学家孟森（公元1869年～公元1937年）在其《明史讲义》中，这样评价薛瑄：

“文清（薛瑄）殁后百年，吾国共以能从祀为人品之至高，亦悬一人格以为士大夫之标的而已。”

明代名臣、文学家、曾任吏部右侍郎、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的王鏊（公元1450年～公元1524年）在其《王文恪公笔记》中写到薛瑄时认为，其高风亮节、正心直行的表现所来有自：

“此其学问得力处，真躬行君子也。”

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世称“薛河东”的薛瑄（公元1389年～公元1464年），其学行，本源就是程朱理学。无论是自我修身、还是教育他人，他都是以复性为主的；其言辞行为，都可作为学习的规范。

薛瑄曾说：

“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

薛瑄著有《读书录》二十卷，内容平易简切，都是讲自己的所得，被学者宗为经典。

明孝宗（朱祐樘）弘治（公元1488年～公元1505年）中，给事中杨廉呈请，于国子监颁行薛瑄的《读书录》，让六馆生员诵习。

那么，这位士大夫人格的标的、学问全在躬行的薛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

薛瑄在理学方面的学问，是人所共知的。他曾经以佥事（相当于现在的副职或者助理）的身份董理山东学政（主管一省的教育科举），被人称为“薛夫子”。

明英宗（朱祁镇）正统（公元1436年～公元1449年）时期，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专权擅政。

王振曾经问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号“三杨”）道：

“我的同乡，有没有可以作京堂（明清时称各衙门长官为京堂）的？”

当时，三杨就回答说，有薛瑄。

王振为蔚州人（今河北蔚县，明朝属山西大同府）。

薛瑄为河津人（今属山西运城，明代属山西平阳府蒲州）。

蔚州与河津，在明代时，同属山西。

所以，三杨对答，薛瑄是王振的同乡。

于是，薛瑄被召为大理寺少卿。

大理寺，官署名，掌刑狱案件审理。秦、汉为廷尉，北齐为大理寺，历代因之，清为大理院，九寺（即九卿之官署，汉以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谓之九寺大卿。历代略有变动，迄于清皆因之。）之一。

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审判机关，是九寺中唯一不下设监的寺。

卿1人，从三品，主官。少卿2人，正四品，卿之助。正2人，从五品下，据刑法科条参议用刑之轻重，若丞断罪不当，则以法正之；卿、少卿不在，正代行其职。丞6人，从六品上，掌一般刑狱的判处；司直6人，从六品上，掌出使受理州府疑案；若承制推讯，到地方有钦差的地位。评事12人，从八品下。主簿2人 从七品上，掌印章；凡官吏抵罪及雪免，皆立簿籍。狱丞2人，从九品下，掌率狱史，管理囚徒。

薛瑄进京任大理寺少卿。初至京师，他就在朝房歇息。

三杨听说薛瑄已经进京，并在朝房，就提前过去找他。到朝房之后，三杨并未见到薛瑄。于是，三杨就对薛瑄的仆从说道：

“请转告你家主人，明天罢朝之后，请他立即去拜访王太监，并表达谢意。你家主人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职位提升，全都是王太监在其中用力！”

仆从将三杨的话转述给薛瑄。次日朝罢，薛瑄并没有前去拜见王振。

三杨听说薛瑄在王振那里并没有任何动作。于是，他们又派人特意告诉薛瑄：

请往王太监处拜望，并表达谢意；大理少卿的职位，是王太监从中用力才获得的。

薛瑄还是坚持自己的意志，并未前往王振处。

王振大约在家里等薛瑄拜谢等了很久，一直都不见薛瑄的踪影，他就有些不悦和失落吧！

于是，王振就亲自跑去内阁，问三杨道：

“怎么都没有看见薛少卿啊？”

三杨向王振致歉说：

“薛少卿刚进京，他大概事情比较多吧！他应该很快就会去拜见您，并表达谢意的！”

三杨知道李贤平常与薛瑄的交谊深厚，就将李贤召至内阁，让李贤转达他们的意思，并说王振已就此事问过好多次了。

李贤又是谁呢？

李贤（公元1409年～公元1467年），字原德，邓（今河南邓州市）人，明代名臣。明宣宗（朱瞻基）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登进士第，授吏部验封主事，历考功、文选郎中。“土木之变”，脱难回京。明代宗（朱祁钰）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上正本十策，受赏识，升兵部右侍郎，转户部侍郎；次年，迁吏部右侍郎。明英宗（朱祁镇）复辟，迁翰林学士，入内阁，升吏部尚书；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加太子太保；天顺八年（1464年），英宗病重，委以托孤重任。明宪宗（朱见深）即位，晋升少保、吏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成化二年十二月（公元1467年1月），去世，年五十九。追赠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文达。清圣祖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从祀历代帝王庙。著有《鉴古录》、《体验录》、《看书录》、《天顺日录》、《古穰文集》等。入阁后，举贤任能，以惜人才、开言路为急务，名臣多为其所识拔。为人耿介忠直，深受明英宗宠待。《明史》称“自三杨以来，得君无如贤者。”但压制叶盛，排挤岳正，不救罗伦，“尤为世所惜云”。王鏊亦称“国朝自三杨后，相业无如李贤。其得君最久，亦能展布才猷。然在当时以贿闻，亦颇恣横。”

