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2月

源自北日本海洋面的千岛寒流，很早地浸润了这座北半球的港口城市。

真理湾的码头早已停止忙碌，为期三个月的冬季封港使得这里的生活节奏有所缓和。百无聊赖的装卸工人正围坐在火炉边饮酒作乐；国营商店的华裔店员把临街的玻璃橱窗贴上颜色鲜艳的年画与对联——这是他们迎接新年的一种习俗。只有太平洋舰队的海军士官生，依旧在加紧维护舰载炮台，组织队伍进行日常的冬泳训练——尽管近几个月已经不会再有来自司令部的出海任务分配给他们。

货运总署的办公处是一栋典型的巴洛克式建筑——在湾区，这样风格的摩天大楼比比皆是：高耸雄伟，布局对称，点缀上古典主义的浮雕与作画，又充斥着许多工业元素。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些街道是不会被太阳的光辉所润泽的——这似乎已经成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所达成的的共识。

这里是卡尔·马克思城，过去曾被人们称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如今亦是远东规模最大的海滨城市——面积远超过远东的另外两座港口城市：东京和上海。GDP更是接近于这两个城市的总和——而这一切的发生，却仅仅用了不到20年的时间！战后的重建工作更是完美地令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整座城市的奇迹，彰显了计划经济制度的无比优越。

真理湾的货物吞吐量谈不上太大，欧陆各国很早就开始对共产国际控制下的地区施行禁运手段。依然同远东共和国存在着长期贸易往来的只有中华邦联和日本，以及奉行门罗主义的美洲各国。而日本于战后爆发的赤色革命，也使得邦联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对赤塔方面实施禁运的必要性。于是，经常能在湾区附近的洋面上看到的，只剩下飘扬着齿轮麦穗红旗的日本「劳山」级运输舰了。

已从警政学校毕业多年的李承泽，依旧很难改掉晨跑的习惯。

他是这座城市里并不罕见的华裔。

来到这里，已经是战后的事了。战前，他因为鼓动上海造船厂的工人走上街头罢工，以声援发生在首都武昌的学生抗议活动（史称「九·六运动」）而被老板赶出了厂子。自然地，不会有别处的工厂愿意接纳这样的「活跃分子」。于是，李承泽失业了。

那之后，他去了租界。在那里他拉过洋车，去法式餐厅的后厨给人扛过泔水桶，也曾在酷暑难耐的六月三伏天里，蹲在柏油马路边帮洋人擦着锃亮的皮鞋。回到老家宝丰，自然只能是奢望：他付不起如此昂贵的路费。就这样，吃了上顿没下顿地在租界混了一段日子。世界大战爆发时，隔着苏州河同避难的人群一起，给河岸另一头正同日本侵略军交战的邦联国民军士兵呐喊助威。又不知为何，稀里糊涂地，跟着战后远东共和国募工的队伍来到北方的这片苦寒之地——他也懒得去回忆那些细节。经历过短暂的公民学习班培训，填报职业意向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警察类治安专业——租界里英国警察手持柯尔特神气的样子，曾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入警测试并不难应付。很快，李承泽成为了一名治安巡警。由于其优异的综合评定，结业后他被分配到即将结束重建工作的卡尔·马克思城。其所属警署的办公处，位于露西亚岛国家生态公园的内部：这里保留有大片的阔叶林及湿地湖泊；总高共218米的铜制塑像——「列宁在1907」，坐落于海岛的正中央处。手持《火星报》的伊里奇同志，将深邃的目光投向遥远的西方，穿过整个西伯利亚，越过高耸的乌拉尔山脉，凝望着依旧在沙皇恐怖统治下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凝望着资产阶级飞扬拨扈着的柏林，巴黎和布鲁塞尔；身后是巨大的共产国际旗帜。当然——这样醒目的地标性建筑，也曾一度毁于世界大战的战火。

露西亚岛曾作为临时避难区，在战时聚集了大量城区内由于日军的狂轰滥炸而无家可归的人。市政府一直到战后的第二年才彻底完成了安置工作。

也正是在这里，李承泽第一次遇见了当时年仅12岁，无家可归的芙蕾米娅·塞维伦——她的父母，相继亡于战争的炮火与浓烟。