《明史·卷一百七十六·列传第六十四》有传。

受三杨之托，李贤来到朝房，向薛瑄转达了三杨的意思，说是：

您的大理少卿之职，乃太监王振从中用力。三位大学士亲自找您不见，让仆从转达；他们又专程派人告知，让您去拜见王太监，并表达谢意，您都不见行动。王太监已经在三位大学士跟前就此事问过好几次了。这次，三位大学士知道您与我交谊深厚，又召我至内阁，让我向您转达他们的意思。

薛瑄听完李贤的言语之后，说道：

“原德（李贤字原德，王鏊笔记中作‘德远’）您怎么也这样讲话啊？我能拜爵，接受的是朝廷的公器。接受了朝廷的公器，却到私人家里去谢恩，这样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过了很久之后，王振知道薛瑄不来拜谢的原因，他也就不再提起这件事情了。

有一次，在东阁【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始置，明、清两代大学士的殿阁之一】会同议定事务。

当时，朝中的公卿见了王振之后都下拜，只有一人站着不动。

王振知道这站立者是薛瑄，他先向薛瑄作揖道：

“多罪多罪！”

从此以后，王振对薛瑄怀恨在心。

后来，有一位指挥死了，他的小妾很有姿色，王振的侄子王山想娶了这位小妾。

指挥的正妻坚决不同意指挥的小妾嫁给王山。

这位小妾又很想加给王山。

于是，这位小妾就诬告说，指挥是其正妻毒死的。

这个案子，在都察院审问之后，指挥的妻子已经无辜服罪了。

都察院是明、清时期的官署名，由前代的御史台发展而来，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始置；主掌监察、弹劾及建议；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三法司会审，亦称“三司会审”。

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及浙江（10人）、江西（10人）、福建（7人）、四川（7人）、陕西（8人）、云南（11人）、河南（10人）、广西（7人）、广东（7人）、山西（8人）、山东（10人）、湖广（8人）、贵州（7人）等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共110人。

案子送到大理寺之后，被驳回。

随后，都察院又将此案送至大理寺，还是被驳回。

这一案卷，都察院三次送达，大理寺三次驳回。

都御史王文为此大怒。

王文又是何人？

王文（公元1393年～公元1457年），字千之，号简斋，原名王强，京师（北直隶）束鹿人（今河北辛集），原籍凤阳府霍邱县（今安徽省霍邱县），后入赘束鹿彭家庄（今属河北辛集市辛集镇），官至吏部尚书、少保、东阁大学士、谨身殿大学士。夺门之变后和于谦一起被冤杀。明宪宗成化年间，予以平反，特进太保，谥毅愍。

王文又承王振的意旨，借此案弹劾薛瑄，说是薛瑄收受了贿赂，所以才包庇应叛死刑的案犯。

朝廷收到王文的劾章，下诏将薛瑄逮至午门会同讯问。

当时，王文也在场。

薛瑄叫着王文的字，道：

“千之，您怎么能在这里面对面地讯问我，您是御史长，按照规制，您应当回避才是！”

王文听薛瑄这么一说，非常愤怒。

随即，王文向朝廷上奏，说是：

这个囚犯强词夺理，不服讯问。

于是，朝廷下诏，张榜告示，将薛瑄押在西市诛杀。

得到消息之后，薛瑄的门人全都奔赴西市为老师送行，而薛瑄神色自若。

恰巧，王振有一老仆，这人平常谦谨厚道，从来不干预王振的事情。

薛瑄要被处斩的当天，老仆在厨下哭泣，被王振看到了。王振问老仆道：

“您有什么事啊，为什么哭呢？”

老仆回答道：

“我听说薛夫子今天就要被行刑处斩了，心里难过，我就哭起来了！”

王振问道：

“这事您是怎么知道啊？”

老仆回答道：

“薛夫子是我们的同乡，大家都在说，所以我就知道了！”

然后，老仆又说薛瑄是如何的贤达温良。

王振听完，对薛瑄的气也消了不少。

于是，王振传诏，赦免薛瑄。

此前，薛瑄被关押在锦衣卫大狱之中的时候，他被百般拷问，始终都没有屈服。

关于薛瑄，明人王鏊曾说：

[if !supportLists]一、    [endif]薛瑄在理学方面精深。

但是，薛瑄却常常说，自宋代以来，理学的义理就已经十分明白了，所以，理学的要点，不是继续发明新的理论，而是在于如何躬行、如何实践。

[if !supportLists]二、    [endif]观察薛瑄的行事为人，他的确能够做到卓然自立。

其一，他绝不攀附权奸，坚持不去拜见王振。拜爵公朝、谢恩私室，这是薛瑄深以为耻的事情，所以，他坚决不会去做。

其二，作为大理少卿，他维护法律的尊严，驳正冤狱。为此，即便是触忤权奸，他也毫不畏惧。

其三，薛瑄被问死刑，押赴市曹，他神色自若；在锦衣卫狱中，百般拷问，他始终不屈。

这些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方式，就是薛瑄学问得力的地方。

（所以说，学问不是大言欺人；学问不是口是心非；学问不是为虎作伥；学问不是奴颜婢膝；学问不是谄上欺下；学问不是吮痈舐痔；学问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学问不是霸占话语权而欺骗良善；学问更不是表演十足的奴才嘴脸……）

三、当时王振的专横也是非常过分的。

就说三杨作为一时的大臣、贤臣，在王振的专擅之下，他们都还要虚与委蛇，至于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列传第一百七十·儒林一《薛瑄传》可参看。

本文框架，依照明人王鏊《王文恪公笔记》中《薛瑄》一节。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